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杜威（John Dewey）是美国最伟大的哲学家。观察美国本土哲学思想，特别是左派知识分子与民主党的思想脉络，都无法离开杜威这个源头。杜威也是与近代中国最有缘的美国人之一。他曾在中国讲学2年（1919-1921）。是中国近代史上众多学者和教育家的老师（胡适，将梦麟，陶行知，张伯苓）。1919年初，杜威曾在日本停留了3个月。在这个短暂的停留当中，杜威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当时日本国内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高涨的同时，却总是伴随着激烈的反美运动。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总是要拉上美国说事。杜威认为，首先是日本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洗脑，是来自于对天皇的崇拜，也就是对皇权传统，对极权主义传统习俗的认同。杜威说“这成了压在他们背上摆脱不掉的东西”。同时，杜威在他的家书中写道。“批判美国是一种很简单的方法，它可以遏制自由主义，进一步的为一个强而有力的军部摇旗呐喊”。后来发生的历史灾难，正是这种极端的日本民族主义或军国主义的因果业报。也是日本民族对于极权主义的习惯所导致的“业力”。（可以用听的：美國的脊樑《美國筆記 -9》01/11/2021 - YouTube）
这个事情里面最让我佩服的是，杜威在一百年前就能把“反美”是为了遏制自由主义联系到一起。这为什么很厉害呢？因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相互反对，是要到了二战以后才被美国人普遍的注意到的。而在这之后，一般意义上的“反美”也都是指美国之外的专制主义国家对美国的反对和仇恨。但是，杜威做梦也不会想到，“反美”也会来自美国国内，而且是来自美国的知识分子阶层。
按照杜威的实用主义继承人，新实用主义的左派思想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的说法。从60年代开始，美国大学里的左派学生和老师都认为，越战以及非裔美国人遭遇到的屈辱，表明美国是一个邪恶的国家。也就是美国历史上的罪恶决定了美国永远都无法变成一个“好人”。这种“邪恶”必须通过“革命”才可以清除。要从“反美”，也就对美国的批判与憎恨入手。对于这种只是在文化上提倡“身份政治”，“批判理论”的左派知识分子，罗蒂在他的《实现我们的国家》Achieving Our Country这本书里面，称他们为“文化左派”。而把主张用公平与正义改造美国的传统左派称为“改革左派”。
罗蒂认为那些“文化左派”的头脑不怎么清醒。怎么可能因为美国历史上发生的悲剧，就断言美国过去，现在，未来都将永远是一个坏人的国家呢？怎么就必须彻底的“反美”，彻底的抛弃美国呢？并且，这种“自我憎恨”的教育也改变不了什么。除了让美国人失去民族认同，加深自己的耻辱感，并因为失去“自尊”而变得歇斯底里之外。“文化左派”置底层人民的痛苦于不顾，不去脚踏实地的改造这个国家，而是作为了一种“自我憎恨的旁观者”。除了骂这个国家之外什么也不做！
其实，罗蒂讲的道理并不深奥。依据我们熟悉的“求仁得仁”，“心想事成”的传统智慧。一旦失去“自尊”，那么，一个毫无自尊感的人所追求的，或所做的，就只会是“自取其辱”。因此，这些年以来，中国的家长们也开始注重对于儿童的“夸奖教育”。因为据说“夸奖”可以促进儿童形成“自尊与自信”的人格。而由自尊与自信的人们所组成的民族与国家才是令人自豪的。因此，中国的家长们已经开始鄙视“贬损式教育”，甚至开始研究有贬损子女习惯的家长，及其这些家长的人格障碍。有一部2019年的中国电影《春潮》令我印象深刻，电影里的那个妈妈对于他女儿长达40年的贬损与折磨达到了无以复加的，令人奔溃的程度。我要建议那些从小被保护的很好的女儿们去看这部电影，体验一下那个被伤害的女儿的人生。更要去了解那个妈妈人格障碍的由来。这是一种典型的“受害者人格”，有这样人格特征的人，他们会伤害自己的家人，对外则欺软怕硬。他们的口号有一个很高的辨识度，“都是你的错”！“都是你害的”！“我之所以有错，也是因为你的缘故”！因此，那些从小被保护的很好的女儿们，要在警惕自己的不完美，以及遇到不顺心的时侯，深深的感谢自己父母。感谢父母培养了我们“自尊”与“自信”的人格。而不是像电影里的那个妈妈一样，用“受害者人格”去摧毁下一代的“自尊”，然后再下一代。
正如摧毁一个人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失去“自尊”一样。罗蒂说，民族自豪感等同于一个人的自尊，它是一个国家走向自我完善的前提。只有当民族自豪感压倒民族耻辱感的时候，这个国家才有可能变得更好。
那么，什么才是美国左派心目中更好的国家呢？由于当前语境下流行着对于左派作“阴谋论”的解释。因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罗蒂及其罗蒂口中的左派都不是什么共产主义者。从杜威开始，美国左派是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下，推动实现“正义与公平”的一批好人。杜威的理想是在宪政民主之下，发挥政府的作用。通过对财富收入和财富分配进行公平与公正的改造，从而把美国建成一个没有阶层的世界民主的“灯塔”。这是20世纪以来美国左派及其民主党在政治上唯一可以凝聚“共识”的政治的主张。而它最初的社会实践就是“罗斯福新政”。尽管今天有太多的研究在经济理论上质疑“罗斯福新政”。保守主义者们也依旧痛恨杜威把宗教从教育体系中排除。但是，经济政策及其教育理念上的分歧，不足以影响美国人对于一个跨党派的主张形成“共识”。那就是“在保护个人自由的同时，实现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第一句是保守派及其共和党的主张，第二句是进步左派及其民主党的主张。我在前面的视频里已经反复的分析了达成这个“共识”的政治平衡的重要。我想再次引用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卡尔波普的话来为这个政治平衡做一个总结。卡尔波普说“过了很长时间，我才认识到，自由比公平更重要，试图实现公平就可能危及自由；而如果失去自由，则在不自由的人们中间又何来公平？”（参考：自由比公平更重要。《美國筆記 -3》12/21/2020 - YouTube）
因此，左派要想实现公平与正义的主张，则政府权力必须不以侵犯“自由”为前提。右派要想捍卫“自由”，则必须建立社会财富的公平与公正。美苏冷战的结果，正是美国人民在以上“共识”的基础上，保持两党政治平衡的结果。然而，这个结果却又成为了分裂美国“共识”，打破两党政治平衡，甚至发展出当下“政治仇恨”的导火索。
我们在前面分析过政党政治的一个弊端是，政党为了获得权力，获得选票，总是要强化自己代表了某种“真理”或“趋近真理的方向”。（"政治正確"是否具備理性的基礎？《美國筆記 -4》12/28/2020 - YouTube）由于在究竟上并不存在“绝对真理”或“绝对正确”。因此这种自我强化总是会遇到来自另一个党派的挑战。也就是说，另一个党派所持有的“真理”与“趋近真理的方向”有可能在某一个阶段中占了上风。美苏冷战的结果，在国际上强化了“自由民主体制”的绝对正确地位。这种观点的一个推手，就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福山提出了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形态的终点，或终极的社会形态。
这种动不动就把某种理论往“绝对”方向推进。动不动就以“绝对真理”的形态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冲动。犹如两百年前，马克思把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社会的终极形态，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终结的说法是一样的。其本质都是一个无法证明的“假说，预设或猜测”。但却又总是以翻版的“绝对真理”方式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不单单是知识分子的一个“陋俗”。一个很难改掉的老习惯。一个极端主义式的恶习。同时，也成就了政党政治用来获取权力，打压对手的理论工具。
美国国内的保守派也不例外。保守派一直主张美国的民主制度已经很好了。因此，他们反对进步派推行的任何进步主义的改动。福山的报告无疑的强化了保守派的“真理性”，他们进一步的压制进步派的主张，使得进步派的“真理性”及其进步主义的努力陷入困境。这就是打破两党政治平衡的导火索。它迫使一部分左派知识分子转而拥抱“文化左派”，并使得民主党人为了维护“基本盘”而向“政治正确”妥协。结果就是左派向左走，右派向右走的“分道扬镳”。而不再是走向“中间地带”的维持“两党共识”。
但是，左派转向的道路比右派更加危险。因此，罗蒂批评了斯蒂芬森，康頓，海德格爾和福柯等人，认为他们误导了年轻人，使他们確信他們生活在一個暴力的，不人道的，腐敗的國家。而我所要补充的是，当下的某些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他们也正在制造出一个更大的误导，那就是把对方阵营当作了必须消灭掉的敌人。从而误导了美国的年轻人以为，政党存在的唯一目的是为了消除另一个政党。这会使得年轻人对自己国家的两党政治丧失掉“自豪与自信”。这才是当前政治家们缺乏政治智慧和目光短浅的“自卑与懦弱”。他们没有勇气走出“文化左派”与“政治正确”派们的“反美”同盟。
罗蒂引用了诗人惠特曼Walt Whitman的《民主远景》Democratic Vistas来说明“荣耀与自豪”的重要。那就是，人们首先要以这個國家為榮，人們必須感受到某種情感，才会促使人們尋求改善自己的國家。罗蒂对于惠特曼诗作的引用，忽然的让我想到了鲁迅，我似乎是感受到了两者之间的自尊与勇气。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那么，什么是美国的脊梁？一个热衷于打到政治对手的左派？还是一个沉溺于“阴谋论”的右派？一个坚持“政治正确”并热衷于煽动政治仇恨的左派？还是一个沉溺于保守思想，反对任何财富分配方案的老右派？一个把“民主”口号喊得比谁都响，背地里却打击反对意见，破坏言论自由的民间团体？或者是一个滥用言论自由，崇尚“Cancel Couture”的网络暴民？这些显然都无法构成美国的脊梁。反而让我感了到美国当代政治家，及其当代知识分子的悲哀。看透了他们无法引导民众走出“自卑与懦弱”的“受害者心理”，反而是自己也当起了“受害者”。
“受害者心态”多用于解释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伤害，就像刚才我提到的电影《春潮》中的那位妈妈一样，她的口号是“都是你的错”！“我之所以这样，也都是因为你的错”。这就是典型的“受害者心态”的口号。遗憾的是，这些日子以来，这样的口号越来越多了。并且是作为了行政当局推出各种行政命令，以及废除某些行政命令的理由。这就让人不寒而栗起来。因为，一个有“受害者心态”的行政当局，他的施政方向和施政风格绝不会是美国的荣耀与自豪。而是完全可以预见的到的一种行为，那就是对内相互伤害，对外欺软怕硬罢了。除非民主党人走出“受害者心态”及其“自卑与懦弱”。否则，美国人民就只会丢掉他们。
罗蒂说，左派是希望的一方。它堅持認為，我們的國家仍然沒有實現。(The Left, by definition, is the party of hope. It insists our nation remains unachieved) 罗蒂坚信“仍然没有实现”就是自惠特曼和杜威以来，美国传统左派的“信仰”。更是传统左派对这个国家的情感和认同。
巧合的是，在今年的总统就职典礼上，22岁的年轻诗人阿曼(Amanda Gorman)在她的诗作《The Hill We Climb》里面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这个年轻诗人朗诵道“国家没有破裂，它只是尚未完成”（a nation that isn't broken, but simply unfinished）
那么，如果鲁迅与惠特曼穿越了过来，他们俩又会说些什么呢？惠特曼也许会依旧的朗诵他那首著名的《我听见美国在歌唱》：我听见美国在歌唱，我听见各种各样的歌，那些机械工人的歌，每个人都唱着他那理所当然地，快乐而又雄伟的歌。
而鲁迅则会在说出“中国的脊梁”之后，转而对美国人说道：说美国人（中國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自信力的有无，“文化左派”（狀元與秀才）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作者：美國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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