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三道四（40）疫情期间我在北美
2019年9月7日，我们老俩口离开武汉，到北京乘国航飞往美国，9月8日安全抵达纽瓦克机场。小女儿给我们预定的返程机票是2020年3月19日回武汉。后来因武汉爆发疫情，机票被取消。当时纽约和温莎都没有发生疫情。住在加拿大温莎的大女儿，让我们去她们那里玩几天，于是我们于2月29日从纽约肯尼迪机场飞底特律，过底特律河就到了温莎大女儿家。没想到，我们刚离开小女儿家，纽约也爆发疫情了。接着，加拿大也开始有疫情了。我们回不了武汉，也回不了纽约。
只好先在温莎住下来再说。然而， 不管在美国，还是在加拿大，总是心系武汉。
好在现代通讯发达，从武汉封城到解封，几乎每天都要与在武汉的亲朋好友视频，非常庆幸他们家家安好，个个健康，非常时期都挺过来了!但，我的电脑却中了病毒，死机了，完全打不开了，上不了网，进不“城”（北美文学城），只有每天看手机，在微信各群中进出。
我一辈子生活在学校，有读书时的学友群、有教书时的同事群和任教的班级群、还有亲朋好友群。
有一天，我被学生拉入一个一百多人的大群，进去一看，都是不认识的人。在翻看成员名单时，发现了一个非常熟悉的名字“胡发云”。是那位年轻时就认识的老朋友吗？
胡发云现在是著名作家，他的一部《如焉》生动再现了“文革十年”的人生百态，从文学意义上看，也许《如焉》还不十分完美，但这一部长篇小说，看似并无太多特别之处的“言情”故事背后，凝聚了胡发云对于两代中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深邃思考，使《如焉》的思想深度超越其文本本身，触动了众多读者的内心。著名评论家胡平说，2010年10月，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了武汉作家胡发云 的长篇小说《如焉》。这本书的出版称得上当代中国文坛的一件大事。著名作家、《往事并不如烟》的作者章诒和对这本书评价极高。她说：“六朝无文，惟陶渊明《归去来辞》而已；当代无文，惟胡发云《如焉》而已。”
我和胡发云相识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家住武昌千家街，就在华中师大一附中大门旁边一栋宿舍楼里。那时，青年作家胡发云应他的朋友、青年作家董宏猷的邀请，到我们学校给爱好写作的学生讲创作经验。那几年，来讲课的还有剧作家沈虹光，军旅诗人雷子明，著名报告文学作家祖慰，青年作家、湖北大学中文系涂怀呈老师，电影《武当》剧作家谢文礼等。他们都是朝气勃勃、奋发有为、敢想敢说、能说会写、特别勤奋的年轻人，深受学生欢迎。
1990年，我举家南下，调到海南农垦中学以后，渐渐与他们联系少了。
世事难料啊！没有想到，2010年11月胡发云来美国新泽西讲学，我看到消息报道后，赶到他讲学的会场，与他见面，听他畅谈《如焉》的创作体会，深受教益。
真没有想到，2020年疫情期间，又是在新泽西与胡发云在网络上相遇。我们立即互加微信私聊。“一晃十年，意外相见。难得难得！”他说。他深爱自己的故乡武汉，无论在哪里，春节前一定要赶回去与亲人一起过年。可是，今年因为疫情，被隔在瑞士了。当时，瑞士和新泽西都没有疫情。我们聊武汉疫情，谈我们认识的在美国的朋友的事业。我们相信“我们都好，应该可以看到不远的未来更美好！”
疫情期间，居家自我隔离。方方日记是每天必读的。
早在1983年12月20日，湖北大学中文系的作家涂怀呈老师，来我们学校给爱好写作 的学生讲课时，对同学们说：“本来今天已经约好请青年作家方方来讲课的，因她去北京开会了，以后再请她来吧！”没有想到，这一次“以后”，涂老师被《中国教育报》借调到北京去工作了。方方“以后”也没有来我们学校讲课了。不曾想，几十年以后，竟然天天在微信上读到她的日记。
《方方日记》写了什么，怎么写的，微信上各种评论等等，无须赘言。
只记得，大约是二月初吧，有一天在微信中怎么都找不到《方方日记》了。我的高中同学告诉我：“方方是我清华同学的妹妹，善良正直敢说敢当。著名作家、原湖北省作协主席。‘二湘的七维空间’有很多她的作品。”并告诉我怎么操作才能进入该空间。从那以后，一天不落地每天可以看到她的日记。也是从那以后，经常在同学的微信中看到关于方方的信息，得以比较全面地了解方方。
《方方日记》已经在海外出版。批判者说她是汉奸，她的日记是给敌对势力递刀子。力挺她的说，日记是人民的声音，说出了很多人想说的话，并提出了很多人想问的问题。
《方方日记》写的是武汉封城期间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深受大家的喜爱与关注。方方还告诉我们，“在生活中，尤其在中国，太多人不懂常识，他们喜欢用政治概念来替代常识。”这不由得让我想起来了人大教授周孝正先生，他曾经转述中央党校部级干部进修班一位学员的发言：“绝不要低估了干部的腐败程度，绝不要低估了民众的愚昧程度，绝不要低估了知识分子出卖良心的堕落程度！”
方方写的武汉疫情日记，如同她的获奖长篇小说《软埋》一样，再次激起极左们的围攻。方方几年前的回击，说得太好了！
“我的写作，一向关注社会进程中作为个体的人的命运。有读者一定要肢解小说，并恶意解读其内容，以夸张的方式，向诸多不读作品的人们传达错误信息，这是他们自己的问题。”“想知道我为什么‘不倒’吗？”方方2014年5月23日再次反击写道：“我身后当然有大背景！而且是巨大的背景！他的名字叫常识。但是常识，这正是你和你的极左伙伴们所缺少的。”
其实，极左们不仅缺少常识，而且都有“健忘症”。
1962年8月，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预备会议在北京召开。康生在这次会议上，指小说《刘志丹》是用来为高岗翻案。同年9月24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康生在会议上，给毛泽东递了一张纸条，那上面写的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念了这张纸条后，又说“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因为毛当时强调阶级斗争，希望利用《刘志丹》打开突破口，对老干部进行清算。后来，在康生策划下，十中全会决定成立专案委员会，由康生出任主任，对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进行审查。
八届十中全会在激烈批判习仲勋“利用小说反党”的同时，也指示中宣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集中搜集一批反党文艺作品迅速上报，一时形成了会内会外到处抓“反党小说”的浪潮。中国作协党组也不例外地进行刊物杂志检查，并决定把一批“毒草小说”报到中央全会，其中包括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的短篇小说《访旧》和《月夜清歌》。中宣部还根据康生的指令，追查习仲勋曾批示“同意发表”，刊载于1962年《红旗飘飘》第17期王超北的革命回忆录《古城斗胡骑》。康生说，回忆录所写的地下党机关，实际是国民党特务机关。会外即提出这是习仲勋“利用写回忆录进行反党活动”的又一严重事件。
对《刘志丹》小说和习仲勋的专案审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也未结束。1965年春，党中央决定将彭德怀、习仲勋两个专案委员会合并，统一工作。同时决定成立西北调查组，机构设在西北局机关，对外称中央组织部调查组，由西北局一位副书记任组长。调查组集中调查核实习仲勋所谓的“反党活动”。同时，陕西省委和甘肃省委也相应成立调查组，协助工作。这个调查组工作了一年多时间，于1966年6月撤回北京。撤离之前，调查组就习仲勋专案问题，向西北局书记处作了汇报，提出了极为错误的意见。调查组认为：习仲勋在西北地区执行了投降主义的路线，对资产阶级上层人士搞“投降合作，取消阶级斗争”。编造出习仲勋在高岗死后没有停止活动，要做高的忠臣，与台湾陈建中有联系等莫须有罪名。甚至提出了习仲勋不仅是反党集团的头子，而且是一个反革命分子，应该依法惩处的意见。（刘澜涛写的一份材料，1967年12月1日。）这些意见虽然未被中央所采纳，但是，却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康生伙同林彪、“四人帮”对被审查的人进行了更严重的摧残，并且使更多的人受到株连。“因此而受迫害的党政军领导干部有三百多人，受害的一般干部和群众就更多了。
习仲勋同志平反恢复工作后说：“我长久以来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怎样保护不同意见。从党的历史看，不同意见惹起的灾祸太大了!‘反党联盟’、‘反革命集团’、‘右倾投降’、‘左倾投机’等等，我经历过的总有几十起、上百起，但最后查清楚，绝大多数是提了一些不同意见，属于思想问题，有不少意见还是正确的。我们对党的领导人，应当热情拥护，对党的方针、政策应当坚决执行，但是对领导人的主张，对党的方针、政策，不是不可以提出不同意见。因此，我想，是否可以制定一个《不同意见保护法》，规定什么情况下允许提出不同意见，即使提的意见是错误的，也不应该受处罚。习仲勋说：“我的意见是，任何人都应当有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不只是人民代表，人民代表才有几个?也不只是在各种会议上，平时说几句不同意见就犯了罪了?”
借用一句成语结束本文吧：“今君虽终，言犹在耳。”（《左传·文公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