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唐的中学时代
1967年秋末，上海开始“复课闹革命”，那时我们已经在社会上闲散了一年多了。
小学毕业时，文革爆发，复课意味着我们要迈进中学了。上中学不用考试，就近入学，我家附近有一所重点中学，我上的是重点小学，自然一心向往着那所重点中学，可以一路“重点”下去。
入学通知让我吃了一惊，万万没有想到，平地冒出一所闻所未闻的初级中学，在汾阳路上。更令人不满的是，同住在一个机关宿舍的小学同学小妹、小平（均为化名）和我被分在三个不同的班级。
我们赶紧去探个究竟。从淮海路拐弯到了汾阳路，经过秋叶遍地的音乐学院、涂鸦满墙的海关学校、人影稀疏的一条弄堂、一排紧闭门窗的联体洋房，终于找到了那所中学：一栋简陋的水泥教学楼和一块小小的空地。感觉就像是一间皮鞋店的橱窗，众多精美皮鞋中掺夹了一双解放鞋。
失望和无奈，伴随着我进了这所寒酸狭小的中学。学校里有五百来名69届初中生，还有匆匆拼凑起来的教师队伍。
上学第一天
第一天进校，全校师生集中在小操场上，祝万寿无疆，唱东方红，背语录，有位老师带领大家喊口号，从万岁到打倒，要被打倒的人和东西比较多，喊了好一阵，最后解散去各班教室。
我不善跟人交往，心里七上八下的，磨到最后一分钟才进教室。
进去一看，教室的后半边被男生占领了，前半边是女生的地盘。那时分男女生，对异性目不斜视。教室里很热闹，不少同学可能来自同一个小学，热络地有说有笑。座位几乎都满了，只剩下第一排有个空位，只好在那里坐下。
上课铃响后，进来一个年轻人，我们的班主任，绿军装绿军帽，自我介绍说是复员军人，还是校革委会主任，蛮自豪的样子。可能刚复员吧，说话倒不是那么杀气腾腾的，造反腔也不浓。他转身把自己的名字写在黑板上，字写得不怎么样。
刚开始，不知老师底细，再说他又是复员军人加主任，想当然的根红苗正，同学们都比较收敛。听了几分钟，大家轧出苗头，这老师字写得差不说，讲话干巴巴的，毫无趣味。课堂里渐渐乱起来，有人开始聊天，声音越来越大，男生更放肆，嘻嘻哈哈。突然传来桌椅碰撞的乓乓声，回头一看，两个男生站起来推推搡搡。老师大叫，坐下！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他连叫了几遍，毫无效果。
我借此机会扫了一下男生，有两个小学同学，两三个穿军装的，还有个大个子，天蓝色运动衫的领子翻在中山装外边，当时风行的“大翻领”，据说是小流氓所爱。大翻领笑嘻嘻的：你们这算打相打（打架）？没劲没劲，肚皮饿了？打不动了？
班主任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无人理睬。他又说：来，大家唱歌，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时有几个同学站起来，大摇大摆走出了教室。老师说，坐下，坐下，还没下课呢。后面那两个男生已经抱作一团，打得难解难分了，班主任跑到后边去拉架，更多的人站起来，我也趁着混乱溜出了教室。
磨合期
或许是新建的学校吧，管理混乱。最初的一两个月，天天学习小红书，读报纸，不少学生都是高兴来来，不高兴不来。
在老中青三结合的学校革委会里，“老”的是一位中年教师，据说曾经当过教导主任。他在校门口堵住逃学的学生：你想当反对复课闹革命的典型吗？学校要给你们这些人办学习班。
学习班？上课已经受不了，去学习班就更惨了，成天被人管着逼着。我们才14岁，被他连吓带骗的，加上学校门口也加强了把守，逃学越来越困难，就此被逼回了教室。
每天上学，我们发现了一条近路，可以从淮海路穿过新康花园到复兴路，一拐弯就到学校了。虽说经过的是住宅区，但一路可看到不同的人，新康花园有资本家、名演员、名教授、名作家，还有干部、军人和住在汽车间小院里的工人。汾阳路上更有意思，那条安静的弄堂里，走出来一名高高瘦瘦酷似外国人的英俊青年，人家叫他“夹种”，据说他爸是美国佬，他冷冷地默默地从我们身边掠过。学校旁的联体洋房里，开门走出来的女人细皮嫩肉，年龄界限模糊，明明穿着蓝色灰色，跟工人阶级一样的衣服，但是格外合身整洁，一看就是“资产”（资本家）。
学校全天上课，中午学生回家吃饭。安静的新康花园，到了上下学时间，顿时喧哗起来，成群结队的荷尔蒙，亢奋地呼啸而过。
学校成员
年轻的老师一般是刚从大学毕业的，或者是复员军人，中老年的是从各校调来的，其中没有牛鬼蛇神，最多就是出身不太好。在当时的形势下，我校又不是劳改所，谁敢把牛鬼蛇神送来？
学生住在从音乐学院到麦琪公寓那段淮海路的附近，那里洋房公寓较多，居民中不乏名人和资本家，也聚集了几个机关和军队宿舍。除此之外，还有几条四通八达的大弄堂，如大德里、大福里和木齐里，里边的住宅，品质风格不一，居民多元，藏龙卧虎。
那会儿，机关宿舍的走资派都被打倒了，住在上方花园、新康花园、淮海大楼和其他洋房公寓里的资本家和三名三高都被清算了，潜伏在弄堂里的小爬虫、寄生虫、地头蛇、变色龙等也基本曝光。随后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更让“好人”一天天少下去，“坏人”一天天多起来，我校有三分之一的学生被视为妖魔鬼怪的后裔。我、小妹、小平均属这类。
另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学生来自灰色的职员家庭，职员的覆盖面很广，有解放后入党的机关干部、解放前洋行的高级管理、知识分子、售货员、护士、警察、裁缝等等。剩下的红五类比例不大，由工人和军人子女组成。
学校成立了红卫兵团，团长是工人子弟，副团长一色干部子女，夹杂了一名职员子弟。这厮似乎要创造由灰色变为赤红的奇迹，在任何场合都要唱出革命的最高音。红团唯一一次的抄家行动，就是他组织的，他带领同学去抄老师家，因为那位老师的出身是资本家。幸亏红团其他“团座”没有他那么极端，再说出身不好的师生人数众多，抄家行动就此了结。
学校的红团，还算温和。首先这是个空架子组织，上面那么多团长，每个班级任命了正副两个排长，排长的出身较杂，有职员，也有被打倒的干部，下边的小兵稀稀拉拉的，是团排长的亲信或好友，加在一起，不足学生人数一半。虽有革委会、工宣队的力挺，但在多数学生的眼里，红团无足轻重。
我们居住的街区，各派文化潜移默化，加上上海人动口不动手的传统，学生大体相安无事。
开始上课
1968年春季，我们开始上文化课，只有三门课：政治、数学、英文。政治课由班主任上，天天念语录，学习两条路线斗争史。他管不住我们，课间有聊天的，织毛线的，打打闹闹的，还有我这样经常发呆的。后来，他提议要开辟一个大批判专栏，让我们一星期写一篇批判文章，贴在墙上，类似以前的墙报。
小学培养了我良好的学习习惯，既然是回家作业，自然要好好做。根据主题（如：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造反有理，革命大联合等等），我把最高指示和报纸段落堆砌起来，端端正正抄在稿纸上，洋洋洒洒，有几页长。等文章贴出来了，才发现我是最笨的，同学们惜时如金，此类文章，写几个字应付了事，有的写了一段话，有的抄了几句口号，如我这般认真的寥寥无几，太脱离群众了。
我们班主任，很亲民的，把他的批判文章跟我们的贴在一起。他字写得差一点就算了，在一篇文章中，居然写道：刘XX忌想把天开。异想天开可以写得如此有创意，我忙拉了小妹来看热闹，她哈哈大笑：不学无术，误人子弟。班主任正好经过，脸色不太好看。此后，再也没有机会看到他的文章了。
教数学的老师，四五十岁，戴副眼镜，住在离学校不远的淮海坊。这一信息告诉我们，他资历不浅，否则住得起淮海坊吗？上海是个神奇的地方，再怎么革命，市民看人另有标准，因为骨子里的实际。
数学老师，课讲得有条有理，我很爱听。可惜男生依旧打打闹闹，女生继续聊天织毛线，她们有织不完的活儿，那时工人把厂里发的棉纱劳动手套拆了，合成两股三股的织成线衣，拆啊织啊很费工夫。数学课经常吵闹得无法上课，老师可不跟我们一般见识，爱听，他就讲，不爱听，他就停下，何必跟革命小将过不去？真是识时务的俊杰。《初中代数》第一册，才上了半本不到，学了点儿因式分解，一个学期就过去了。
英文课是最乱的，英文老师中气十足，从头到尾都在呐喊read after me（跟我读），学了字母、万岁、红太阳等几句口号。因我在小学学过两年英文，课后找老师，私下里学会了国际音标。
没料到，这第一学期居然是我们在中学文化学习的全部。
对战班主任
一天，班主任让我下课去他的办公室。他先念了一段语录，“开展谈心活动，这个办法很好。”接着说要跟我开展一对一的谈心活动。我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能不吭声。出门来，小妹和小平在走廊里等我一起回家，她们一听，大呼小叫：下流胚，跟女生一对一谈心？恶心死了。我示意她们办公室门敞开着，她俩毫无顾忌，大叫了几声恶心，下流。
我至今不清楚班主任要跟我谈什么，他应该没有恶意，那时的我，因为家庭处境，用自我封闭来保护自己，我在班级里独来独往，谁都不理，他可能想把我拉回到热闹的集体中。
自那天后，每天读语录的时候，他的首选成了“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经过文革的人都懂得这段语录是用来警告那些出身不好的。边念还边看看我，全班同学的目光随着他的，集中到我身上。我故作坦然地跟着大家一起念，心里充满了仇恨。
一日，小学同学聚在一起，说到此事，她们一听火冒三丈，定要替我报了这一箭之仇。有个不在我校的同学喜欢画画，三笔两笔把班主任画成一颗枣子，因为他长圆形的头型像枣子，标题是：XXX是没有脑子的大笨枣，把我们笑得前仰后翻的，赶紧找来信封，贴了四分钱邮票，由外校同学寄给班主任。别看我们幼稚，我们周密地考虑到了查笔迹的可能性，这下是无论如何也查不到我们身上了。
过了两天，班主任上课时，神秘兮兮地说：我们要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昨天我收到一封匿名信。大翻领在后面叫起来：匿名信？说啥？念出来听听。老师说：这个嘛，就不念了，不要散布不好的影响，不过我们要提高警惕，阶级敌人没有在睡大觉。老师转了话题，令大翻领颇为不满：喔唷，念念有什么关系，你太不上路了（不够朋友）。
这出剧自然分享给了小妹和小平，她们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这对我们，是巨大的胜利。那时候，父母被整，我家惨到父亲去世，母亲被隔离，家里只有三个孩子，还说是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扣发了母亲的工资，只给最低生活费。造反派随时打上门来，抄家、谩骂，为所欲为。有一天我半夜三更被逼着起床，莫名其妙挨了顿臭骂。小妹和小平，虽有母亲在前边挡着，但也比我好不了多少。就这样，我们整日生活在恐惧不安之中，心灵扭曲，在一个充满仇视的世界里，无法培养出尊重人的美德，我们都堕落成不良少年了。不幸的班主任。
工宣队来了
1968秋季，工宣队来了。第一件事就是取消代数英文课，开设了工业基础和农业基础课。这两科的课本粗制滥造，内容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工业基础讲了交流直流电，让我们根据原理组装一个灯头。一个班五十多名学生，又怕我们触电，工人师傅示范以后，每个学生轮流依样画葫芦，结果，组装一个灯头耗费了一两个星期。
农业基础更离谱，一会儿农业，一会儿畜牧业，一会儿经济作物，一会儿粮食作物，读了一通磷肥钾肥氮肥，还要分辨插图里的麦穗和稻穗，搞得我们一头雾水。
这两门课后来也不了了之了。工宣队要我们集中力量干革命，每天学习小红书，斗私批修，还要去校外参加革命活动，所谓革命活动，就是被拉到巨大的公共场所去填空，比如人民广场和文化广场。批判大会要造声势，人越多越好，无论斗走资派还是小偷，都拉上我们去凑数。
加入买菜团
班里重新安排了座位，我被安排到几名能说会道的女生中间，我依旧摆着一张“石头落在浆糊里”的臭脸，对她们不理不睬，可我的同桌时不时对我笑笑，我不好意思，就开始跟她说话，得知她出身于工人家庭，母亲早逝，父亲一人工作养活四个小孩。她非常能干，买菜做饭洗涮，样样拿手，脾气也很直爽。后面的两位同学，出身职员，爱说爱笑，就此组成了一个四人聊天圈。
她们对革命不感兴趣，说的都是如何做布鞋、织毛衣、翻棉袄，为我开辟了一个有趣的新世界。机关宿舍里的子弟往往把时间浪费在夸夸其谈上，都成了黑五类了，还在谈什么第三国际、中苏大战、美苏大战的，难怪上海人觉得土八路是憨大（笨蛋）。
相比之下，我的同学很实惠，国家大事哪需要小市民插嘴？她们商量如何在菜场互帮互助。上海人习惯一大早买菜，由于副食品供应不足，菜场六点开门，四五点钟就有人在各摊位排队。她们你一言我一语商定第二天谁去排队买带鱼，谁去排队买青菜，谁去排队买豆腐，各人多带几个盆盆罐罐在队伍里占位子，这样就可以买到各种热销食品了。
她们老问我：你家今天吃什么？我贪睡，等我六点半跑到菜场，新鲜蔬菜常常卖完了，就只能买全天都有供应的咸菜。她们非常慷慨地邀我加入买菜团。跟她们去了几天，就坚持不下去了，抱歉退“团”，又回到常吃咸菜的日子里。
在中学的一大收获是，在她们的指教下，我学会了纳鞋底、做鞋面、嵌滚条……从无到有，做出了一双布鞋。
瞎折腾
那时候，好像家家户户的收音机一天到晚开着，一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呼叫：最新指示，最新指示……，外边的锣鼓立马响起来。在接下来的一天里，游行的人群、锣鼓声、高音喇叭、口号声、歌声不断。每个单位在竞赛，看谁能早一点儿冲到大街上去。
我校当然不甘落后，命令我们一听到最新指示，不分白天黑夜，立即去学校集合游行，我们在路上走几个小时，挥舞着小红书喊口号。作为落后群众，从来不用举牌子，扛旗子，敲锣打鼓，可以轻轻松松，边走边看一路风光。白天游行也罢了，换了寒风呼啸的冬夜，谁愿意去马路上疯走？我和小妹、小平约定，届时故意拖拉，等那些傻呵呵的红卫兵急不可待地冲出学校后，再到学校报个到，落后分子乐得落后。
再后来，中苏在珍宝岛交战，全民备战，又冒出来拉练。各校让学生把家里的被褥捆起来，背着在马路上走来走去，有时要走一整天。一群荷尔蒙背着五颜六色，捆扎得歪歪斜斜的被褥游走于街巷，也是那个时代一道别致的风景线。
有一天，我们被赶到操场上，学做语录操。凡是反动的东西，踢左腿；凡是毒草，踢右腿；你不打，双臂上举；它就不倒，双臂下落…… 这节操是编排得最优秀的了，有逻辑有节奏。其他的，动作口令不搭界，根本记不住。
为了这语录操，花费了大量时间，学会了，还要练，动作端正与否，反映了对伟大领袖的态度，实在是折磨人。好不容易大家都学会了，又被取消了。据说是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太不尊重最高领袖了，怎么可以把天才的伟大思想跟一二三四的口令等同起来？
不久，学校办起了校工厂，专做领袖石膏像，各班轮流去校办厂劳动。石膏模子开闭的地方，在领袖头部凸起一条线，需要用小刀子刮平，砂皮磨光。大家都小心翼翼，打碎了头像，磨错了地方，就等着做反动学生吧。
果不其然，我们班还没轮到去劳动，校办厂就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领袖的头上居然有一枚图钉。
主管校办厂的老师是归国华侨，自然是一号嫌疑犯。那天在校办厂劳动的学生，一个个被拉出去单独审问，全体被隔离审查。校办厂地方很小，人挨人地干活，谁都没有作案的机会。师生一遍一遍回忆那天的每一分钟，终是找不出破绽。专案组给华侨老师施加重压，单独隔离，日夜审讯，最终没抓住老师的任何把柄，就此成了一宗悬案。由于这起案子，校办厂关闭了数周，我们还没轮到去劳动，就放暑假了。
学工学农
在1968年秋季和1969年春季的这两个学期里，我们三次离开学校去学工学农，工厂农村没有学校的压抑气氛，让我看到了另外的世界。
学农在桂林公园附近的人民公社，上海近郊，生活条件不错。那里人多地少，男劳力下地干活，女劳力在家绣花、织毛线、钩花边。她们一边拉家常一边飞速编织，大大小小各种款式的毛衣、台布、茶垫、床罩，一件一件从她们灵巧的手指中变了出来，都是外贸公司的出口产品。这些美丽洋气的针织品，令大家赞叹不已。心灵手巧的女同学及时请教编织的花式和方法，准备回家一试。
我们被分派跟男劳力去干粗活，他们怕我们毛手毛脚的，糟蹋了农作物，就给我们安排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活儿，捡稻穗、搓草绳、补麻袋什么的。
晚上大家睡在一间仓库里，地上铺了稻草。有一天刚睡下，突然传来一声尖叫：鼻涕虫。吓得我们一骨碌坐起来，稻草下果然有鼻涕虫爬来爬去。这还敢睡吗？忙穿好衣服爬起来。有人说，鼻涕虫怕盐，跑到厨房，抱回来一个盐罐子，见一条撒一条，盐罐子空了，可还有一些没被消灭的鼻涕虫，越想越怕，大家把被褥搬到撒过盐的地方，挤在一起睡。第二天又去买了几斤盐，继续消灭鼻涕虫。这是我们学农的“恐怖经历”，每每跟其他班的女生分享，都引起一阵尖叫。
有一次学工去了羊毛衫八厂，那里生产机织毛衣，机织毛衣需要剪裁，再一块一块缝起来。那个年代物尽其用，在堆满边角料的车间角落里，我们坐在灰尘中，拿着啤酒瓶盖子，把一块块边角料拆成一根根毛线，这些毛线可以用来擦机器。
另一次学工是冬天，我们在大光明钟厂工作了一个月，该厂出产的闹钟远销全国各地。我们上了流水生产线，每人负责一道工序，拧螺丝钉，固定时针秒针、装发条等等，一圈过来，就装好了一只闹钟。我的工作是用一台手摇机拧紧发条，再把闹钟对准标准时间。上好发条的闹钟送质量检验，24小时后，检测闹钟走得是否准。尽管外面革命得乱哄哄的，钟厂的生产却有条不紊，工人师傅耐心地教我们怎么做，几条流水线同时运行，一旦出现瓶颈，他们马上过去帮忙。
有一天特别冷，寒气阴湿彻骨。钟厂四点下班，等我到家，天色已经是灰沉沉的了。刚走进院子，小妹家的窗口打开了，她在六楼大声叫我：海风，你的围巾我帮你织好啦。一条长长的红围巾从她的窗口抖落出来，在寒风中飞舞。我中学时代最难忘的亮点，就是朋友之间的纯真友谊。
插队去
1969年放完暑假，回到学校就被通知，我校成了69届初中生毕业分配的试点，全校学生一锅端，去我国最北的县，黑龙江呼玛县插队落户。
接下来的乱，可想而知。有慷慨激昂的，有哭哭啼啼的，绝大多数是我们这一类，不情不愿，却又无可奈何。要是打算赖在上海，那就等着学校的老师工宣队天天敲锣打鼓到你家，赖在你家，直到你爸妈松口。哪怕赖下来成了“社会青年”，不仅被人看不起，而且前景恐怕更为黯淡。据我们所知，不少文革前的上海社会青年都被送到新疆去了。
忙忙乱乱了两个多月，1969年11月26日，我跟小妹、小平坐上了北去的知青专列。
我们进中学的时候，失望、无奈，离开的时候，失望、无奈、加上厌恶。我厌恶那所中学，虽然更应该厌恶的，是那个年代。知识和善良的生长需要阳光、雨露、沃土，而那所中学一片荒漠，我们离开的时候，大脑内心一片荒凉。一个多么荒唐、荒谬、荒诞的年代啊！
本文曾被公众号《新三届》推送，被万维网、博谈网转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