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的故事
铿锵猪注：此文中多数内容收入家史《半壁家园》有重叠之处请原谅。
陈大娘的故事
据说现在有人不相信那个年代饿死人的历史史实，说是造谣污蔑。这是因为你处在一个编故事、一个不尊重历史的时代。我相信我自己——不说假话，不言漫语。
1959年发生了什么？那个阴风毒雨，风刀霜剑的年代，那个“聚党数千，横行天下”的年代……当今五十岁往上的人应该知道，也应该永远不会忘记。
灾难侵袭到北京城还晚些，时间是在1960年左右。而拥有土地万顷能种粮食的农村却提前陷入苦难的深渊。
那时城里人也在饿肚子。记得我上小学二年级时学习很好。一次得了猩红热一两个月没上学，病好后考试还得了双百。而到了挨饿的1960年上三年级的时候，每天都饿得我上课六神无主，总是走神没心思听讲，心里老惦记着中午我妈机关食堂那棒子面发糕和白薯面黑馍馍，吃了上顿想下顿的。一旦“想吃”比“向学”努力，别人我不知是啥状态，至少我确实是不敌学习了。
那时，媒体、家长、老师告诉我们粮食少是因为国家处在三年自然灾害中。然而，农民知道，那几年并没有大面积的风不调雨不顺。农民不知道这实际上是一帮不懂经济的掌权人在夸大编造“三年自然灾害”的严重性，以此掩盖因为昏聩无能而把中华大地祸败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的恶行。
十五年后我回到了“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安徽老家，才知道让自然灾害承担罪责背后的更大的罪恶。
1958年8月中央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会议对已严重危害国民经济发展的虚假浮夸不纠正反而支持。高指标、放卫星、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
粮食产量要求每年大幅度甚至翻番地增长。1957年粮产1850亿公斤，1958年要求达到3000到3500亿公斤，1959年4000到5000亿公斤……
会议上，各路官员对这些瞒人昧己、欺天负人的数字给予高度赞成，齐刷刷高举起的保养良好的白嫩嫩的手，像举起一大片明晃晃白光闪烁的战刀，从此杀向了社会最底层的苦难孤立无助的农民。一片鲜红软嫩的舌头在方圆三平方寸的嘴里这么随意一搅动就能让方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几千万悲苦苍生倒地毙命。饿死人之多，任何大小战役无法与之比拟。一片舌头的威力比任何规模恢宏战争中的精锐武器的杀伤力都大。
1958年始，青海、甘肃、安徽、河南、山东、四川、广西……乃至全国“受到自然灾害”的百姓开始蘸着自己的血泪，涂抹了一幅幅惊骇中国历史的血腥画面，以痛失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把“在全国扔原子弹”的暴君们牢牢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那时，放卫星浮夸吹破天，粮食指标定得比天高，到处虚报亩产几千斤上万斤。最高独裁的罪恶路线被省里个别领导理解执行得体无完肤。他们不调查研究，不实事求是，强行按照这个数目让农民交粮，这无疑把老百姓推向死亡。这就好比一个已濒临死亡的人却还要从他身体里抽走大量的血液。
安徽是极左路线的重灾区，是全国死人最多的省份之一。
对那个年代挨饿的事情，我隐约听说过，但只是凤毛麟角。有一天在陈大娘家玩儿，老人家给我较为详细地讲述了那时的悲惨光景——
“那时候虚报每亩产量几千斤，你想咋可能哩，每亩连土加起来也不够几千斤呀。政府给上边报上去了，就得按这个数目交粮。地里收不上来，上边就蹿到农民家里，见粮食就拿就抢，连一把米也不给留下，全都充数交上去了。本来收成就少，这一搜刮吃啥？几天几天没吃没喝的。庄里的树都没了皮，草都拔光了，牲口没草吃，跟人一样成片成片地死呀。红芋秧子那可是最好的吃食，早就抢没了。天天死人啊，人人都饿得没力气挖坑埋人，死了人用破席子一卷扔在路边，那时候就狗不死呀，吃死人吃的肥嘟嘟的。说人杀狗吃呗，可人饿得都动不了了，哪儿有劲儿抓狗杀狗啊。”
人啊，与生俱来的就是被蹂躏、摧残、毁灭，像是一堆堆蚂蚁被碾碎在皮靴下。
北戴河会议还要求钢铁要比1958年翻近两三倍！
中央会议一贯在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召开，亵渎啊。大海若有知，甘愿献出自己蔚蓝浩瀚的身躯，让它变作奔腾炽烈的钢水翻三倍、三百倍、三千倍来解救在暴殄天物败国葬家的独裁者欺压下的苍生。
大娘接着说：“让全民大炼钢铁，农村的男劳力都炼钢铁去了，地里的庄稼没人收，就烂在地里。上边来人把灶台上的铁锅都拔走了，沾点铁边儿的东西都拿走了，没锅没粮的日子你说人怎么过活？就是有粮没锅也不行呀。把人饿得要不就是虚肿烂胖，要不就是一把骨头。头抬不起来都耷拉着，见了面连打招呼的力气都没有，到处都是房倒屋塌啊……”
我问为什么塌房子呢？
大娘说：“秫秸麦秸粮食杆全让人吃没了，没的烧啊，拆房子卸门卸窗卸房梁当柴火烧呀，那房子能不塌吗？屋里桌子椅子床凡是木头的东西能烧的都烧光，人吃喝拉撒睡都在地上跟牲口一样。”
我纳闷都没粮食吃了，也没做饭的锅了，怎么还烧火做饭呢。当时没敢过多地问悲伤的大娘。后来才知道，煮的饭食就是水草野菜，没锅就用瓦罐陶罐煮。
陈大娘深深地陷入了对过去悲惨世道的回忆中。我头一次听说在新中国，在莺歌燕舞的大跃进年代居然会有这么惨烈的事件。显然，那段最不能在记忆中出现的惨绝人寰的一幕幕又触动了已被重度创伤过的老人脆弱的心。
我看着大娘被悲伤和激怒后抖动的嘴唇，不由自主微微晃动的头，红红的眼圈……我脑袋里一片黑沉像灌了铅，整个五脏六腑全都悲伤得紧缩在一块，血管全部曲张开来，鲜红的血在极度愤怒恐惧悲伤的情况下会变黑的，黑了的血在血管里从哽咽到恸哭，悲痛的血液听到大娘的叙述也放慢流动的脚步，不再是以二十秒的速度绕全身一周。
大娘的叙说把我带进那个令人浑身战栗的年代，带进临涣集哀鸿饿殍遍野，处处断壁残垣，“千村毙命路遗尸，万户消失鬼无声”的悲惨年代里。这是连鬼都悲愤得不出声响的真实的惨绝人寰的人间惨剧。
大娘只是平静地叙说，没有骂娘，大娘心地善良从不会骂人，大娘也不知道应该骂谁。
安徽有个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叫张恺帆，他是安徽无为县人。无为县是安徽饿死人最多的地方。张恺帆回老家调查情况，看见死这么多人，无比悲愤，气得痛骂县委书记，揪着县委书记的脖领大喊：“你把人还给我！”
张恺帆应农民的要求，下令解散了几千个人民公社食堂并开仓赈粮……这一“大闹无为县”的事件被人们当作传奇故事在安徽广为流传。然而，以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为首的极左分子把张恺帆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关押二百多天，批斗后送淮北煤矿劳动。之后，安徽饿死人现象更加严重，那三年无为县是安徽省饿死人最多的地方！
然而，曾希圣这个疯狂执行极左路线间接杀人的刽子手在安徽编写完惨绝人寰的血泪史后，竟然还被两位中央大员领到山东兼任省委第一书记。他只在山东登基一百二十天后就被中央免职责令返皖。安徽的“盖子”已被揭开，极左浮夸造成死人的数量竟是山东的十倍！
“稍微胖点的小孩都吃光了。从你住的地方往北路西，张某就吃过小孩，还有那个住小学东头的老吴家，她家的小孩就是那时候被人吃了……”大娘继续为我勾勒出一幅幅让人颤栗的画面。
这两家人我都见过。吃过人的张某三四十岁，人高马大，红光满面，两眼炯炯有神。记得他经常站在自家院里或门口，插着腰虎视眈眈的，那架势好似当年窥视捕食目标。
他家尽管和大家一样吃得很糟糕，但是几个小孩却不同于其他孩子。他们个个虎虎有生气，红扑扑的胖脸蛋，身板结实得像小铁塔。人类吃食物很全面，人肉的营养合成应该是多方面的，不亚于牛猪羊鸡，所以张某会长的高大勇猛，所以他的后代血液里有人肉的营养成分当然也就长得壮。不知道有没有营养科学的根据，这只是我那时幼稚的猜想。
而那家小孩被人吃掉的老吴家，两口子四十多岁了，男的终日不言不语，木然出进自己的破屋陋院；女的满脸皱纹像六十开外的人，头发枯黄，脸色也是黄涩黄涩的，她那幽忧的眼神、风风火火的疾走和飘动着稀疏的枯发，还似当年在漫山遍野河边滩涂奔波呼号寻找自己的爱子。
听完大娘的讲述，我精神被压抑了好多时日。1959年正是我上小学二年级，是冬天滑冰，夏天游泳，吃喝不愁的幸福快乐无忧无虑的年代。
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我坐在饭肴还算丰盛的桌旁（因为1959年北京城还没显现出穷凶极恶的困境），两眼呆呆地盯着天花板突然想到了死，人死了再也不能吃喝玩乐，觉得非常恐惧。而就在我衣食丰足却恐惧遥不可及的死亡时，我家乡的乡亲们乃至全国各地的百姓或饿肚子或真实的悲惨地饿死了。我那么幼小就想到了死亡，这是第六感应，是大批农村死难者包括和我血脉相连的老家亲人的幽魂逼近拽紧我幼小的心灵，让我脑袋里飘出死的意念。
余文忠舅爷爷讲的的故事
在老家插队时余文忠舅爷爷也给我讲过那不堪回首的一幕：“1959年末，我写信跟你爸爸要全国粮票，1958年中央封锁消息，城里人根本不知道家乡的亲人受着怎样的苦难，你爸不知道家乡没饭吃，只寄来三十斤全国粮票。那时有粮票只能买到豌豆。我们用这三十斤粮票买了三十斤豌豆，每天用暖壶泡上一点豌豆，一人吃几颗，就这么苦熬着糊弄着活过来了。
你爸爸后来又寄了寄钱和粮票，我都收不到了。邮局接到上级指令，凡是寄钱寄粮票就扣下。有人说被扣下的钱和粮票都交到县里去了，由县里当官儿的分巴分巴救自己的命去了。
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爸给我的这三十斤粮票，你别看它少，它管大事了，它救了我们一家人的命呀。”（海鸥补充：我2008年回乡时，舅奶奶还健在，一再跟我提起这三十斤救命粮票）
爸爸讲的故事
上世纪九十年代，爸爸也给我们讲过老家的乡亲们还有我们的亲戚饿死的事。
爸爸的叔伯妹妹刘长荟，我们的堂姑。小名叫小俗。小俗长得很漂亮，嫁给了海子公社的赵某某，赵某某的哥哥赵某去了延安后来当了安徽省里的大干部。
小俗在1959年的冬天和丈夫一起饿死了。小俗有一儿两女，“困难时期”他们把所有能找到的吃食都一点一滴给了儿女，所谓吃食就是树皮草根。这么多人饿肚子，到了冬天连树皮草根都找不到了。小俗两口子最终也没能熬过那个悲惨的冬天。
1973年，爸爸结束干校劳改后去了一趟久别的老家，住在文忠舅爷爷的家，爸爸让文忠的女儿去海子公社告诉小俗的女儿小青，说她舅舅来了，让小青过来看舅舅。
小青?着当时在我们老家算是上等的食品：一篮子馒头和粗点心过来看我爸爸来了。
小青提起她父母就哭，说那时实在是饿坏了，母亲每天都跪在麦穰垛跟前用筛子把全部麦穰重新筛一遍，希望能找到遗落的星星点点的麦粒子。跪在那儿筛上一天，只筛出来半茶杯，全给孩子吃了。
在封建社会，国民党时代遇上天灾人祸，政府还要放粮赈灾呢，实在没法儿了，老百姓还可以携家带口远走他乡逃荒要饭。但是1959年是社会主义的江山，共产党的天下，共产党不仅有粮不赈，还圈起灾民不让逃荒要饭。
小俗的丈夫不堪忍受饥饿，偷偷逃跑到县城火车站想和其他难民一起扒车到外地讨饭，不想车站已经被军队包围，所有难民都被赶到北关不让上火车。小俗丈夫没办法只好折返回家，走了二十里地饿得实在走不动了只好爬行，就是在肚子里没食的情况下还爬了十多里地，把身上所有的气力全部用尽，还没等爬到家就咽了气，死的时候才四十岁左右。
小俗的大伯哥赵某当过蚌埠市委书记，时任安徽省委组织部长。但是在那个极左横行霸权当道的年代，他却没办法也没能力救助自己的弟弟妹妹。
爸爸小时候一起玩耍的好朋友根元也是那时候饿死的。还有一个姓王的爸爸的小学同学，他有两个儿子，饿得快要死了，跑到邻居家求助。邻居是位小学教员，也曾经是爸爸的小学同学。看见他家锅里煮着水草，两个孩子求老师给点水草充饥，老师却说，我家也有大人孩子，这点水草不够吃，你吃了我就得死。随后把他们推出门去，不久父子三人都饿死了。
爸爸是个轻易不掉眼泪的人，但是说起家乡亲人遭遇的这段悲惨历史，爸爸的眼泪就会涌出眼眶，重重地掉下来。
据知情人说，其实当时县里是有粮食的，但上级有死令——粮仓里的粮食是用来备战的，不许赈灾，谁要抗拒违办就要法办。前面不是说了吗，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因为开粮仓赈灾，被开除党籍、撤职、劳改。由于种种原因有几个共产党人能像张恺帆舍得一身剐站出来为民请命？
余运乐表叔讲的故事
这是2012年的事了。我安徽老家两个表叔来济南看我。两位表叔是我爸爸亲舅舅的儿子，还有一个女儿在2001年过世了。大表叔余运海81岁了，二表叔余运乐76岁了。大表叔五十年代就扎根黑龙江；二表叔一直在老家当地的面粉厂工作，退休后家居濉溪县。
表叔们说起“困难时期”饿死人，历数我奶奶余姓家族死了十好几口人。说起那时每天死的人啊就像用机关枪扫射，一片一片地倒下。
二表叔在面粉厂工作稍有“便利条件”，带回家30斤麦麸子给饥饿的家人填肚子。不想才吃了一顿其余的就被上面搜刮走了。有的人家饿红了眼，吃小孩，把小孩藏在被子里每天吃一点，然后再把被子掖好，生怕别人发现抢走。死掉的人裸露遍野，没人有力气将他们掩埋，粮站站长许愿——谁埋，给谁两捧红芋（地瓜）干儿，马上就有人渴求地瓜干儿出力了……惨绝人寰的历史，我就不愿让表叔再讲下去了。我情知是放卫星虚报浮夸，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大行极左之道的故，就打岔问表叔，饿死人的那几年，到底有没有老天爷的事儿，表叔说人治！丰收得很，风调雨顺的！
我问亩产按常规应该是多少斤，答顶多150斤。而卫星价是几千斤上万斤！
我突然也像被饿倒，没有一点力气骂街了。
大表叔在黑龙江，二表叔在面粉厂，得以活命。二表叔是见证人。活证人越来越少了，这段历史可以大言不惭地被无耻的文字编篡下去。
这只是我们老家“困难时期”百姓挨饿的几个画面。事实上大面积的饿死人遍及全国各地，更悲惨的状况不胜枚举。这段农民的屈辱史像一块巨大沉重的石板重重地压在历史经历过的那个永远不能遗忘的角落里，一直压到现在没有人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