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复一年教着同样的几门课程是会感到厌倦的，好在科研在工作中占的比重也不轻，而课题是一直在变换的，由争取到何种经费而定。要不是下面的一次偶遇，我可能还会继续在教学和科研中找到平衡点，再继续工作几年，升了教授，象大多数人一样，一直干到退休。
我教的工程材料这门课要坐学校的校车去闵行新校区上课，徐汇校区到闵行校区大约有50分钟的车程。一天我上车后刚坐下，听到后排二位老师的对话：
＂黄处长，你也去闵行校区，今天那里有外事活动吗？＂问话者我不认识，被句者是外事处的处长。
＂没有什么外事活动，这学期我为学生开设了一门英语课，今天赶去上课。＂处长回答。
＂学校的英文老师不够吗？要您这位大处长亲自上阵？＂
＂是我自己要求的，在一个位置上呆久了，脚步就停下来了，还是要做点不一样的事情。＂
这段对话突然给了我启发，对于重复的生活有些厌倦了，我不想让命运在这里停留，应该让生活作些改变了。
首先能够想到的是多参与一些不同的课题，当从事的科研项目有了突破，自己会有一种成就感。一天在系办公室门口遇见系主任，我就问他，有没有可能下一学年不要给我排课，让我专门搞科研？
＂不行，＂他回答得斩钉截铁，＂现在的教师队伍青黄不接，老先生们都已到退休年龄，留校的年轻教师个个都想出国，你们这些中坚力量不在那里顶着，交大材料系在高校中的领先地位如何保持。＂
系主任平时对我很好，在我评上优秀教学奖后的那学期，还专门坐在教室后排听过我的讲课，平时有什么事去找他，他都会尽可能地帮助解决。但是这一次，他态度坚决，看不出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他说得有道理，我无话可说。
＂所以上课还是你的主要任务，除非你出国。＂他加了一句。
这句话提醒了我，出国或许也是一种选择。在这以前，周围的年轻人都在忙忙碌碌地考托福，办出国，我却不为所动，因为觉得自已巳经并不年轻，出国留学怕吃不了那个苦。但这个时候静下来想一想，出国不见得非得读书，离开讲台出去当几年访问学者，开开眼界再回来也是好的。
想法一旦萌芽，便会在脑中迴旋，直至做出决定，再形成一个计划。
联系去美国大学当访问学者操作并不困难，不需要考托福，只需要准备几篇用英文发表的科研论文和几位教授写的推荐信。我在美国的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杂志上和复合材料界面研究的国际会议的论文集中发表的论文这时派上了用处，教授们的推荐信也很快搞定。去图书馆查找美国大学科研方向对得上口的知名教授也并不费劲，因为在做科研时参考过他们的文章。
材料准备就绪，发出了十几封申请信，当时没有如同事们建议的那样把网撒得更大些，只希望十几所大学中有一所能够接受就够了。
等待的过程是令人心焦的，等来的回应也大都令人失望，都是＂感谢你对我们学科的兴趣，但由于经费不足，目前无法接受你的申请，我们会保留你的申请材料，一旦有新的经费下来，一定会重新考虑＂云云。
在所有的回信中，马里兰大学的阿森诺教授的回音给了我希望。他说他现在正在争取经费，不能确定能否拿得到，如果我能自费赴美，他愿意接受。以后若有机会，再考虑资助的问题，他没有作出允诺。
这件事看上去是有风险的，如果去了以后一直都拿不到资助，生活都会成问题。在美国这块完全陌生的土地上，孤身一人，无亲无故，我願意放弃交大稳定的教职去冒这个险吗？
奇怪的是当时竟然没有去想那么多，而是按程序一步一步地去操作，申请护照，申请签证，不很容易，但都有贵人相助，最后得以搞定。
1990年12月15日，我坐上了去美国的飞机，那年，我41岁。
交大同一教研室的一位教授，帮忙联系到他原来的研究生，那时正在阿森诺教授手下攻读博士，请他帮忙接应。到达美国的那天，这位博士生到机场接机，帮我安排了一个临时住处，与北京石油大学来马大当访问学者的二位女教授同挤一室暂住。
第二天，大家认识了，室友感叹我怎么胆量这么大，她们问我，如果你一直拿不到資助怎么办？你考虑过吗？＂没有。＂我诚实地回答，心里却有点后怕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