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回国，亲戚请吃饭。席间出一翠绿青菜，叶和茎颇大，与常见青菜有异。我有点迟疑地问：这菜像我们我们在经济困难时吃的猪乸菜。举座皆笑，下箸一尝，菜叶挟着爆香的蒜蓉溢满口颊，诱出覆盖味蕾的一种特别的鲜脆感。
如今人们饮食不复仅以裹腹为要，近年鱼肉俱腻，遂觅山野素品颐养天年。这古董级的猪乸菜，又称莙荙菜即堂堂皇皇地登上家宴商筵。店家用嫩叶，豆豉，蒜末在明火大油中快炒上桌，此菜甚得有膏腴之忌的食客的青睐。
这菜的从前在广东多用于做《西游记》里的二师兄的佳肴。因此而得的土名并不雅，广东人称老母猪为“猪乸”，用这个给菜冠名，有轻贱之意。然而身经50年代末人祸的人必有似曾相识的记忆。当时饥饿缺粮覆盖全国，就是这种菜因易种粗生，壮实高大，比其他青菜更能易获得虚幻的口腹盈满感，因而得主政者力推作为民生仁政。我们那时几乎天天去饭堂打回来的就是双蒸饭加猪乸菜。饭蒸两次是让米能更膨胀一点，米饭看起来比正常翻倍，饭堂就可以用更少的米供给更多的人。每人的米饭定量是限于3-4两一顿，双蒸饭是虚的，没有什么热量可以提供的。而猪乸菜是在盐水焯熟了，大锅里的油估计是以点滴作计量单位的，基本上看不出油色，且带一种浓浓的青腥味。几乎顿顿都是这种菜。
我当时五，六岁，也顾不上别的，一下子就把自己那份饭菜倒进永远都是饿的肚子。据我姐姐回忆，我吃完了就眼巴巴地望着还在吃自己那份饭的妈妈。试问哪一个做母亲的受得了自己年幼子女的这种眼神？结果是母亲常常从自己并不多的碗里匀出一点饭菜给我。
二
那时真是饿，逮着什么能吃的就往嘴里塞。我们在地里偷偷挖别人种的红薯，广东人叫番薯，用水洗洗就削皮吃。那玩意生吃有甜脆劲，不过下肚之后多半会产生大量的类似硫化物之类的气体。我们文明程度还在初级发展阶段的门槛之外，肚子里的气憋不住就不管什么场合往外喷，常常会产生令周围的人掩鼻而遁那种效果。童年，还有点”勿谓言之不预“的得意感。
我们那个时候生活在校园里，粮食供应比社会上其他人稍好。供销社里每周有一次用细糠加一点面而烤制的糠饼，凭校方的定量票证每周有一次供应给职工，好像还是“高级知识分子”才有。那时姐姐带着我去排队，买到暖烘烘的带着一点粮食甜味的松散的小糠饼，就迫不及待地把自己那一份吃掉。
家里多半去饭堂用饭票菜票打饭回家吃。饭是按人定量的，菜基本上是配搭着饭量给的混了少许肉片的几勺青菜。同宿舍楼的几个小孩就常约着一起拿着已经摔得凹凸不平的铝锅去打饭。记得我们楼里一哥们老习惯是边走边用指头在菜盆里翻寻那为数不多的几块肉丁，找着了，一点都不耽误功夫地搁嘴里。我们多半不敢学他那股潇洒劲，不过闻着肉香，口水没少咽。估计他父母吃饭时会纳闷，他家的菜里为什么忒难找到那些稀罕的肉类。
三
1962年读一年级时还是每天饥肠辘辘，托赖是大学里附属小学的福，童年过儿童节有点小福利。记得那年老师说有额外的来自党的关怀，杀了头羊。第二天每个小朋友得交二两粮票，带个小搪瓷盆到小学附近的教工饭堂聚餐。在经过兴高采烈的渴望之后，我印象是分到一勺混带着少许肉片的菜，师傅可能手头缺大蒜，那菜浓膻扑鼻。我小心翼翼地翻出屈指可数的若干小肉块，用那两排参差不齐的牙嚼了一阵，楞是没法分离出皮，肉和骨头。腮帮子有点疼，也怕那股味，久嚼之下有想吐的感觉，遂避席去到外面树丛把那几片“关怀”悄悄地踩入土中了，送给蚯蚓们扶贫了。当时小小年纪已经让人训练得知道那是犯大不违之事，得躲着别人的眼光。往回走时看班里的另一同学也在一树后闪了出来，相视一笑，心会。
自打那顿之后，一提羊肉胃里就有股膻腥之气在涌动，直到前些年让人给带到广州一家维吾尔族的羊肉餐厅。
踏进那新疆餐厅前有点犯嘀咕，童年的那味道自然地从记忆深处浮出来，可我一土包子要是和天下食都的食客说“天宝旧事”就很煞风景。广州人精于口舌之鲜是有口碑的，他们能踏足就不会有误导之忧。当孜然爆炒的羊肉，加上据说大补的枸杞炖羊杂等其他羊菜次第上桌，我马上从这顿纯羊肉筵中更新了从前关于羊味道的记忆的版本。何况咫尺间还有个丰满的维吾尔族美女字正腔圆地唱着出自汉族作曲家的新疆歌曲 “阿拉木汉”“花儿为什么这么红”，我开了把洋荤，把肚子撑了个半圆。谁料打着饱嗝踏进住处，觉得鼻子有点异样，手一抹，一串鲜红的血滴在地板上撒了个抛物线。这证明了一个现代社会学基本通则：看美女吃羊肉是要上火的，付点鲜血作代价当属等闲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