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自然不会为自己牟取私利
真正信仰共产党的人应该都是高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立志终身要消灭私有制、倡导人人平等自由共同富裕的革命家，自然就不会为自己或是自家亲人子孙牟取私利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就是这样的。年轻时考中秀才， 先后五次东渡日本求学，当过旧官员、北京大学文学长、教授、孙中山国民党内的高官、办杂志当主编, 实实在在的大知识分子, 在当时社会中可谓是“人中吕布, 马中赤兔”。用"高考改变人生、知识改变命运"的黑白猫先富的思维, 可获大名大利为造福陈家的子孙后代应该不成问题吧。
可陈独秀的其儿子女儿们的基本日常生活都未有得到这个父亲的多少照顾。甚至还被军阀和各类反动派追杀，在三子陈松年三岁的时候，袁世凯下令追杀陈独秀和他的家人，残忍地提出要斩草除根，陈松年因在邻居保护下才没有被抓走。长子和次子陈延年和陈乔年都要依靠在上海的码头上靠帮资本家商人扛麻袋来养活自己。而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两个孩子都积极投身革命，勤工俭学赴法留学，并且参加共产党组织。而在1927年反革命政变中，国民党反动派无情杀害了陈延年同志，次年，陈乔年同志也被国民党杀害。陈松年和其姐姐想要去安葬自己的哥哥陈延年，然而国民党反对派甚至不允许其家人看到尸体，两个人只能草草烧纸后离开。在经历了逃亡和两位哥哥惨死的打击后，陈松年的姐姐精神失常，一病不起。而这个时候的陈家怎么还有精力和金钱去医治呢？不久，极度虚弱的姐姐陈玉莹病逝，年仅二十八岁。
陈延年和陈乔年初到上海时与父亲及继母高君曼同住。然而没过多久，他们就从父亲处搬出，寄宿于《新青年》杂志发行所店堂地板上，白天在外工作，谋生自给，晚上去法国巡捕房附设的法语学校学习法文，半工半读。直到去法国勤工俭学之前，延年兄弟俩也没有回家吃住过。在上海，延年兄弟俩初进同济大学学习法语，后进复旦大学。各种思潮随着新文化运动兴起而广为传播。无政府主义传播比较早，它主张个人绝对自由，不要政府，当时年青的陈延年，还缺乏识别真理和谬误的能力，认为无政府主义激进最彻底因而参加了无政府主义组织“进化社”。后由华法教育会负责人无政府主义者吴稚辉介绍，陈延年兄弟赴法勤工俭学，进巴黎大学尉设学校学习。参加了无政府主义组织“工余社”，主编《工余》杂志。
在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组成了各种社团，陈延年积极学习理论，研究、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常常引起争论。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等人活跃在勤工俭学学生中，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陈延年在参加讨论中受到影响，对马克思主义逐步有所了解。1921年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曾发动三次重大的斗争。陈延年在斗争过程中对无政府主义从怀疑到失望，认识起了重大变化。当他看透吴稚晖欺世盗名的面目时，思想剧变，奋然而起，毅然与无政府主义者决裂。
1924年9月，陈延年回到上海，10月，他任团中央特派员来广州，参加5日召开的团粤区代表会议，主持团粤区执委改组工作。11月，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周恩来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陈延年任区委秘书。1925年1月中共“四大”后，广东区委在执委会内设立有陈延年、周恩来、彭湃、刘尔崧等人组成的主席团，陈延年任书记。陈延年和区委特别重视党的建设。首先健全了区委的领导机构，对党组织进行整顿，区委主要负责人亲自参加广州重要支部会议，派人到外县党委巡视，具体指导党组织的建设工作。同时陈延年着力于党的思想建设，加强党的团结。他在《告同志》《我们的生活》发刊词中，强调要“推进党的教育与训练”，“要在党的正确的政策下面，很坚固的团结起来。”区委逐渐建立了党课制度，开办学习班、训练班、党校等，组织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基础知识。随着工农运动的迅速发展，广东党组织也迅速发展。到1927年3月，成为有9000多名党员，有凝聚力、有战斗力，团结坚强的组织。陈延年被誉为“两广王”。陈延年依靠工农群众的观点明确坚定。他在《民族革命与工农阶级》文中指出“革命运动中只有最受资本帝国主义与军阀压迫的阶级是最能革命的阶级，这个最能革命的阶级就是工人与农民。陈延年到工人中去参加活动，了解情况指导工作。加强了工农联盟、推动了工农运动的发展。
在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之前，左派和右派的斗争已非常尖锐，陈延年、周恩来等商定了“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方针，计划在国民党“二大”会议中彻底铷截和打击右派。但遭到陈独秀的反对。到3月，新右派蒋介石一手炮制了“中山舰事件”，向共产党突然袭击，陈延年和周恩来都支持毛泽东反击蒋介石的正确主张，但又遭到陈独秀、张国焘的反对和阻止。时隔两月，蒋介石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抛出了旨在排斥共产党、分裂国共合作的“整理党务案”。当时参加会议的共产党人以及陈延年和广东区委都极力反对，但张国焘迫使共产党人接受。陈独秀等接二连三对右派妥协，作了三次大让步，成为导致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主张，陈延年一再反对和抵制。他在逸委会议上，曾尖锐批评陈独秀“不相信工农群众力量”， “在行动上始终不敢同国民党右派作斗争，将会把革命断送。”
1927年6月25日下午，国民党的二十六军破获了在上海英租界和法租界内的中共的几个秘密机关，逮捕了几名共产党员，但这几名被捕者并不了解中共的核心机密。6月26日上午，国民党用守株待兔的方式抓获了两名中共党员。其中的一人是中共的秘密交通员，知道省委机关地址。当天下午3时左右，陈延年与省委组织部长郭伯和、省委秘书长韩步先等正在研究工作。谁知刚坐下不久，省委机关便被国民党军警包围了，陈延年等四人被捕。因为陈延年生得皮肤粗黑，而且体质坚实，容貌似黄包车夫，当时他身穿短衣、裤腿上扎着草绳，与做粗活的工人无异，他自称是受雇的茶房，名叫陈友生，国民党军警也不清楚他们的真实身份，也就相信了陈延年的话。
中共地下组织在得知陈延年等人身份没有暴露的消息后，便通过济难会与国民党办案人员进行交涉，谈妥以800元大洋放人。但陈延年在被捕后就给其父亲的好友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写了张字条，纸条上写道：“某日某处被捕，现拘留在市警察局拘留所内，请先生买套衣服送来。”后面署名陈友生，汪一眼就认出是陈延年的字迹，于是汪孟邹又找到了胡适，请他帮忙。胡适就找到了当时在国民党有权有势的吴稚晖，吴当时担任蒋介石总政治部的主任。吴稚晖得知这个消息后十分高兴，竟然欣喜若狂地叫道：“好了！好了！老陈（陈独秀）没有用，小陈可怕；捉到小陈，天下从此太平了。”他一面报告蒋介石，一面给当时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发去“贺函”，杨虎接到信后，也惊喜万分，并对陈延年等进行严加审问。韩步先经不住国民党的威逼，当场指认了陈延年并供出了赵世炎的住址，不久赵世炎也被捕了。吴稚晖的告密与韩步先的指认，使中共组织的营救最终失败。汪孟邹与胡适二位当初谁也没有想到吴稚晖会背弃陈延年，况且陈延年与吴稚晖早年还是最好的朋友。
面对凶残的敌人，陈延年毫无惧色，国民党对陈延年用尽了酷刑，最终也一无所获。1927年7月4日夜晚陈延年被秘密押往龙华刑场，在临刑时，当敌人要他下跪时，他直立不屈，并高呼口号。几个执刑的士兵用暴力将其按下，但当其松手挥刀时，陈延年又突然一跃而起，故一刀并未砍着颈项，随后被刽子手们按倒在地，用乱刀剁死。这又是一桩可以避免的惨剧，只因两次粗心最终还是发生了。
陈乔年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后，1927年春，他又去了武汉，参加了在武汉召开的“五大”，并被选为五届中央委员。中共“五大”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陈乔年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职务，并代理李维汉部长主持中央组织部的工作。“八七”会议后，又改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随后又调往上海，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那时其兄陈延年已牺牲，他与江苏省委书记王若飞在工作上配合十分默契。
1928年2月16日，中共江苏省委在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秘密召开由各区组织部长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由陈乔年主持，同时上海总工会在酱园路召开由各区特派员及区总主任参加的联席会议。由于叛徒唐瑞林的告密，两个会场同时被英国租界的巡捕包围。当时陈乔年正在会上讲话，手里拿着一本杂志，杂志里夹着党的文件，就这样陈乔年被捕了，当时江苏省委及上海总工会机关的负责有11人被捕。告密的叛徒唐瑞林当时担任中共上海浦东区委书记，他的舅父缪斌是蒋介石手下的重要干将，实际上唐瑞林早就与缪斌暗中勾结起来了，当时中共的另一个重要干部罗亦农也是他告密被捕而遭不幸的，可见当时形势的险恶。
陈乔年被英租界巡捕抓获的第二日，便被引渡到了上海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关押在天字监一号牢房。叛徒唐瑞林认识被捕的大多数中共党员，而陈乔年刚调来上海工作不久，所以唐瑞林并不认识陈乔年。陈乔年当时化名王某，真实的身份敌人并不知道，他们知道被捕的人中有陈独秀的儿子陈乔年，但不知道是哪一个，敌人为了弄清楚谁是陈乔年，就又让唐瑞林施展“苦肉计”。
敌人把唐瑞林与陈乔年等人关在一间牢房，这间牢房里的人都不认识唐瑞林，唐瑞林总是缠着陈乔年问这问那，看上去十分关心。陈乔年对唐也十分警惕。一次他与陈乔年谈话正起劲时，忽然问：“你是不是安徽怀宁人，口音很像哩！”陈乔年即机警地答道：“我是中国人嘛。”几天后从女监中传出纸条，说唐瑞林是叛徒，让大家留心，唐的苦肉计最终也没有得逞。
得知陈乔年的身份仍然没有暴露，中共的党组织积极开展营救工作，狱中的中共党组织也同时参与营救，而当时被捕的人当中，唐瑞林不认识的只有三人，即陈乔年、周之楚、张永四，狱中党组织中郑复他、许白昊等同志主张牺牲周之楚，由周代替陈乔年。然后救陈乔年出去。当时周之楚也表现十分英勇，并赞同这个建议，所以法官审讯时，周之楚自称是陈乔年，法官也不知其中的奥秘，就迅速地宣布判周死刑，准备把周之楚、郑复他、许白昊同时处死。但就在这时，周之楚的父亲得知儿子被捕了，也开始了营救工作，周的父亲是个有钱的华侨商人，这样周之楚的真实身份也就暴露了，敌人也最终知道了谁是真实的陈乔年。1928年6月6日，陈乔年与郑复他、许白昊在龙华的枫林桥畔被处死，当时年仅26岁。
在新中国成立后三子陈松年夫妻和四个孩子生活有困难不敢向政府反应，生怕自己的身份会影响到自己孩子的担忧。 可这担忧其实是多余的，因为毛主席并不是蒋介石，蒋介石会做刨坟鞭尸的龌龊事，可毛主席从来都不会对犯了错误的同志斩尽杀绝。在那个年代，中国共产党探索共产主义道路之时经常犯错误，共产主义这一条路从未有人走过，犯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1953年2月，毛泽东乘军舰“洛阳号”巡视长江沿岸到达安庆，毛主席很自然地想起这位中共的创始人。询问此地是否有陈独秀家中后人的情况，安庆地委书记表示陈松年还在当地，因为生活困难不得不出卖房产维持生活时，毛主席特批了一句话：“陈独秀后人有生活困难，可以照顾嘛！”毛主席很少指示去照顾一个人，他自己的儿子毛岸英回国都没有得到任何照顾，其儿媳刘思琪也未有过优待。而现在，他亲自指示当地部门，去照顾陈松年的生活，这对于贫困交加的陈松年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有了毛主席的指示，当地立刻行动，先后确认了陈松年两位哥哥的烈士身份，颁发了烈士证书，当地统战部开始每月发放给陈松年30元人民币作为生活补助金，这一笔补助金一直发放到了1990年陈松年去世为止。
陈独秀虽然因为犯了错误给中国共产党造成了严重损失，可其行为并非是背叛也并非是有意，探索前路出现错误非常正常，曾经的李德博古差点将红军覆灭，到了延安以后毛泽东也并没有把他们被除掉。更何况陈独秀还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更是毛主席的引路人，遇到了困难，中共中央怎么可能会不管？只是因为真正的共产党人自然是不会为自己牟取私利的! 而走资派邓小平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邓小平篡权复辟后为了自己的私利把持不同政见者判死刑。还把毛泽东的夫人只因反对邓小平也被判死刑。可见邓小平是个维护私有制的机会主义者, 他参加"革命"是为私利的。邓小平在毛泽东面前说拥护毛泽东支持文革, 但毛泽东逝世后立即就开始反毛泽东又反文革, 邓小平又是个彻头彻尾的两面派的利己主义者, 打着红旗反红旗搞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