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秋风吹起，黄叶飘零，邻居们的门口堆着大南瓜，美国的假日季节(holiday season)就要到了。每次感恩节时，我都会想起多年前的一位好朋友，衷心祝福他。
二十多年前，我刚到美国，入读于位于旧金山湾区的加大柏克莱新闻学院。刚刚踏上新大陆，人生地不熟，就要像记者一样采访新闻，压力颇大。争强好胜的我，常常熬夜辛苦，人紧张得像一张随时会绷掉弦的弓。
在初秋季节，我采访了一个柏克莱市政厅的会议，有一位代表引起了我的注意。大家都赞成一个旧城改造的砍树计划，就他和零星几位代表坚决反对，觉得不能牺牲环境。他结束发言的时候，引用了一句诗人Joyce Kilmer的名言：“只有上帝能造出一棵树，” 给我印象深刻。更让我佩服的是，他是一位坐在轮椅上，几乎全身瘫痪的非裔美国青年，看上去比我还要年轻，但是侃侃而谈，辩锋甚健。这个会议没有太多的内容可以写，但是我正好要写一篇人物专访，会后就约了他一起谈谈他的经历。他留下了自己的名字：戴维。
一个星期后，我来到了柏克莱市中心的一个公寓，在戴维家阳光充足的阳台上和他聊了一个下午。跟他的谈话颠覆了我以前在中国对于残疾人的所有固定偏见，觉得那种“身残志坚”的说法都不适用于他。戴维没有一点点自卑的想法，他从小活泼好动，但是当他的姐姐患了肌肉萎缩症以后，他就知道不幸随时也可能降临到自己头上，但是他相信，他过得可以和别人一样精彩。果然，他学会了用嘴操纵轮椅，学会了说话打字，考进了柏克莱大学，参选市残疾人委员会，最后进入了市议会。戴维告诉我，他姓Freeman，就是自由人的意思。这是许多非裔美国人在林肯总统任期间获得自由后给自己取的姓。而他的灵魂也是完全自由的，并不羁绊在身体中。
戴维成了我在美国的好友之一，他告诉过我很多美国民权运动的风云人物，特别是和柏克莱相关的残疾人争取平权，融入社会的经历。他自己也曾经因为肺炎住院，施行了气管切开，想回家不得。这时，他利用对法律制度的熟悉为自己争取到了应有的权利，得到了在家看护的服务。
不知不觉间，万圣节过去了，感恩节快到了。我在晚上回家，看到那些窗口的温暖灯光，不由得想到远在万里的亲友，特别孤独难受。让我非常高兴的是，戴维在一个深夜打电话给我（他知道我是夜猫子，而他也喜欢在深夜用功，做作业或者写计划书），邀请我去他姐姐家和他家人共度感恩节。我高兴地接受了邀请，谢谢他想得那么周到，知道离家的我的乡愁。
戴维姐姐的家也是由政府提供的廉租公寓，但是有很多装饰品。最奇妙是她养了好几只猫，屋子里放满了镜子，这样我整天看到猫窜来窜去，不知道有多少只，只觉不计其数。我知道他的姐姐和他有相同的病症，看上去他的姐姐更加严重，但是比戴维更开朗，常常开怀大笑。她的先生是她的护理，两人在日久相处中产生了感情，克服了很多障碍（例如种族）在一起，现在看上去非常恩爱。戴维也不像平时那样严肃了，戴着一顶滑稽的帽子，经常说说冷笑话。我发现他说话的时候眼睛一眨一眨，睫毛非常长，像个孩子一样，有淘气的表情。戴维的母亲和她的男友也在，他母亲是在柏克莱的那条著名的电报街(Telegraph Ave)卖针织绒线帽的小贩，戴维戴的那顶帽子就是他母亲亲手编织的。她告诉我，他们家的关系非常亲密，不像一般美国人那么疏远。
这次感恩节的大餐不是我吃过的最好吃或者最豪华的，但绝对是用心准备的。他们担心我吃不惯那些非洲的香料，专门配有淡的食物，随我调味，甚至还有一些米饭，让我非常感动。饭后，我也表演了一个节目--我取出了一套非常精美的宜兴陶茶具，用大红袍演示了中国茶道，请他们品尝。戴维尝了一口后，礼貌地问我可否加奶油和糖，逗得我哈哈大笑，不知他是认真的还是开玩笑。不管怎么说，我想家的情绪得到了缓解，心里暖暖的。
寒假中，我找到了一份工作，和戴维联系少了点，开学后，他打电话兴冲冲地告诉我，他有女友了，也是他的看护，一位心地善良的好女孩，比他大，像姐姐一样照顾他。他不无遗憾地说：“我跟你不能深夜煲电话粥啦，我的女友天天催我早睡早起，注意身体呢！”以后，我在柏克莱的街上走，有时会遇到戴维，他不再自己操纵轮椅，而是由他的女友推着，有时候他们会停下来，那个女孩低头帮戴维把毯子盖到膝盖上。
离开柏克莱前，我跟戴维道别，说好以后多联系，但我回了中国，终究是联系不方便，渐渐断了音信。待我在西雅图安家后，却不敢拨通那个熟悉的号码了。戴维曾经一脸不在乎地告诉我，医生断定他年不过三十，但是他不信命运而信上帝，信奇迹，我也常常为他祈祷。好几年前的一个圣诞季节，我回了柏克莱一趟拜访师友，经过电报街时，忽然在寒风中看到戴维的母亲--她还在卖针织绒线帽，但是她的脸上刻满了岁月的痕迹，满是悲哀和沧桑。我不敢上前问候，生怕得到一个残酷的答案。
又是很多年过了，虽然当年求学有很多记忆模糊了，关于戴维的外貌我也只记得他那双调皮的眼睛了，但是每当这感恩季节到来，风中传来歌声，我总是为他献上最好的祝福，祝他一生平安无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