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二）
张诚来到了文君的房子，只见她的猫和狗，互相拥抱着躺在地毯上，它们已经饿死多日了。房间显然被搜查过，凌乱的东西散落了一地，一本照相簿刚好落在猫狗的尸体附近。
张诚拿起翻看，这些都是文君和他以前的照片。那些黑白泛黄的片子，记录了他俩的相识，相恋,共同生活的过程。张诚赌物生情，泪水夺眶而出，竟抱着相册大哭起来。
一天前，张诚得到消息，文君在拘押期间自杀身亡。据中纪委的通知，文君利用遗落在牢房中的玻璃片割腕自杀，当监管人员发现时，她已死了至少6小时以上。按有关规定，尸体被火化处理。
在这批被捕的人员中，出现自杀者是出乎当局意料的，一般腐败分子都被认为是贪生怕死的，而这次的临时牢房防自杀措施不严密也是一个原因，监管部门为此受到了批评。按照中共惯例，对自杀的人员一般就不再追究了。文君的党籍和死前待遇得到保留，财产除了无法说明来源部分被没收外，其余部分还是退还了。张诚收到了退还部分约1000万元，他又加了5000万，留给了文君的父母。文君的自杀，使得可能牵涉到张诚的调查也中止了，张诚认为这就是文君自杀的动机。
张诚把文君的猫狗装入了棺材，与文君的骨灰合葬了。动物的忠烈，让张诚感动，特别是那只猫，本来是有能力外出捕鸟为生的。他回忆着两人十年的婚姻，心想文君最后是为了自己献出了生命，她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女人。张诚在墓碑上也写下了自己的名字，他决定，以后死了，就和文君合葬，虽然他无法肯定自己那时是否还能合法地进出中国。
这一段时间，张诚情绪低落，整天窝在杭州自己的房子里，什么事也不处理，谁也不见，想着文君生前的事，他常常哭得昏天黑地。
负责保卫张诚的两位女保镖，菲菲的妹妹们，看姐夫兼老板如此重情，也感动起来。玲玲说，原来以为他就是个色鬼，现在看来还是蛮有感情的，看来姐姐找了个好人。琪琪同意，心里却作起怪来，据说姐夫可以娶四个老婆，现在文君一死，除了菲菲，亚男，亚青，岂不是多了一个名额？琪琪不在乎未来丈夫有多少老婆，但一定要是个有钱能干的人，姐夫就是这样一个理想的人，现在又发现他那么重感情。琪琪有了想法，就想着找机会表白，但现在肯定不行。
张诚正处于悲痛期时，却接到了老冤家胡立诚的电话。“老张，听说了您太太的事，我很痛心，请一定节哀！”
张诚自从上次华瑞专利权那件事后，就把胡立诚的电话从手机上删除了，所以今天老胡打进来时，张诚的手机上没有显示名字，他不知道是谁才接了电话，但这两句安慰话，也符合情理，对此张诚客套了一下，表示感谢。
两人聊了一会家常，回忆了一些昔日创业往事，待两人谈话气氛好了一点，胡立诚就言归正传了，“最近我在重庆碰到了点麻烦，新任濮书记把公安局文局长给撤了职，调来了辽宁来的汪局长，现在在整私营企业，我的几位朋友都被以打黑名义弄进去了，财产被没收！你有没有关系，能和汪局长沟通沟通！”
说到正事，张诚又火了，心想，当初我帮了你的忙，联系上了文局长解了你的围，你一得意就反咬我一口。现在我原以为你是念旧情，对亡妻表示哀悼，想不到又要让我们帮忙，我当了一次东郭先生，还会当第二次吗？
“哦，我不认得濮书记，不过我可以去打听打听”，张诚用一句话搪塞过去，根本没费心思去了解濮书记的消息。他不知道，中国的政局正悄悄发生着剧烈的变化。
还有两年，中共将要召开17大，在会上，将确定下一代中国的领导集体。从这时起，各路诸侯，都开始了竞争中国未来最高权力的斗争。
自古权力的继承，都是一个大问题。民主选举的方法，在希腊，中国的尧舜时代，罗马共和国等时期都实行过，最后都过渡到帝王的血统世袭制，这个继承制度还是相对稳定可靠的，所以延续了几千年，到现代依然没有绝迹。
近代以后出现了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民主制，和以苏联为代表的党国制。中共属于党国制，其继承制度和帝王制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继承者与被继承者之间没有血缘关系，只是同属一个政治党派。党国制的继承问题一直解决得不好，有时直接导致政权的崩溃。中国的毛泽东一生都纠结于继承人问题，他死了后也是通过一系列混乱的争斗，才最后确定了继承权。
邓小平对此问题作出了探索，但他首先把在权力移交最稳定的西方民主制度列入不考虑名单，而在现代党国体制里，在他的时代还没有什么有创意的的成功的例子。可能受了满清权力移交的启发：从康熙起，皇位继承人不再铁定嫡长子，各嫡子都有资格，并在一定阶段内让候选皇子们进行历练竞争，并定期考核。到一定时候，父皇会将继位者的名单写入遗诏。为了传位的正常进行，除了有军事安全部门的保证，还有满清特有的铁帽子王们（满清立国时封的世袭的亲王）的背书。
邓的方案是：领导人实行任期制，到期必须下台；继任候选人必须有多年各种岗位的历练，由前代元老和当代领导人通过协商，并参考党内评议和考核结果共同选定，并在上任前一届党代会以储君身份进入常委会熟悉最高领导层事务。储君的安全和按时上任由军事安全部门以及元老们（相当于清代的铁帽子王）进行保证。为了这一方案能顺利实现，邓专门制定了党内斗争的一些原则和潜规则，核心就是“刑不上大夫”，一定级别以上的官员，即使政治斗争失败，也不得逮捕和加以人生迫害。
所谓隔代指定可能是碰巧了，因为邓是始作俑者又是强人，作为元老指定了江的下一代胡。这一制度有一定合理性，由于下一代领导人必须由上一代元老参与共同决定，上一代元老出于自己的利益会盯着当代领导交权，起到铁帽子王的监控作用；当代领导人由于下一代可能不是自己的嫡系，做了坏事可能会被挖出来而有了忌惮，起了制约作用；当代领导人由于交权后仍然具有铁帽子王的权力和影响力，因此更可能交权。而由于宽松的党内斗争规则，使得权力斗争不是你死我活的决斗，斗争失败钱不会少，子女和亲信不会连累，因此也不是那么性命交关。这些都是江胡间交接相对顺利的原因。如果说美国的体制是通过同代不同机构（行政，立法，司法）相互制衡，那么邓方案就是通过代间（上代，当代和下代领导）制衡，很有创意的思路。
胡的下一代领导人的确定，是中共第一次在邓小平去世后实践这个继承方案。各方都对这个方案提出了修正，其中出现了几个变数。
首先是不同出身的领导人出现竞争。毛泽东在世时压制了高干子弟的仕途，邓小平时代也重用了平民出生的官僚，江胡本人及其僚属大多数都是平民出身，这引发了高干子弟的不满。以陈云为首的元老在64事件后提出了培养自己人的计划，很多红二代被加入了特别历练计划，到这时候，他们中的很多达到了省部级，有了争夺最高权力的资格。其中的代表，有商务部长濮恩来，上海市委书记席小平，他们都是开国元勋，毛时代的政治局委员以上人物的儿子。
其次是有关竞争方法的争议。一派认为依然要由内部博弈，评定的传统方法来决定未来领导人，另一派认为应当引进国外竞选的一些思路，通过政绩，公众表现力，未来政策导引性等方面来全面展示竞争者的领导能力和个人魅力，以此作为当选的重要指标。
最后是有关未来道路的争议：一派认为未来中国应该走民主发展的道路，逐步民主化，西方化，市场化；另一派则认为西方化会导致中共的崩溃，中国的崩溃，就像苏联一样，而全民的信仰缺失将导致中国的精神崩溃，所以要改变目前的走向，重新回到毛泽东的道路上去，加强信仰教育。
濮恩来长相英俊，充满魅力，演讲水平高超，但由于其作风强硬，霸道，在官场上不受 欢迎。如果要按照传统考核步骤，即由内部博弈，评定的方法，他落败的可能性较大。自从得知上层有人提出可以参考西方竞选思路选拔下一代领导人的消息后，濮恩来动心了，他决定放手一搏。
濮的履历中，没有独当一面担任省级一把手的经历，于是他通过父亲的关系，得到了重庆市委书记的职位。重庆现在是省级直辖市，但濮不仅要当一个封疆大吏，而且要在重庆掀起一股狂风，他意图通过这阵狂飙，改变中国的走向，也改变自己的命运。
他的政治路线用一句话表达，就是“唱红打黑”。唱红，就是通过普遍传唱文革前后的红色歌曲，来激起民众的信仰；打黑，除了打击引起民众公愤的黑社会，官僚和司法腐败现象，也要打击私营企业。搞经济搞福利是需要钱的，国家并不会给重庆额外的经济投入，要搞那些社会主义的福利措施，钱就从没收私营企业而来！
濮需要一个助手，他看中了辽宁的老同事，著名的英雄公安局长汪力雄。汪力雄到位后，濮撤除了原公安局文局长的职务，后来又以贪污罪将文局长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重庆的风暴马上就要爆发，胡立诚等的末日就要来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