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
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
……
告别了妈妈
再见吧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转入了青春史册
一去不复返，啊
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
如果你的知青生涯道阻且长，如果你听到过这首知青之歌，一定会愁肠百转，潸然泪下。
在繁重的劳作之余，知青们都做些什么？一位当年的知青写下了如下的文字：
——刚刚下乡插队的初期，我们和傣族老乡也不太熟悉，语言也不通，也不会到傣族老乡家去串门子。到了晚上，就全都窝在那竹棚里，点着油灯看书也非常费事儿，于是大家就睡在床上唱歌。我们爱唱的歌就是《外国民歌200首》和以前我们学过的其他歌曲；那时最喜欢唱的就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红河谷》 (山楂树》《蓝色的多瑙河》《拉兹之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等。 经常都是这样，吃过晚饭，天已经黑了，我们便躺到床上。首先，我们学着在电台里播音员的腔调说道：“这里是莫斯科广播电台，请听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于是，大家就唱起了这首美妙的歌曲，“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 只有风儿在轻轻唱，夜色多么美，风儿多爽朗，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几乎我们每个知青都能唱这首歌。
说也奇怪，我们双卯的知青，虽然都是同一个年级的高中生，但还分男女界线，一般都不会在一块打闹说笑，只有到晚上唱歌时大家才能合在一块，于是全体知青合唱了一首《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歌声刚结束，不知是谁说了一声: “隔壁的女同学单独唱一首”！就听她们叽叽喳喳的议论了一阵，随后，隔壁的女知青住房就传来了一首苏联歌曲《山楂树》：“歌声轻轻荡漾在黄昏在水面上， 暮色中的工厂已发出闪光，” 就这样，在西南边陲的黑夜中，从傣族的村寨里，传出了许多人们所爱的歌曲，这些歌都是当时的所谓“禁歌”。
这时又有人说：“赖头，你再吹一首口琴曲吧?”赖头回答说:“口琴吹不动了，想不想听大伯唱歌?”大家回答:“想！” 于是从那高高的竹床上，传来了男中音的歌声：“亏了亏，你大伯来到瑞丽江畔，不见昆明大马路，不见西山睡美人。唉—，清晨出工，夜才归——”。这是一首用电影《刘三姐》的曲调， 由赖头自己配词的歌，歌词很长，我现在已经记不住了。当他唱完歌曲后，大家又是欢呼、又是鼓掌，兴奋了好一阵子。其实这首歌唱出了赖头当时的心情，赖头比我们双卯社所有下乡的知青年龄要大一到两岁，可能是他转学到师院附中时，他的父亲认为应当把高中的课程学得更扎实一点，就让他主动地留了一级。 这样一来，按年龄他本不应该下乡的，却归到了我们这拨1947年后出生的人的命运来，大家都笑他是“狗命变猪命”。其实，他的这首歌也唱出了所有同学心中的郁闷。 ——
这段生动的描述，何偿不是大多数知青当年心境的写照！
当知青们下到农村，突然发现已处身在社会的底层。一个在东北插队的朋友讲述了一段经历：
——一九六九年秋天，县里批准给我们木料盖集体户的房子。生产队派出一辆马车去农安县城拉房木，我与山同学跟车同行。这算是为生产队出差，应该有伙食补助费，但队里没有现钱。临行前，掌包的社员到苞米地里掰了大半麻袋青苞米，做为我们这几天的干粮。马车从屯子东北出崔家桥上土质国道，向东取道合隆镇上柏油马路，再向北直奔农安县城。中午在刘家打间喂马，我们几个人就地烧带来的青苞米吃。人马吃饱喝足后启程，天快黑时到达农安县城。这是我有记忆以来第一次到访一个县城，街道坑坑洼洼，两边的房屋矮小破旧，到处尘土飞扬。无论如何，那也是城市，比起前黑杠繁华多了。山同学感叹道：“进城了！”当晚，我们住在一个生产队办的大车店里。大车店院里有一口井和饮马的水槽，院两边是停马车和拴马的地方。人住的房子在大院北边，外屋有做饭的大锅，里屋大约四间房那么长，南北炕，炕上什么都没有。看着光秃秃的大炕，我疑惑地问车老板：“没有被褥怎么睡觉呀？”车老板给我示范了一下，他往炕上侧身一倒，两腿一曲，双手抄进袖子里，说道：“就这么睡。”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住大车店，没有被褥和枕头，和衣睡了一夜。当然，晚饭还是烧苞米。
第二天一早，我们先到县革委会换介绍信，然后到木材厂领房木。领房木的过程很不顺利，木材堆放处的工作人员让装这种木头，出门时说不行，要卸下来装另一种木头。再次装完车准备出门时，一位木材厂的负责人过来说不行，让我们装别的木头。装了卸，卸了装，反反复复好几次，忙得我们一天也没顾上吃饭。最后，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和木材厂协商后才搞定装哪一种木料，装完车回到大车店天已经黑了。大家都饥肠辘辘，卸下牲口后立刻开始烧苞米，狼吞虎咽地大啃一顿，每个人都是一脸黑灰。次日，天刚蒙蒙亮便套车出发，马也知道要回家了，一路疾行如风，马蹄有节奏地踏在柏油路上嗒嗒作响。中午在合隆北面二十里地的兴茂号打间。下午到达合隆外围时，因为修路禁止通行，我们只好下土道绕行，到崔家桥时天色已大黑。下国道后，黑天黑地看不清路，一侧车轮掉到水沟里。前面老板挥舞着鞭子马拉，后面三人连推带抬，搞得人疲马乏，也没能把车轮弄出来。最后只好卸下一些木头才将车拉出来，折腾到家已经是夜里十点多了。
一九七零年春夏之际，生产队在队部东侧为我们盖了三间房。我参加了盖房的全部过程，最后还请木匠用剩余的木料打了一个办公桌和两把椅子。搬入新房后，要干的活多了许多，抹墙抹房顶，扒炕搭锅台，夹栅栏种菜地腌咸菜，冬天压房。下雨天新房子漏雨，能接雨的容器都用上了，屋里一片滴水声，音色圆润清澈，高低音域宽广，快慢节拍分明，犹如一台交响乐，还是立体声的。雨天还发愁干柴不够用，生火时用干柴，火烧起来后添些湿柴混着烧，有时弄得满屋子烟。雨过天晴彩虹当空，大家没有心思去观赏那美仑美奂的彩虹，赶紧忙着张罗亡羊补牢，铲碱土抹房顶，晾晒淋湿的柴禾，搬干柴进屋。房后树上有很多毛毛虫子，不知怎么爬到屋里墙上，炕上有很多跳蚤，我买了许多六六粉，地上炕上到处撒。六六粉的气味特别刺鼻子，当时以为不吃进嘴里就无害，多年后看到一篇文章说那个气味通过鼻腔进入大脑，损伤大脑神经，可惜为时已晚。
集体户合并后，我搬进一队集体户的五间大房，五个男生住东屋，七个女生住西屋。因为户里经常不满员，人少做饭不需要两边烧火，也没有那么多柴禾单烧东屋的炕，所以男生睡的是凉炕，正应了东北的一句俗话：小伙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到了寒冬腊月，外面北风呼啸，屋里如同雪窖冰库，凉炕缓霜返潮，睡得我们腰酸腿痛，火力再壮也敌不过凉炕。我们决定搬到西屋的里屋，里外屋没有间壁墙，两屋的火炕是连通的，烧火做饭的烟经过外屋和里屋的炕通到烟囱。里屋的炕虽不那么热，但至少不凉不潮。几个男生在里外屋之间的南侧建了一道间壁墙，北侧挂一个帘子，晚上睡觉拉上帘子。帘子一拉就是两个天地，男生在里面睡觉，女生在外面洗洗涮涮；冬天帘子两边各自在屋里起夜，那边流水涓涓作声，这边听得真真切切；这边说梦话磨牙放屁，那边也听得清清楚楚；夏天男生起夜去外面，对外屋的百态睡姿视若无睹。总之，一道布帘隔雌雄，大家各行其是，互不干扰。幸亏那时年轻，没有人打呼噜。我们如此住法，村民们议论纷纷，特别是春节期间户里只剩下一男一女之时。其实，我们男女生亲如兄弟姐妹，根本没有男女之间爱慕的那种感觉。即便有男女生二人相好，也都是守身如玉，根本没有越雷池一步的心思。退一万步说，大家都盼望着回城呢，谁也不会行为不端，断了自己回城的路。村民们庸人自扰，我们对他们的说长道短置之不理。——
知青到了乡下，也才见识到农民生活的悲苦：
——每年春耕前都不得消停，上级不顾农时节气，派干部下来逼迫农民适时早种，好像不催促农民不知道种地似的。说的是适时早种，啥时候算适时，不是当地老农说了算，也不是生产队干部说了算，而是上级下来的干部们说了算。当地的农谚是：立夏到小满，种啥都不晚。可是干部们恨不得清明就种完地，谁提出反对意见就给谁上纲上线扣政治大帽子。有一年，种下的高粱该出苗时不出苗，又种二遍。上级不但不检讨自己强迫农民早种的错误，还将高粱不出苗归咎于春风。当地早春风沙大，刮起风来尘土飞扬，天昏地暗；地表的浮土被风刮走，种子被吹得七零八落，焉有出苗的道理？
这些干部生活在农村，许多人原本也是农民，为什么就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农民一马，让社员以自己的方式生产呢？他们贯彻上级荒谬的指示是那么死心塌地，为的就是吃那点儿皇粮，脱产不劳动和在乡间作威作福吗？他们下来瞎指挥，到了饭点儿生产队还要给他们派饭，派到谁家，谁家至少要炒一盘鸡蛋，这是农户家能做出来最好的菜。干部吃饭时，女人在地上侍候，随时准备填饭加菜；孩子们不能上桌，坐在炕上眼巴巴地盯着碗里的鸡蛋，盼望能剩下一些。好心的干部可怜孩子，刻意剩下许多鸡蛋留给他们。有的干部悠然自得地一筷子一筷子地夹，一口一口地吃，对周围的孩子视若无睹；眼看着碗里的鸡蛋越来越少，孩子们的眼睛越瞪越大，希望却越来越小。最终，干部撂下筷子，孩子们蜂拥而上，将那点残余的炒鸡蛋一抢而空。我两次看到这样的情景，真不知道他怎能吃得下去。
农民们都很爱惜牲口，经常说牲口不会说话，任可人受委屈，也不能让牲口受委屈。尽管如此，生产队的牛还是很可怜的。牛平时没有饲料，放到外面自己去找吃的，冬天草甸子上的草吃光了，就只能在地里吃苞米茬子上残留的一点叶子，晚上回来喂马的饲养员在井边的水槽里打几桶水饮牛。牛圈是由木棍围起来的一块地方，没有棚顶没有墙，冬天寒风刺骨，大雪纷飞，牛只能挤在一起互相取暖。那些牛瘦得皮包骨头，有的牛回来喝完水就趴在地上不愿意动弹。有一次，一头牛趴在那里，无论饲养员如何赶它进牛圈，它就是不动，用鞭子抽也不动。后来，饲养员举起明晃晃的二齿子，做出要刨下去的样子，那牛见状扑楞一下就站起来跑进圈里。可见鞭子和二齿子孰轻孰重，牛心知肚明。那头牛饿得疲惫不堪，两只水汪汪的眼睛看着用鞭子抽打它的人，一眨一眨地似乎在诉说着什么，令人撕心裂肺。每当回想起这个情景都特别难受，心头阵阵发颤，鼻子隐隐发酸，悲天悯牛。活在人都吃不饱的年代，牛又能怎么样呢？
春耕大忙时也是马发情的季节，队里挑选一匹骒马送到种马站由兽医人工受孕，为此生产队要付钱，没有钱也可以给粮食。为了节省钱粮，队里的大儿马也承担繁衍后代的任务。它虽不如种马站的种马高大健壮，但在农村也算是一匹好马。在此期间，大儿马的待遇十分优厚，豆饼豆渣胡萝卜，好草好料供着，执行一次任务还放假休息一天。一位社员说，这是很累很累的活儿，比趟地还累，一定要休息一天。有位社员抱怨说，人都不如牲口，夜个晚上我也干这活儿了，咋不让我在家呆一天？生产组长反讥道，你能让你老婆揣上马驹子吗？众人听了哈哈大笑。
有一年初夏雨天放了几天马，我乘机骑马玩。有的马不愿意让人骑，骑上去就尥蹶子，尥了几下尥不下来，便往比较矮的树下跑，或往树丛里钻，试图把人刮下来。有一天，我与一位社员在草甸子上放马，天下起大雨，我俩都被淋成了落汤鸡。雨停后我问他：怎么不弄个麻袋片披上？他说：哪有哇。我听了感到一阵心酸，农民太苦太穷了。
相比东北农村苦寒之地，西南边疆似乎要好些。波光粼粼瑞丽江，白鹭翠鸟成群，凤竹绿荫傣家楼。瑞丽坝子有着震摄人心的秀丽风光。这些无疑都是知青心里梦中的美好回忆，但风光后面的现实也很无奈。透风的竹房冬冷夏潮，绵绵的雨水中，衣被都散发着霉味。边疆瘴气氤氲，蚊虫肆虐，一但中招，不经意间就会命悬一线。
一位当年的知青朋友回忆：
——下乡第二年的夏天，我妹炽萍染上了疟疾，服用了各种药都没用。起初忽冷忽热，后来就是高烧不退，第三天高烧至40.5度以上。知青们一商量，决定快送医院。大家立刻分头砍竹子，很快扎成简易担架，我抱了床被子铺上，大家把炽萍抬上担架，盖上被子和塑料布，用背包带固定好就出发了。天色巳晚，还下着雨，可为了妹妹的生命，六，七个知青飞步向医院走去。半路，雨越下越大，山洪哗啦啦地下来了，小路两边是深草，完全看不清路，不知谁脚下一滑，我和锡斌赶紧扶住担架，差点炽萍就翻下沟去了。靠着两只微弱手电的光照，硬是一步一滑走了四公里山路，送到姐线医院。医生一量体温，41度多，冰袋降温。说这是恶性疟。再晚一点就会出人命的。经紧急救治处理，连夜用救护車送县医院治疗，半月后，炽萍才痊愈返家。——
我本人对虐疾就有刻骨铭心的记忆。下乡第一年的农闲时节，徒步前往到陇川户撒知青朋友处访问，忽感不适，发烧并呕吐不止。进了户撒卫生院才知是染上了恶性疟疾，其来势十分凶猛，两周内无法进食，一吃就吐，全靠推点葡萄糖注射液维持生命。虐疾在当地俗称“打摆子”，即使当时治好，虐原虫仍藏于肝脏之内，每年春夏之季就会出来捣乱。我这是“肠胃型”虐疾，一到发作期，虽不再发高烧，却呕吐不止，浑身无力。记得一年朋友们或招工或探亲，我一人留守在山里的独屋。虐疾发作，就煮上一锅稀粥，每天喝上一两碗。好在药已备下，按时服用氯奎宁和璜胺密腚。由于呕吐乏力，只能躺在床上，让身体自己慢慢增长抵抗力。如此半月有余方得康复。真有“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之感！
感谢上苍，知青没有“万岁”，大多数知青都回城了。回想当年时光，虽然艰苦，也有喜乐。一位朋友打趣说：
——我被招工到了昆钢，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炼钢工人，工作十分辛苦。我常跟同学们开玩笑说，我这是从水里又跳到了火里，“水深火热”我都体会到了。
一次与工人师傅聊天，谈起我们在瑞丽的知青生活，他们都说：“瑞丽的生活那么好，你们何必还来昆钢吃苦呢?”我回答说:“可我们还是觉得知青的生活苦。”他们又说:“你觉得什么最辛苦呢?”我回答：“就是‘心’苦。”
他们一下没听懂，我就说:“就是心里的苦楚。” 的确下乡近三年，我们在劳动中，干过许多过去从来没有干过的脏活累活， 在日常生活中，经历了学生时代从来不会遇到的磨难，但是我们都顶过来了，身体上受的苦不算什么，而心灵上受的苦，却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难以磨灭。 ——
是呵，对“心苦”，可以有不同的解读，它可以是远离亲人之苦，它可以是无法求知之苦，……反思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上千万的知青一下涌到祖国的大江南北，交给毫无思想准备的老乡，双方都是茫然的。“人生的前途在哪里？”这就是知青心中最大的“苦”。
本文引用了知青朋友黄皓平、周祖同和冯炽瑛回忆文章，在此一并致谢。
南京知青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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