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稀记得我上学前是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年代。那时候母亲还能参加集体劳动。二弟弟已经出生，虽然孩子多，家里的日子还算过得下去。
村里办起了大食堂，都得按时按人去大食堂里领饭, 各家不允许做饭。到了吃饭的时候，各家各户都拐着篓子提着瓦罐，呼呼啦啦地去领回烀得热乎乎的地瓜和切成块儿的玉米面饼子，打回挺好喝的玉米面粥。记得冬天为了给饭保暖，父亲还特地做了一个大木头食盒去领饭。赶上过节，还能按人头领回白面大馒头。我不舍得一口气把白面大馒头吃完，就放在大姐给我准备上学用的红黄乱花斜纹布的书包里，搁在大衣柜中格里慢慢吃。吃的时候还不忘叫母亲咬上一口，“真孝顺！”得到母亲的夸奖乐得我屁颠儿屁颠儿的。
大姐给我的这个书包三姐也很喜欢。不记得她那时用的是啥样书包。有一次，她偷偷拿走装上她的书本背着上学去了。等我发现后，硬是跟她要，母亲也帮我说话，逼得三姐只好还给了我。想想我那时是不是挺霸道的哈？何必呢，就让她用几天呗！三姐已经先走了，没法道歉了。
大食堂设在村东北头大书坊（小时候我们管学校叫书坊）的两栋南屋里。炊事员都是自己村的社员。过年还组织全村社员大会餐，我也参加了。好像那时候的人都特别单纯，大家都觉得真得离共产主义不远了。
那也是大炼钢铁的年代。大伙儿到处捡废铁烂铜上交，捡不到了就在自己家里打主意。老师在学校给学生们布置上交任务, 大姐回到家翻箱倒柜寻找铜铁物件。中间带正方形小孔的铜钱，无孔发红的铜字（也是流通过的钱），舀饭的铜勺、锅铲，洗脸用的铜盆都上交了，就连衣柜上的开关门的铜饰件，拽着抽拉抽屉的铜饰件，统统卸了，换上了布条代替。那时候母亲也紧跟时代步伐，好像一点儿也没难过地加以阻拦，任凭父亲和姐姐们捣鼓。还有母亲的银手镯，我们小时候帽子上衣服上的银饰，都拆下献了，连大街门上摇门道的大铁环也卸掉了。听说还有人家把做饭的锅都揭下来了，认为吃大食堂了，自己家里的锅用不着了。
可是好像大食堂没有一年的时间就解散了。因为后来食堂定量，饭分得太少，自己在家就开始加上野菜做着吃了。
1959年，北大荒开发建设需要人，就来到山东招收青年支援边疆。大姐当时17岁，渴望离开憋屈的家乡到外面去闯荡，但人家不招收地主富农成分的。绝望的大姐回家又哭又闹，父亲没法，找到公社。接待父亲的恰好是新来的书记。书记听了父亲讲述中农被改成富农的经过，很是气愤，说成分以土改时定的为准，怎么能给改呢。好心的书记带着父亲回到村里，让村里把富农改回了中农。大姐如愿地去了北大荒，踏实努力，积极肯干，三个月后就被推荐进了卫生医务学习班，成为家里做梦也想不到的穿白大褂的医务工作者。
想不到的是当村里的富农们听说我家改回了中农，也都跑到村里要求改成分。我们村土改时过左，以为报越多地主富农越革命，结果同等条件的，在别的村就是中农，在我们村就是富农。村里招架不了这么多富农改成分的要求，这其中还有烈士家属，就把我家又改回了富农。
北大荒的大姐对此变故毫不知情，以为自己终于摆脱了富农成分，进入到革命队伍，哪知政治上不仅又回到受歧视阶层，还落了隐瞒成分的罪名。所幸的是老天就开了一下眼，让大姐有机会从医一生。
大姐始终忘不了离家时的情景。母亲煮了几个鸡蛋，连同家里仅有的一串七月七巧饼，给大姐带上路当干粮。妹妹弟弟们眼巴巴地看着馋得够呛。那天晚上大姐他们走到我们村前面一里远的苑家村住宿。村里管晚饭，发了两个白面馒头。大姐没舍得吃完，赶回家里，把母亲给带的干粮鸡蛋连着剩下的馒头给了弟弟妹妹们。看他们吃上了，大姐又赶紧赶回了苑家。路上大姐从大连一直饿到哈尔滨。到了哈尔滨，看到同伴们把坏了的食物都扔了，大姐为把干粮留在家的决定欣慰了一辈子，“这要带在路上坏了，不得后悔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