创建英特尔
1968年7月，在洛克的帮助下，摩尔和诺伊斯成立了英特尔公司。洛克做了32年的英特尔董事，从英特尔的成长中，洛克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洛克后来说：“我投资的所有公司中，只有英特尔是我唯一肯定会取得成功的公司，因为它的创始人是诺伊斯和摩尔。”
吸取了创办仙童的教训，诺伊斯与摩尔的这次筹资没有了回购条款。两位创始人以每股1美元的价格认购了24万5千股新公司的股票，洛克最初认购了1万股，后来又追加了30万美元。洛克任新公司董事长，诺伊斯任总裁，摩尔担任执行副总裁，仙童的霍奇森被请来担任董事。
最初投资中，有诺伊斯母校格林纳尔学院的30万美元。诺伊斯是校董会主席，股神巴菲特(Warren Buffet)也加入了格林纳尔董事会。巴菲特并没认购英特尔股票，他坚持只把资金投向自己熟悉的行业。格林纳尔学院赚翻了，不仅持有英特尔的原始股，还持有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的股票。至2000年，格林纳尔的基金由1968年的1200万美元增至10亿美元。
新公司还留出了10万股，以每股5美元的价格让主要员工认购。三人坚信，拥有公司股票，可以加强员工的忠诚度，也是为员工生产高风险、高回报的产品提供的激励机制。
新公司的名字，一开始叫NM(Noyce-Moore，诺伊斯－摩尔)电子公司。但这个名字的英文发音，和更多的噪音(Noise More)一样。反复商量后，两人决定采用诺伊斯女儿提议的“Integrated Electronics ——集成电子”的简称Intel作为新公司的名字。但律师查到有一家俄亥俄(Ohio)州的连锁酒店注册了Intel这个字号。诺伊斯和摩尔志在必得，他们用1万5千美元把Intel这一名字买了下来。
接下来，诺伊斯与摩尔开始招兵买马。仙童的业绩使他们具备了和肖克利一样的名声。最先加盟的是与诺伊斯、摩尔一起号称英特尔三驾马车的安迪·格鲁夫(Andy Grove)。格鲁夫的加入，对于英特尔影响深远。今后的日子里，格鲁夫力挽狂澜，以壮士断臂的坚毅和勇气，带领英特尔走出困境，成为全球芯片业的巨人。
诺伊斯和摩尔在新成立的英特尔门口
不久，另一位关键人物，CPU发明人特德·霍夫(Ted Hoff)加入了英特尔。在纽约读大学时，霍夫便取得了两项专利。毕业后，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全额奖学金资助的霍夫，因仰慕特曼教授大名，来到斯坦福攻读电子工程硕士和博士。1962年，霍夫取得博士学位，在斯坦福任助理研究员，霍夫对计算机技术有深入研究，当英特尔想雇有计算机技术背景的电子专家时，斯坦福向诺伊斯大力推荐霍夫。英特尔想找一位有经验的人，霍夫并不是首选。最后，因为IBM的一名工程师不愿离开纽约，霍夫才有机会。霍夫是英特尔的第12号员工。年轻的霍夫深谙计算机技术，这是英特尔其它人没有的。这一专长，为英特尔进入微处器芯片领域起到了关键作用。
1968年7月18日，英特尔在离肖克利公司旧址和仙童半导体不远处开业。这里原是联合碳化合物电子公司(Union Carbide Electronics )所在地，霍尼离开仙童后创办的多家公司之一。一年前，公司迁至圣地亚哥，这里成了英特尔的办公楼。
此时的半导体市场，已不是10年前创办仙童时的景象了。1968－1969年间，13家半导体公司在北加州创立，其中8家由前仙童员工创办。摩托罗拉、国家半导体、TI、仙童，垄断了大部分市场。英特尔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
在诺伊斯和摩尔眼里，英特尔要凭领先的技术，研制和生产高利润产品，靠技术而不是价格占领市场。经过对市场现状和前景的再三评估，他们将公司发展方向定为新兴的半导体存储器市场。也就是现在常见的电脑内存。
当时的大部分存储器是磁芯存储器，半导体存储器和磁芯存储器相比，优势极大。一是存储单元与外围电路能做在一块芯片上，使计算机的运算控制与存储器接口大为简化；二是读写速度比磁芯存储要快几个数量级；三是容量大。英特尔相信，半导体存储器必将代替磁芯存储器。诺伊斯甚至不惜亏本两年，也要全力研制出半导体存储器。
英特尔的三驾马车：格鲁夫、诺伊斯、摩尔
摩尔是英特尔的大脑。虽然他不是执行者，在细节上有时会力不从心，但他长于思考与谋略，善于把握技术趋势。1965年，他提出了著名的摩尔定律，准确预测了近半个世纪的集成电路发展趋势。摩尔性格温和，是诺伊斯与格鲁夫两位风格迥异的经理人间的润滑剂。
偏执狂格鲁夫，精通半导体工艺，执行力极强。他研发、生产一把抓，做事果断，不留情面，能有效地执行贯彻诺伊斯与摩尔的思路。诺伊斯不会说“不”，格鲁夫替他说了。有人说：“如果格鲁夫母亲碍着他了，他也会毫不留情地解雇她。”格鲁夫是极为罕见的将技术与管理完美结合的人。
英特尔在诺伊斯的经营下成了大型公司，摩尔使英特尔成了技术领先的公司，格鲁夫使英特尔成为高效公司。洛克说：“英特尔的成功，必须有诺伊斯、摩尔和格鲁夫，更需要他们的组合。”诺伊斯对仙童记忆犹新。在仙童的管理上，诺伊斯是反肖克利的；在英特尔的管理上，诺伊斯是反仙童的。诺伊斯摒弃了仙童来自东岸的官僚作风。董事长洛克，除了资本运作，不参与公司的生产经营。诺伊斯是CEO，他不独揽大权，公司内部由摩尔管理，研发和生产由格鲁夫负责。诺伊斯负责融资、谈判、开拓市场，作为公司精神领袖活跃在国内外。
诺伊斯说英特尔成立后的前三年，是他职业生涯中最愉快的日子。他频繁地出席技术评估、主持每周的高管会议以及每两周的产品设计会议、协助工程师们设计电路设计工具、面试应聘人员、还在各种技术和商务会议上发表演讲。诺伊斯与摩尔每周分别与员工共进一次午餐，每月与行业分析师会面一次。
1969年末，诺伊斯与洛克开始讨论英特尔上市的事了，两人打算让股价格停在20到30美元之间，这是大多数投资人能接受的价格。洛克与诺伊斯在1969年进行了第二轮融资，1970年进行了第三次融资。诺伊斯不停地与银行家、金融家、投资人接触，第二轮和第三轮的融资为英特尔带来了220万美元。
1969年，诺伊斯通过了飞行员资格考试。他为自己购买了一架神马单引擎飞机。飞行时，他非常小心，对飞机进行仔细检查，飞行前24小时内，滴酒不沾。飞行时，他异常谨慎。摩尔说：“每次坐他车的感觉都是惊心动魄的——他开车时从不留意安全。但开飞机时，他除了驾驶什么都不想。”
当时，有两种可行的存储芯片的制造方案，一种是场效应管（MOS）技术，一种是双极技术。为了在竞争中领先，他们决定成立两个研发组，一组采用场效应管技术，一组采用双极技术。
鲍恩负责的双极组先推出了64bit 的双极存储器：Intel-3101。3101是英特尔的第一个产品，全球第一块固态存储器。它的开发比想象的容易，生产也容易。德州仪器和仙童也生产出了他们自己的64比特存储器。英特尔的第一批产品装运后，公司的18名员工在咖啡厅聚会，聚会上有三名员工脚上绑着石膏，诺伊斯滑雪摔断了腿，另一名员工跳伞跌坏了脚踝。从中可以看出公司蓬勃的朝气。
英特尔生产3101不存在困难，但是无法可靠地将多个芯片封装好。在这一点上，MOS就好多了。MOS的制造很难。格鲁夫认为硅栅极比金属栅极更好。贝尔实验室的研究也表明，硅栅能降低污染，改善MOS的性能。但当时硅栅极工艺很不成熟。MOS小组很快推出了256比特的MOS存储器：Intel 1101。1101的容量是3101的4倍，是全球第一个大容量SRAM存储器。
3101和1101让英特尔成为业界的技术领先者，但是这两个存储器不仅容量小，而且不稳定，无法量产。1970年，英特尔推出了可以量产，价格能与磁芯存储器竞争的动态随机存取器(DRAM，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Intel 1103。这是一个里程碑，虽然容量只有 1kbit，还有很多缺陷，它的上市，标志着半导体存储器时代的到来，从此磁芯存储器退出了市场。1103是当时最领先的存储器芯片，但要获得市场，却非易事。
当时，磁芯存储器占有存储器市场十多年了，尽管有诸多缺点，但在设计、应用和市场上都已成熟了。半导体存储器优点很多，却是新生事物，不为大多数人接受。致命的是，1103虽然实现了量产，但质量很不稳定，不少芯片交货后会出现莫明奇妙的问题。不仅如此，1103存储器芯片还极不好用，用户在存储系统设计上需要三种不同电压。摩尔说过，1103是“人类制造的最不好用的芯片”。
另一个问题是设计问题。英特尔想到一个应急办法，卖芯片时，为用户提供一个存储器设计样板，让用户看着实例用1103芯片设计制造出适合自己计算机的存储器。这是不得已的办法，出乎意料的是，这一方案竟催生出英特尔在70年代最赚钱的部门：存储器系统部。
客户拿到英特尔的设计样板后发现，这正是自己要的东西，直接买下就行了。于是，买存储器芯片的用户，向英特尔直接购买存储器模块。本来英特尔只想研制生产高附加值的芯片。如果公司直接生产存储器模块，会降低毛利。最终诺伊斯亲自拍板：干！大张旗鼓地干。让世界知道，英特尔不仅有最好的存储器芯片，也有最好的存储器系统。
很快，公司成立了存储器事业部，负责存储器系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基于1103的存储器模块一推出，立即受到市场的热捧。到1971年底，除IBM之外，所有大型计算机公司都采用了基于1103的计算机内存。1972年，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的1103及其升级版本成为全球销量最大的芯片。1103使英特尔从初创走向成熟，成为半导体行业的新星。
尽管1103有很多缺陷，但它代表了一种真正的技术突破。如乔布斯所说，电灯泡刚发明时，人们不会抱怨其不够亮。加拿大贝尔公司的分支机构微系统国际(Microsystems International，MIL)想作1103的“第二供应商”。诺伊斯告诉MIL要想成为1103的第二供应商，必须支付专利费。MIL同意了诺伊斯的条件。支付给英特尔150万美元。英特尔向其提供了生产1103的所有技术细节、信息和许可证。英特尔派团队到渥太华帮助MIL建立了一套生产设备。如果MIL的工厂能够实现生产目标的话，MIL将再付50万美金。与MIL的交易是诺伊斯职业生涯中最成功的交易之一。
英特尔最具传奇性的产品是微处理器——即芯片上的计算机CPU。CPU是20世纪最重要的发明之一。计算机和智能电子设备的核心都是CPU。CPU非常赚钱，它让英特尔成了世界上最主要的半导体公司，计算机的普及使其风靡全球。
几乎每一位CPU的研发人员都记得自己的重要性，公司曾打算放弃它，认为它不是很重要。庆幸的是，英特尔没这样做。CPU主要研发人员曾半开玩笑地说CPU拥有500名发明者。在英特尔进行该项目的同时，仙童、IBM、Signetics、Four Phase， 以及美国无线电公司(RCA)也在做。1973年，英特尔申请了CPU专利，Microcomputer 公司于1970年申请了一般逻辑性设备的专利，德州仪器于1971年申请了与CPU类似的专利。
诺伊斯对CPU的开发和成功至关重要：他鼓励CPU的研发，奔走游说；他梦想着CPU的光辉未来，从公司到客户，他不知疲倦地宣传CPU。格鲁夫、霍夫、洛克都曾表示 “如果没有鲍伯的努力，CPU不可能有今天”。
1960年代末，日本一家计算器公司Busicom希望英特尔为其高端计算器设计并生产一套芯片。英特尔的计算机专家霍夫简化了芯片设计，降低了成本，并且只需修改存储器中的指令，就能实现不同功能。霍夫找到诺伊斯，说了他的想法。诺伊斯问了一些问题鼓励霍夫试一试。
不久，计算机终端公司(Computer Terminal Corporation ，CTC)也找到英特尔，希望能为他们的可编程计算机终端开发一款CPU。
不到一年，英特尔就生产出了历史上第一个4位CPU4004。随后，又开发了后续的8位处理器8008和8080。4004数字处理能力只有四位，每秒6万次的运算速度。它是现代计算机小型化的关键，此后由CPU担纲的计算机成了主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开发，今天，CPU和PC已成了平常百姓的日用品了。
2010年10月，CPU的共同发明人霍夫、法金、麦卓尔从奥巴马总统手中接过了美国国家技术创新奖章。
后来，英特尔与Busicom通过降价，让Busicom放弃了独占权。英特尔使有机会独占CPU市场。
霍夫认为，在1969和1970年，诺伊斯对CPU的激情感染了每一名高管。摩尔坚称，“霍夫认为是诺伊斯保障了该项目的成功，事实上，CPU是我们期望的下一代产品的范例”。格鲁夫一直想让CPU下马，销售部门觉得公司销售存储器芯片就足够了，没有时间销售CPU。英特尔预计的最好销售结果也只有每年2000套，不值得做下去。但诺伊斯坚持要上CPU。后来，人们说，没有诺伊斯的坚持，CPU很可能会取消。
1971年的春天和夏天，诺伊斯一直在为公司上市做准备。英特尔计划在秋季上市。1103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功，除IBM外，所有的主要计算机制造商都用了1103。这个消息使英特尔成为一个充满前途的新兴公司——投资人喜欢的公司。诺伊斯和洛克一直在为英特尔上市而努力。
针对《SEC规则》要求，英特尔取消了公司成立时制订的职工优先购股办法。英特尔制订了一项新的职工优先购股办法。根据1972年实施的方案，每名员工可以购买基本工资10％的公司股票，买价低于市价15％。这一职工优先购股方案后来成了高科技公司的职工优先购股方案标准。
1971年10月13日，英特尔上市，以每股23.5美元的价格发行了近30万股股票。股票发行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上市为英特尔筹集到将近700万美元的资金。这一天《花花公子》杂志也上市，当天，两公司的股价相差不多。一年后，《花花公子》的股价只有英特尔的一半。
诺伊斯和八人帮在工作中
1971年到1973年间，英特尔的股价长了3倍。诺伊斯的资产达到了1850万美元。1979年，公司利润为7800万美元，是1975年的四倍，1972年的40倍。1976年1月起，英特尔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存储器供应商。1979年5月，英特尔登上财富500强排行榜的第486位。到此为止，诺伊斯在公司成立时投入的每一美元的价值是600美元。他的24.5万美元的投资11年后为1亿4700万美元。
英特尔的技术创新，在半导体公司中遥遥领先。1982年的一则广告中，英特尔称在过去十年中主要微电子技术的22项技术突破中独占了16项。
1971年11月15日，公司上市后一个月，英特尔发布了CPU，广告宣传非常大胆，称“集成电子——芯片上的微型可编程计算机的新纪元”到来了。五千多人来信要求更多的CPU信息，这是英特尔产品发布经历过的最强烈的反响。
1974年，英特尔又推出了一款完全成熟的CPU8080。它的速度是4004的十倍，售价相同。8080很成功，一段时间里，英特尔用8080作为其电话的最后四位。
1969年加入英特尔营销团队的麦克·马库拉(Mike Markkula)回忆诺伊斯当时解决问题时说的：“鲍伯很坦率，他不掩饰自己产品的缺陷，或者寻找借口。他说：‘我知道问题在哪里。我们正在改进。改进后应该是这个样子……我们将竭尽所能满足你的要求——是的，都是我们的错。’如果你做到诚实和坦诚，客户很难继续对你大动肝火。”
英特尔初创期，诺伊斯是关键人物，他奠定了英特尔的公司文化，开创了没有墙壁的隔间办公室格局，取消了管理上的等级观念。“开始时你会有点不习惯”，诺伊斯承认，“周围都是嘈杂声，噼噼啪啪的打字声。但这强调了成功的自豪感，不是权力的虚荣。”诺伊斯推崇开会，公司各部门随时可以开会。公司专设了会议室，先到先用。这一阶段，诺伊斯经营公司的日常事务，和普通雇员一样，诺伊斯也在他的腰带上挂着有他名字的工作证。诺伊斯富有磁性的嗓音、合群的个性和随时挂在脸上的笑容使所有和他打交道的人感到轻松、自然。很快，诺伊斯就成了美国乃至全球半导体产业的代言人。
诺伊斯离开仙童后，同摩尔首先倡议以公司股权吸引人才，当时的英特尔有1/3的员工拥有股权。在英特尔带领下，其它高科技公司纷纷效仿，渐渐地，向员工发放股权成为硅谷高科技公司的普遍做法。之后，当高科技公司的股价在市场上高升时，股权成了硅谷人追求的目标。股权打破了阶级森严的公司制度，许多高科技公司发放股权是为了打破东岸公司的阶级制度。这一做法甚至影响了高科技界的老牌公司IBM。过去在IBM，只有管理层有这些权益，现在IBM向公司10％的员工发放股权。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大学经济学教授说：“股权代表了一次革命，年青人现在能做到以前许多做不到的事。”
1970年代末，诺伊斯开始游离于公司的日常经营之外，他活跃于国内外，成为整个半导体工业的代言人。这一时期，摩尔和格鲁夫开始主导英特尔的经营管理。
英特尔的成就毋庸置疑，它引领了第三次工业革命。这一切是和英特尔历史上几个重要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是：诺伊斯、摩尔、洛克、格鲁夫等人。英特尔创始人摩尔，在二十世纪末表示，35年前，整个半导体市场只有10亿美元。现在这只是英特尔一周的营业额。15年前，全球只有7000万台个人电脑。现在全球大约有10亿台。
英特尔成功后，超威（AMD）及其他企业纷纷成立，硅谷由此诞生。公司总部搬入圣克拉拉后，摩尔建议在公司的屋顶上加上“Intel Inside”招牌。摩尔说，这是相竞争者示威。让超威总裁杰瑞·桑德斯(Jerry Sanders)每次从圣何西机场驾机起飞时，都能看到英特尔的名字。更重要的是，硅谷从此一举超过了波士顿，掌控了美国高科技的主导权。
1983年，英特尔的销售额首次达到10亿美元，1985年达13亿美元。此时，已没人能搞清诺伊斯的个人财富了。
1974年，诺伊斯21年的婚姻结束了，他与伊丽莎白有4个孩子。诺伊斯曾和英特尔一位女工程师有过短暂的婚外恋。1975年，诺伊斯以典型的硅谷方式娶了英特尔人事部主任为妻。伊丽莎白获得了加州历史上最大的离婚财产转让，随即迁往缅因州。离婚使伊丽莎白成为英特尔的大股东，以至于有传言说她准备卖掉股票时，英特尔的股价会迅速下跌。
这时的诺伊斯已成了半导体工业的象征，美国历史和传奇的一部分，是硅谷可以和惠烈、普克并列的人物。
诺伊斯生性洒脱，豁达正直，充满了幻想。他从小喜欢冒险，在危险和刺激中缓解内心矛盾和生活压力。他热爱滑雪、滑翔、冲浪、赛车、飞行。
诺伊斯知道电脑将代替人们做越来越多的工作。他说“我们不会再给炉子添煤，开暖气。这些事情会由机器和电脑来完成。我越来越记不得人们的电话号码了，但我按一下按钮就会出现电话号码，并为我拨号。要把一些日常事务交给电脑来做，这样人就可以被解放出来去做电脑无法做的事情。”
为美国而战
1979年末，英特尔拥有的员工数是诺伊斯的家乡格林纳尔市人口的两倍。公司在7个国家拥有12个分支机构，销售办事处的数量是分支机构的两倍。公司的增长速度让诺伊斯、摩尔和格鲁夫对工作进行了调整。摩尔的总裁兼CEO的职位分开了。格鲁夫成为总裁，摩尔任CEO兼董事会主席，诺伊斯任董事会副主席。格鲁夫将与摩尔紧密合作负责公司的运行。董事会副主席的位置，说明诺伊斯的职业生涯中以英特尔为中心的阶段正式结束，大家都知道他对英特尔的贡献无人能及。
整个20世纪80年代，美国半导体行业在世界范围内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挑战来自于日本公司，诺伊斯领导美国半导体行业对此做出了反应。美国的其他行业已从低估日本的错误中经历过了痛苦的经历。“日本制造”一度是假冒伪劣的代名词，但二战后，日本培养出了很多世界级制造企业。1985年，日本钢铁业超过美国钢铁业，日本第一劝业银行成为世界第一。日本电视机将美国产品逐出了市场。美国与日本的贸易赤字达407亿美元，10年前的40倍。1980年代，68％的美国人认为日本是美国的最大威胁。
看到自己苦心经营的行业可能会走向死亡，诺伊斯异常愤怒。他不是种族主义者，但他对日本人的评价却多少有些种族主义色彩，也有些夸张。不仅是诺伊斯，很多人都有同感。1977年，诺伊斯、仙童总裁弗雷德·柯瑞根(Wilfred Corrigan)、超威总裁杰瑞·桑德斯、国家半导体总裁查理·斯波克，及摩托罗拉副总裁约翰·沃尔特(John Welty)决定通过合作共同抵制日本对美国半导体行业的威胁。他们中，3人曾经一起在仙童工作过，5人认识超过10年。
他们决定成立半导体行业协会(SIA)， 致力于行业合作和创新及相应的管理方案，SIA的宗旨是：“减缓日本政府对其半导体行业提供支持，加快美国政府对本国半导体行业的支持。”两国政府在对待本国半导体行业的政策大相径庭。美国政府对半导体行业的发展是自由放任；日本政府则积极支持本国半导体行业的发展。
日本和美国的政策不同，原于两国半导体行业的结构差异。1980年代，硅谷的公司只是独立制造商，它们为终端用户生产芯片而不是为自己生产。公司通过风险投资创始，依赖于持续的技术创新和大规模生产，政府是公司的大客户。日本的半导体产业由六家巨型电子公司：日本电器、富士通、日立、东芝、三菱电机、和冲电气组成，它们直接从政府得到协助，来提高日本高科技行业的技术。这些公司不仅生产芯片，还生产电子设备。1979年，这些公司的年营业收入中只有7％来自半导体的销售。日本政府除了为这些半导体公司提供优惠外，还限制国外的竞争对手，组织国家级研究项目并提供补贴，让有天赋的学生进入这些领域。另一方面，日本政府还暗示日本银行界为这些公司提供贷款。
针对两国公司在获得资金上的巨大差异，美国SIA进行了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游说。1978年2月，SIA董事会主席诺伊斯前往华盛顿，代表该协会在联邦参院商业委员会作证，呼吁降低资本所得税税率，1978年，该税率是49％。也就是说一半的资本所得将付给政府，这就降低了风险投资的积极性，与日本比，美国高科技公司在获得资金方面处于劣势。
诺伊斯的努力得到了回应。1978年底，卡特政府决定将资本所得税税率降低至28％。还让养老金也能进行风险投资。18个月后，每年流入专业风险投资公司的资金从当初的5000万美元上升到接近10亿美元。
日本半导体业的崛起，使美国半导体业受到了巨大打击，1982年，英特尔解雇了2000名员工，还让IBM以2.5亿美元购买了英特尔12％的债券。其他公司也在困境中挣扎。1981年，AMD的净收益下降了2/3，国家半导体从年赢利5.2千万美元到亏损1.1千万美元。
美国半导体业处境越来越糟糕。尽管日本开始接受外商的销售：但销售到日本的外国芯片中，美国生产的不足10％。在其他出口市场中，美国的设备占1/3。日本生产的半导体设备在全球市场的份额在继续增加，1985年，人们认为不可能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日本在全球半导体市场的份额超过了美国。
诺伊斯估计，1984年到1986年，美国半导体行业的收入损失了20亿美元并失去了2.7万个工作，硅谷中13％的与电子相关的工作消失了。让美国人感到耻辱的是，日本电子巨头富士通准备收购硅谷半导体公司的老祖宗——仙童半导体的80％的股份。当时，有报纸悲痛地写道：“这笔交易通过一条消息在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很落后了，重要的是我们该如何对此做出应对。”包括诺伊斯在内的行业领导人物进行了一次会面，讨论如何应对这笔交易，考虑到反托拉斯法案，他们决定不反对收购。
1985年，英特尔宣布放弃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业务，这是令人震惊的事件。洛克决定通过投票来放弃存储器业务，让英特尔将注意力集中在CPU上，他回忆说：“这是我成为英特尔董事会成员以来，所做的最痛苦的决定。”诺伊斯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到1980年代末，美国7/9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生产商放弃了该业务。
1986年，英特尔上市以来，第一次亏损，英特尔损失了1.73亿美元。AMD宣布这是公司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一年，亏损了3.7千万美元，国家半导体损失了1.43亿美元。削减了28％——7200个工作岗位，英特尔和美国半导体业困难重重。
不仅是美国半导体行业处于困境，其他行业日子也不好过。诺伊斯认为美国进入了“帝国的衰落”过程。联邦政府的赤字达到创纪录的水平，美国人的低储蓄和高消费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进口远超出口。数学和科学专业的学生每年都在下降。诺伊斯问记者：“你能想得出现在的美国在哪方面还没有处于落后的位置上吗？又有哪一个市场份额在增加？我们处在绞刑架上。”他说，硅谷有一天可能成为废墟。
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认为对日本人带来的威胁的回应应该是提高供给，降低政策负担以及资本所得税率；建立长期投资激励机制；增加政府支出，一般是军费支出。民主党则认为里根刺激经济的传统方式是无效的。共和党提高供给的努力导致美国出现了新问题，他们说：财政赤字推动利率上浮，美元升值，导致国外厂商更容易在世界市场和美国市场，抛售其产品。
有关产业政策的辩论，资金不是唯一问题。问题是美国认为自己是自由市场及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堡垒。美国真的需要让政府更多介入产业吗？选举人真的认为华盛顿官员有权去对美国经济进行“适当的”关注吗？另一方面，倡议产业政策的人称自由放任思想很空洞，美国早就有产业政策了，这种政策由国防部决定。多年来，联邦政府以防卫合约，给很多行业的研发提供支持。
1983年，联邦政府购买的美国产品中，一半以上的飞行器、收音机和电视通讯设备、1/4的工程和科技设备，以及1/3的真空管用在军事上。提倡产业政策的人说：“日本的产业政策是为了经济防卫，美国的产业政策是为了自己及自由世界的防卫，它早被国防部执行了。”
加州州长杰里·布朗(Jerry Brown)成立了加利福尼亚工业创新委员会，他本人担任主席。斯波克和乔布斯是委员会委员。布朗的委员会认为：“我们先前针对重工业和廉价能源所制定的经济政策目标已不适合当前国家出现的经济萧条、激烈的国际竞争以及大量涌现的对能源进行开发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时代……我们必须寻求一种新的围绕着资源效率为重心的信息技术和创新的‘后工业’经济。”
SIA 需要考虑半导体行业作为美国自食其力、自力更生的个人主义声誉的最后堡垒，这是美国的传统价值观。但美国与日本相反。一篇新闻报道将美国的产业问题归结为与日本的文化差异：“一个是移民国家，一个是由孤立主义者组成的纯种社会；一个崇尚冒险、创新和争论，另一个崇尚安全、遵从与和谐。”
1985年6月，SIA 发起了两个运动：打开日本市场；结束日本公司以低于成本价倾销芯片。1985到19686年间，SIA 派了大量高管去华盛顿游说。他们给华盛顿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一向对政府不屑一顾的人，愿意抛开个人的颜面为行业的发展积极奔走。日本事务法律顾问普雷斯托维茨(Prestowitz)写道：“让这些人到华盛顿来并非易事。他们通常出身卑微甚至非常贫穷，但他们通过创新、灵感和努力取得成功，创立了这个打开21世纪大门的行业。他们单枪匹马，在没有政府任何帮助、有时甚至受到政府阻挠的情况下，成就了自己的事业。”
这些“身先士卒的人”中，最突出的就是诺伊斯。《哈佛商业报道》写道，“他是电子世界的一个传奇”。华盛顿的认可为诺伊斯进入政界奠定了基础。正如普雷斯托维茨所说：“诺伊斯属于我们，如果有人帮他，他完全可以进入这个圈子。”诺伊斯具备游说取得成功的时间、自信、政治头脑和声望。他指出了自己如此有效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很富有。诺伊斯有将近一半的时间在华盛顿特区度过，并在国会进行过多次作证。
演讲中的诺伊斯
诺伊斯反复强调半导体行业与即将来临的信息经济的关联。他告诉商务部，“美国有一半的劳动力面临的将是如何应付信息而不是商品”，半导体行业是“新信息时代的基础”。他预言新信息技术将大大改善工作效率，“甚至超过在上个世纪机器对手工劳动产出的改变程度”。
诺伊斯和SIA还阐述了另一个观点：美国半导体行业的削弱将对国家安全带来重大风险。超级武器技术依赖超级电子技术，超级电子技术依赖最新的半导体技术。如果美国的半导体业不能够站在技术最前沿，美国军方在关键电子部件上将被迫使用外国产品。这种国外货源在战争中很可能会枯竭，他们还可能同时向美国和苏联提供设备供应。这是以牺牲国家安全为代价，将技术转让给自己最危险的对手。
1986年春，SIA 的努力有了结果。经过一年调查，国际贸易协会(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认定日本公司在美国销售的EPROM价格低于成本。8月，里根总统签署了美日半导体协议(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Semiconductor Agreement)，该协议要求日本开放半导体市场，并保证五年内，让国外公司获得20％的市场份额。该协议要求日本政府控制芯片倾销，通过强制措施要求日本在美国及世界其他地方销售的芯片采取公正的市场价。这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抵制其军事盟友，也是第一次将政府权限渗透到私人企业中。几个月后，联邦政府因为日本违反协议，决定向从日本进口的价值3亿美元的芯片征收100％的惩罚性关税，这是二战以来美国第一次对盟友实施惩罚措施。
1989年中，SIA 在8个电子业贸易组织中最有效，因为SIA的“目的明确”并有“富有建设性的议题”。半导体业对华盛顿的进一步影响表现在富士通收购仙童的提案上。1987年，该交易没拍板时，商务部部长鲍特里奇(Malcolm Baldridge)和其他几名议员公开表示出于安全的考虑，建议国会否决该交易。仙童的母公司斯伦贝(Schlumberger)公司总裁向其美国竞争对手，包括诺伊斯提起诉讼，控告他们诱导政府做出反对意见，诺伊斯公开表示收购是一笔“令人恶心的交易”，但他坚持自己从来没有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五角大楼或者商务部。在富士通宣称由于“政治上的争议”而撤销收购请求时，斯波克收购了该公司。
1987年中期，一些美国半导体公司开始赢利了。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诺伊斯和SIA为之努力的贸易协定和制裁。1990年代初，随着个人电脑的迅速增长，美国公司将更多注意力集中在设计密集型产品上。日本存储器生产商的强劲势头迫使美国公司离开利润和制造能力薄弱的存储器市场，转向利润更加丰厚，需求不断增加的设计密集型产品市场。韩国等国家也开始进入商业存储器业务，加剧了市场竞争。
在诺伊斯代表半导体行业奔走游说时，他的思维已超出了自己的行业，他将思维延伸到美国经济的高科技基础。他说：“经济学和社会学是定义思想家解决问题以及企业家获得资本的图书馆。个人所扮演的角色可以是思想家或寓言家、科学家或工程师、企业家或倡议人，这不应该受到限制。然而这种角色只有在有益的社会环境中才能够实现。”
1985年，诺伊斯在写给盖尔教授的信中指出：“我现在用更多的时间思考美国正在经历的经济萧条的原因。我想我现在知道原因了。美国放任学前班到高中教育的落伍，允许大学减少科学和工程课程，并允许移民法迫使外国学生毕业后离开美国，这样丧失了很多人才。美国人‘重视消费，轻视储蓄’的理念导致了一场灾难。我们国家的储蓄率在所有工业化国家中最糟，我们的公司对资金如饥似渴，我们的贸易赤字是天文数字，而我们的贸易伙伴正在购买我们国家的资产。”
诺伊斯认为振兴美国经济，必须鼓励投资，资本所得税应该全面下降。诺伊斯倾向于用消费税代替所得税。他说自己宁愿被别人指责为老古董，也要鼓励美国返回到使他取得成功的“第一原则”中：“努力工作，存钱，接受教育，继续努力”。
1984年，诺伊斯和鲍尔斯随英特尔代表团访问了中国，中国总理赵紫阳接见了诺伊斯，他被问及在中国开发计算机和半导体的想法，他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授予荣誉教授称号。他们还与一个计算机用户小组成员会面，讨论了生产和技术趋势。
1980年代以来，诺伊斯的名字常常出现在《商业周刊》、《经济学家》、《福布斯》、《国家地理杂志》、《纽约时报》、《时代》、《华尔街日报》以及其他与电子业相关的报纸杂志上。诺伊斯的故事是硅谷及高科技产业神话的缩影。
1988年夏天，诺伊斯决定结束他的隐居生活，离开加利福尼亚，担任美国半导体厂商协会（Sematech） CEO。半导体厂商协会是由政府资助的研究团体，位于德州首府奥斯汀。这是一个由半导体工业协会支持的半导体产业联盟。它的目标是为保证美国半导体厂商在全球半导体行业中的领先地位。它有两个目标：一是让英特尔这样的公司不断提高芯片制造水平；二是帮助美国芯片设备供应商击败日本厂商。
半导体研发联盟由14家半导体公司联合组成，每年从国防部得到1亿美元经费。它似乎不合诺伊斯的口味。在过去的职业生涯中，他始终反对让自己的公司承担由国防部资助的研究项目，但半导体厂商协会属于此列。他曾质疑所有官僚机构，但没有比一个由十多个企业和一个政府机构联合控制的机构更官僚了。
诺伊斯对于创建企业团队和文化怀着极大的热情，而半导体厂商协会是一个代理人队伍，为半导体厂商协会工作的人来自不同公司，他们每人仅为半导体厂商协会工作两年。合作研究是半导体厂商协会得以运行的驱动力，而诺伊斯怀疑半导体公司间的合作研究是否可行，1980年他在国会作证时曾这样表述他的观点：“高科技创新不是由委员会的决定孕育的。个人主义非合作才是美国的传统，大多数美国的半导体公司都有自己的企业文化，他们认为自己做任何事都比别人做的好。”
半导体厂商协会刚成立，就险象环生。它没有强有力的领导。负责物色CEO的诺伊斯，最后只好自己当了CEO。当时，他刚准备从英特尔退休。1988年起，美国国防部和多个民间企业一起每年资助半导体厂商协会一亿美元。诺伊斯在半导体厂商协会的工作非常出色。正因为诺伊斯，对半导体厂商协会的第一笔投资才有了着落。
1990年5月，诺伊斯在硅谷发表了一个关于半导体厂商协会的演讲。那是他生前最后一次演讲。乔布斯想让未婚妻见见诺伊斯，当他得知诺伊斯要来硅谷时，就邀请他到家里共进晚餐。三人一直聊到第二天凌晨。随后诺伊斯飞回了奥斯汀。
美国传奇
1990年6月3日星期天上午，在出席一次商业会议之前，诺伊斯像平常一样游完泳后躺了一会儿。此时，剧烈的心脏病在他睡着时发作了，夺走了他的生命。享年62岁。诺伊斯的去世震惊了全球半导体行业。
1000多人参加了在奥斯汀举行的诺伊斯的追悼会。在日本，数百人自发举行仪式，缅怀他的成就。在圣何西，2000多人参加了他哥哥盖洛德发起的悼念仪式。硅谷将6月的最后一天定为官方的“鲍伯·诺伊斯日”。
与基尔比一起获国家技术奖
老布什总统致电诺伊斯的第二任妻子鲍尔斯(Ann Bowers)，以个人身份表达了哀悼之情。24名国会议员在国会议事录上写下了他们对诺伊斯的追忆。国防部长切尼称他为国宝。白宫科学顾问Ｄ·阿伦布罗姆莱称，“在世界范围内，他是这代人中少有的能当得起‘天才’这个称号的人”。世界各地的报纸发来的唁电中都称他为电子工业里最有权威的人，他对于发起工业革命和改变整个20世纪功不可没。
《圣何西信使报》(San Jose Mercury)刊发了四整页的特别版面，上面是读者对诺伊斯的追忆和赞誉，其中包括管理他支票替他办理购买飞机业务的银行出纳，他最亲密的人——鲍尔斯、摩尔、盖尔。苹果公司对诺伊斯的评语如下：“他是硅谷的伟人之一，在所有事情上，他是我们的榜样，他点燃了我们的激情。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发明家，一位了不起的改革者，一位了不起的企业家。”
格林纳尔学院将它的科学中心和计算机科学奖以诺伊斯命名。英特尔总部大楼也被命名为诺伊斯大楼，并以他的名字设立了三个大学奖学金。美国电子工程学会（IEEE）有一个诺伊斯奖章，奖励那些对微电子产业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圣何西的科技创新博物馆里有一座诺伊斯大楼。国家科学基金40周年座谈会以纪念他为主题，并在2002年启动了诺伊斯奖学金项目以“鼓励那些在自然科学、技术、工程学和数学专业有天分的学生成为初、中级教育中的数学和自然科学教师”。
里根总统在1987年授予了诺伊斯国家科技勋章。两年后，老布什总统引荐他进入了美国商业名人堂。1990年2月，诺伊斯和基尔比分享了工程界的诺贝尔奖——第一届查尔·斯塔克·德瑞普奖章(Charles Stark Draper)。5月10号，诺伊斯和基尔比，还有晶体管的发明者巴丁、等人在专利法(The Patent Act)200周年庆典上一起获得了“终身成就奖”。诺伊斯是美国科学院、美国工程院、美国艺术和科学院的三院院士，美国国际竞争力总统顾问委员会委员。
诺伊斯的影响是无法用建筑、奖章、荣誉、甚至他的发明来衡量的，也无法用他获得的财富来衡量，更无法用股票价格或市场份额来衡量。它不能刻在硅片上，不能印在芯片上。一个非官方的硅谷家谱将诺伊斯置于接近顶端的位置。在高科技领域里诺伊斯的影响无处不在，他的理念是美国高科技产业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畏风险，任何想法都有可能实现，好奇心和兴趣比守旧和稳妥更有前途，除非能全力以赴否则就什么都别做。他的想象力深深地植根于硅谷，他的精神潜移默化着一代又一代的硅谷人，每当一个新的高科技公司在硅谷上市，你都能从它的创始人身上中看到来自诺伊斯的创业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