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初爸爸从下放的农村回城，一时没有地方住，他们单位安排我们全家住到了湖南省第三招待所。说是作为过渡，可是一住就是多年。招待所有一前一后两栋三层的筒子楼，前面一栋临街，是当时长沙最繁华的五一路，我们住后面这栋。两栋之间有块不大不小的空地，有时同学来了，可以在那里玩玩跳房子的游戏。我们住二层，分配了隔着过道相对的两间房子给我们家。筒子楼长长的过道永远是暗暗的，过道顶上悬挂着几盏5瓦的电灯泡，不分昼夜常年发出暗淡的光。最尽头是大间的公共水房公共厨房和公共厕所。公共厨房在公共水房的旁边，八九户人家，各占居一小块地盘，放上自家的炉子，案板，就成了自己家的开放厨房了。二层被文艺单位长期租下，住的都是文艺口陆续下放回城的人，有话剧团编剧演戏的，有木偶剧团的，有美协画画的，有作协的作家诗人们。一层和三层，招待所正常营业，住的是来来往往的旅客。
那是些很闷的日子，学校里很闷，大人们很闷，小孩们就自己找乐子玩。去木偶剧团地下室的库房，看那些横七竖八乱扔在地上的木偶；偷偷溜进话剧团演出的后台，帮忙拉大幕；给画画的当着装模特，帮搞版画的复制版画。到了晚上，一群小孩跑到三楼，当水房里挤满了洗漱客人的时候，把水房的灯关了，再溜回楼梯下，听呀呀的惊叹声，听黑暗中发生的碰撞声。
招待所的隔壁是湖南剧院，好不容易上演了故事片《火红的年代》，一点也不好看。可耐不住闷，就一遍遍地看，也没有钱买票呀，就站在门口，电影开场过了半钟头，收票看门的就放人进了。
还是在湖南剧院，有时候会搞长达几个星期的文艺调演，湖南省各地的文艺团体集中到这里汇报演出。爸爸的单位会发票，大人们也不去看，常常是，我自己拿一张票去看一晚上。湖南剧院前几排中间的座位，是超大号的，一个十岁的孩子坐上去，还占不到座位的二分之一。那个年代，不管是唱歌还是跳舞，都是千篇一律，乏味得很。可是我总以一种不小的耐心等待着，希望下一个节目会好看，可是等呀等，等到终场，也没有等到一个喜欢的。
湖南剧院的隔壁是湘绣大楼，卖一些湘绣瓷器等工艺品，放学后常常愿意绕点远路，穿过湘绣大楼回家，记得对湘绣没有什么特别的喜欢，倒是瓷器很吸引我，各种器皿的形状，还有上面的花纹，都会让我居足良久。
如果走小巷回家，会经过一家小小的南食铺，在那里5分钱可以买一包甜姜。还会经过一家玻璃店。一个春天的下午，小店运来了很多大块的玻璃，厚厚的一摞摞的，用草绳十字交叉的捆着，斜靠在当街的墙上。那个春天的下午，借着明媚的阳光，我第一次在玻璃里看到了自己的全身影像，好像看到一个陌生人，很是吃惊，站在玻璃前看了好一会。一个女孩子，长到十多岁，才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全身影像，说来让人难以置信。唯一的解释，我现在想，只能说那是我第一次注意到自己。
住在招待所有一个优惠，可以去招待所的公共浴池洗澡，不过是凭票的，发下来的澡票很珍贵，一家就那么有限的几张。在一个可以洗澡的日子——不是天天都可以洗的，还是因为闷，我画起了澡票。画完就放下玩别的去了。妈妈不知晓，拿着我画的就去洗澡去了。等她洗完回来，我告诉她，她用了我画的假票，妈妈听了好紧张，拿张真票拽着我就去澡堂，跟收票的说明原因要换回假票。可怜那位收票的，在汽油灯下，一张张检查，一遍又一遍，就是辨认不出那张假票来，忙活了半天，不耐烦地说，回去回去，没有假票。我怎么就画得那么像呢，都真假难辨了，这又是一件让自己吃了一惊的事。
家住招待所的时候，奶奶还是可以走动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她越来越害怕摔倒，越来越不敢一个人上街。奶奶有几次恳求我：扶我出去走一走好不好？一起去五一路书店，你喜欢什么书我给你买，好不好？想着扶着奶奶一步一挪地慢慢走，一个来回要耽误我多少玩耍的时间，就一点不含糊地推脱了。其实她这个请求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她知道这是最能打动我的一个提议，可是我都没有动心。后来她就不再提出去走走的要求了。慢慢地就走不动了，最后瘫痪在床多年。在我懂事以后的岁月我一直愧疚地想，如果我每天扶奶奶走一走，哪怕几分钟，她就不至于瘫痪在床，她就会有一个好一些的晚年。我相信这都是我的错。这是我一生中最后悔而又永远不能挽回的一件事。
（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