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革命阵营分化
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内部发生了重大的分化，形成了反抗广州政府领导的西山会议派。中共中央为了减轻国民党内部分裂对国民革命所造成的危机，主张争取国民党中派， 以孤立右派；扩大国民政府的基础。这种政策又与鲍罗庭的所谓“革命专政”发生抵触。
我由广州回到上海后，曾将在广东所知道的情形及我与鲍罗庭商谈的经过报告中共中央。 我也说到在我离开广州以前，鲍罗庭曾表示中共中央一时既不能迁来广州，我又马上要回上海去，那就只有信托他会同广东区委会相机处理一切。当时中共中央正在全力应付五卅运动， 对我的报告未详加讨论，就搁置下来了。 但深知国民党内情的陈独秀先生表示忧虑。他认为胡汉民是中派的代表人物，是国民党 的正统，在党内的势力颇具根基；汪精卫不免软弱，虽有清誉，究无实力；如果硬将胡汉民 从代帅的地位拉下来，是会出乱子的。他的看法虽然如此，不过当时鲍罗庭尚未明白表示， 他的议论也没有进一步说下去。
一九二五年六月初，许崇智所率的粤军和蒋介石所率的黄埔党军回师广州，于六月十三 日解决了杨希闵、刘震寰这个心腹之患。据说这次战争进行很顺利，没有多少伤亡，也没有 甚么重大的破坏，甚至有人说是由于俄顾问亲手向杨刘总部发射了几炮，敌军就溃散了。
六月十九日香港和广州沙面工人为响应上海五卅事件开始罢工，六月二十三日发生著名 的沙基惨案。这使广州的革命气氛更为左倾，震动了全国，中共中央更在那里亟（jí急切）谋发动全国 的反帝力量，以支援广东。
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国民政府在反帝浪潮弥蔓全国时悄悄的宣告成立了。中共中央仅 于报纸上获知这个重要消息。国民政府委员会（国民政府采委员制，以汪精卫、胡汉民、孙科、许崇智、伍朝枢、徐谦、张继、谭延闿、戴季陶、林森、张静江、程潜、廖仲恺、古应芬、朱培德、于右任十六人为委员；由汪精卫任主席；国府委员会之下设外交、军事、财政三部，由胡汉民、许崇智、廖仲恺分任部长）是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组成的；汪精卫任主席，胡汉民由代帅降为无事可做的外交部长。
我们—中共中央首脑们—中曾有人认为现在的国民政府只能算是临时性质的，正式的国民政府应由国民会议产生；这似是无可奈何的说法，借以减轻这件事在心理上的压力。
上海的国民党人对于国民政府的改组，很快就表现出他们不赞同的态度。最初他们都表 示不尽明白广东的内情。不久，国民政府委员的人选径在政治会议自行决定，而未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同时邹鲁、邓泽如等人又持反对态度，于是，消息一传到了上海，他们就 议论纷纭了。如戴季陶就认为贬撤胡汉民是一件应该避免的事。 当时，国民党的对外宣传缺乏效率。广东所发生的事情，大多没有适当的报道。加之省 港罢工后，广州与香港间的交通受到阻隔，直接来往广州上海间的船只极少；因此，广州的 消息多是非正式的经由外国通讯社传发出来，其内容自多对广州当局不利。中共中央这时也 以不能获得广东的正确消息为苦。
我们获知广东方面第一个不利消息，是加仑将军被调离广东。加仑将军是广东军事的支 柱；而且是有赫赫之功的。中共中央根据我的报告，认为这是鲍罗庭和加仑间发生歧见所 致。后来据张太雷告诉我，果然是由于加仑主张支持许崇智为军事首脑，建立军事委员会制 度；而鲍罗庭则主张支持蒋介石；结果由莫斯科裁定，否定了加仑的意见。
接着孙文主义学会在黄埔军校成立。据广东区委会的报告，孙文主义学会是专为对抗中 共党员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而设立的；其组成分子多系右倾学生，如一期生曾扩情、贺衷寒等。教官中则有甘乃光等为之策划；事先并得到汪精卫、廖仲恺等的同意。 这件事使我们大为不满；认为广东工作发生了不可忽视的毛病。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有 人指出汪精卫、廖仲恺都是著名的左派，为何竟会同意组织与中共相对抗的孙文主义学会； 很可能是青年军人联合会为中共党员所包办，遇事又大出风头，引起了国民党人的妒忌，因 而亲共的汪精卫、廖仲恺等人，也不得不准许他们搅这个新组织。
八月二十日，廖仲恺被刺事件震动了整个革命阵营。中共中央认为这是广州局面的危机， 显系右派颠覆国民政府的阴谋；主张严厉镇压。稍加分析，中共中央即认为廖是国民党左派 的真正重心，能团结汪蒋等人，不管在党员中、军人中和民众团体以及一般人民心目中都有 很好的信誉，因此右派选中他来谋害，是要去掉眼中钉，取消联俄容共，进而根本破坏国共 合作和国民政府。但我们也觉得镇压只能制止右派继续破坏，根本之图，还是要注重团结国 民党内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右派，使之不能为害，才能稳定革命的阵地。
廖案发生后，国民政府根据鲍罗庭的提议，组织了一个特别委员会，由汪精卫、许崇智、 蒋介石任委员，负责处理廖案。从此，广东政府的最高实权，也就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 转移到这个特别委员会手上了。而且胡汉民的弟弟胡毅生及其亲信林直勉、朱卓文等均有刺杀廖的嫌疑，林直勉并因此被捕，胡汉民亦被软禁在黄埔，不久（十月二日）即被派赴俄考察，实际等于放逐。
该年九月间，许崇智属下的郑润琦、莫雄等部队，涉嫌勾结陈炯明军，企图叛变，于同月二十日为蒋派军队包围缴械。许本人旋于二十三日辞职离粤；于是三人特别委员会再变为汪蒋合作的局面。
广东方面这些重要的变化，中共中央初因广东区委会缺少报告，并不详细知道其中内幕。 而上海不少国民党人又纷纷谣传：这是中共分化和破坏国民党的行动；还有省港罢工委员会 已成为第二政府；广州即将实行共产统治等等谣言。中共中央由于不明内情，苦于不能拿出 反面事实加以辟谣。
直到九月间，胡汉民被派赴俄已成定局，中共中央才接到鲍罗庭方面的简单通知，说明 为了稳定广东的政局，胡汉民必须离开广州，已决定用国民党代表名义，派往莫斯科出席共 产国际的会议。他希望共产国际能留住胡汉民，不让其归国。我们看了这个通知，首先觉得 鲍罗庭的用意，显然是要求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表示支持他的主张。 这件事曾使威金斯基大伤脑筋，他曾在中共中央会议席上表示，如果胡汉民真是刺廖的 主谋者，就应在广州依法惩办；至少也要将他的阴谋公布出来，以揭穿他的真面目，否则就 不应软禁他。现在鲍罗庭居然同意派他到莫斯科去，将使共产国际难于处理。 同时广东区委会来的报告中，描述广东的情况，也和鲍罗庭一样，称汪蒋合作之局为“革 命的专政”。这个报告也说到右派的力量仍是很大的。
戴季陶那本题名为《中国革命与中国国 民党》的小册子，在黄埔与一般国民党人士中，流行甚广，影响亦大，势将酿成新右派。广 东省委否定国民党内有广大中派存在之说，要求中共只与国民党左派团结，共同推进革命向 左发展。 鲍罗庭和广东区委会的这些观点，首先引起了陈独秀先生的强烈反应。他认为在广东的 同志们忽视了整个反共阵线的力量；他们偏处广州一隅，企图以一部分革命军人、省港十几 万罢工工人、和二十几万有组织的农民来对抗整个帝国主义、北方军阀和一般反共势力，显 然是犯了低估敌人实力的错误。
广东问题在中共中央展开了讨论。有人讥讽所谓“革命的专政”是离开阶级观点的自我 欺骗；有的说连胡汉民也无法处理。不得不求助于共产国际，还谈甚么“革命的专政”；有的 说如果在这个“革命的专政”的名词之下，将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那一套作风和中国的帝王 思想以及军人骄横的恶习混为一体，那就糟糕了。 中共中央讨论的结果，认为无论广东发生了甚么事情，国民革命在基本上仍应建筑在广 泛的民族战线上，因而不能忽视民族统一战线和联络中派的策略；绝不能因为五卅运动和广 州的种种事变而改变初衷。
事实上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如果强调革命专政，无异与统一战线的策略背道而驰。同时，就中共中央立场说，广东的左派领导能否站稳，亦端视乎能否实施 统一战线的策略而定。 这样，中共中央与广东同志之间，就有了重大的歧见。十月间，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 大会议（我个人因事留沪未参加），鉴于党员人数当时已发展到一万人，大家都强调应脱离国 民党独立发展。陈独秀先生为了避免国共之间的磨擦更形尖锐，和保持中共一向的政治面目， 建议应等待适当时机才退出国民党，但为当时多数出席者所反对。
一叶知秋，国共合作的前 途，荆棘丛生，势在必然。会中还批评了中共广东区委会忽视自身独立发展，甚至不自觉的 自视为国民党左派，应予纠正过来。 国民党内部的分裂也更表面化了。
十一月二十三日张继、谢持、林森、居正、邹鲁等国 民党第一届中央执监委员在北京西山举行会议，形成“西山会议派”。他们以多数中央执监委 员的名义，通过七个重要议案：一、取消共产党的国民党党籍；二、鲍罗庭顾问解聘；三、 开除汪兆铭党籍；四、决定国民党此后对苏俄的态度；五、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之共产派李大 钊等；六、取消政治会议；七、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上海。
在西山会议举行以前，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已通告全国，定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在 广州举行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西山会议之举行似是有意与广州唱对台戏。而且他们 散布“联蒋倒汪”的说法，上海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也是尊蒋抑汪的； 这对于汪蒋合作之局，可能引起分化的作用。 中共中央鉴于事态的严重，急起商讨挽救方策。我们根据所知道的情况，认为西山会议 派的活动，将造成国民党的全面分裂；广州现在的局面可能因而垮台。西山会议派中也有一 些中派人物，他们不愿广州革命局面的摧毁。因而我们决定采取具体步骤，争取他们，来分化西山会议派。
由于陈独秀先生的主动，并获得威金斯基的协助，我们约好孙科、叶楚伧、邵元冲在外 白渡桥苏俄领事馆内，商谈国共关系问题。这三位先生或多或少与西山会议有关系，我们视 为当时国民党中派的代表人物。中共中央方面则由陈独秀、蔡和森和我三人为代表。 那天上午九时，我们六个人都如约到达，围坐在领事馆楼下的大客厅里。领事馆职员没 有出面招待，更没有人参加会议。我们见面时，仍和平常一样，互相寒暄，气氛却有些严肃。 没有人谈到广东、上海、西山等地最近发生的事情，大致都很谨慎，避免说惹起是非的话。
会谈开始，先由陈独秀先生发言，他表示中共并没有包办国民党事务的企图，而且反对这种企图。中共中央已通知各地党部，多推选国民党人士出席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共 亦不希望在大会的中央委员改选中，增加中共方面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人数。中共主张国民党的事应由国民党员来负责。至于广东方面的情形，事实上并不如外间所谣传，要排斥某些人 士参加；广东负责当局希望各位先生能步调一致，担负起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各项责任。 陈表示了上述态度之后，进而征询他们的意见。
孙科、叶楚伧、邵元冲相继发表简单的声明。主旨是他们爱护广东的一切，只要情况许可，他们都愿去广东参加大会。 于是，双方在恳谈解释之下，达成了七点协议。内容大致是：号召团结，在孙先生的三 民主义和国民党改组以来的既定政策之下，大家都应支持广州国民党中央及其所领导的国民 政府。中共以国民革命为中心任务，继续与国民党共同努力，但不包办国民党事务，不排斥 国民党忠实党员等。这七条协议经双方一致同意签字；至于若干具体问题，双方都认为应由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解决，不愿详加计议，以免节外生枝。
此次会议有良好的效果，虽然有一部分西山会议派的顽固分子斥之为“对中共的妥协”， 但多数国民党人确因而改变态度，不再强调广州政府实行共产统治，为中共所包办等等论调 了。大家要求团结一致，共维广州的革命局面。西山会议派的分裂企图，似因此而给阻滞了。
中共中央是认真执行协议的。曾将协议方针再三向党员训示，并决定派我到广州去，代 表中央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中指导中共党团的活动；极力纠正已往过左的偏差。此一亟 谋中共独立发展不多干涉国民党内部事务的新政策，始终获得威金斯基的支持。他声言在中 共仍留在国民党内的不变政策之下，为了避免国民党的分裂，共产国际是赞成联络中派，分化右派这些措施的。
国共关系间题一直困扰着中共中央；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总是反复议论，常感进退两难。 根本问题是中共党员仍留在国民党内，抑或趁早退出，改采党外合作的政策。在这根本问题 上，中共中央内部意见又不完全一致。我们中的多数确认中共党员仍留在国民党内已弊多于 利，但也不能提出一致的改弦更张的具体办法，瞿秋白和别人一样对国共合作前途不表乐观， 但常为共产国际及鲍罗庭辩护，更不赞成立即退出国民党。 当我受命派赴广州传达中共中央的意旨时，我曾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慎重提出要决定最后 是否退出国民党。当时威金斯基根据共产国际的意旨，坚持中共仍应留在国民党，团结一切 可能团结的力量。我们因不愿与共产国际发生争执，而且时机迫促，也不容许我们作根本的改弦更张，只好接受了威金斯基的意见。因此中共中央的政策，较之鲍罗庭所执行的，也不 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结果，在国共关系问题上，我们处于进退两难之境，处处被动，只有听任国民党的实力派，用强制手段来摆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