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城 (小说) 作者 金 弢
负笈远洋、求学初来乍到的建子安排好了下午课后去看画展。在大学食堂吃午饭时意外得到一个重要信息，说是餐饮业每年到了圣诞节都会增加员工，特别是楼面服务那一摊。既然这样，看画展只好往后推一推，趁着好时候挣钱为上。他临时改变主意，决定利用下午时间沿城郊铁路搜寻中餐馆。
春城的规模大小跟冬城差不多，也算是一个县级架构。通过电话黄页的搜索，建子得知春城有三家中餐馆，他下了火车选择靠得最近的那一家直奔而去。
中午的生意刚刚结束，老板还没走，一个个子不高，身材适中，脸清秀，三十开外的亚裔长相，后来才知道是一个柬埔寨华侨，1975年南越被北越解放前夕，跟着越南难民一起逃到了欧洲。
“想吃饭吗？”老板先开了口。“嗷，不，不，我想问问有没有工作。” “你会做什么？能在店堂里帮帮忙吗？” 老板问。“我想没问题吧，” 建子回答。“你明天能开工吗？” 老板又问。“应该可以的，今天我回去安排一下，明天晚上就可以来上班。你们也是五点半开门吧？” 建子打听开门时间。老板说：“那你就明天晚上五点半过来吧，看看哪儿需要就帮帮手，做两天我看看，以后再分几张台给你自己做。试两天工后我再跟你谈薪水。”
建子因为还没有辞去冬城那份工，那天晚上照常去洗了碗，到了快下班的时候他先跟工友们悄悄打了招呼，感谢诸位近一个月来的关心照顾。到了下班时便向老板娘辞了工，把工资结了。老板娘象是有思想准备地说：“是啊，你德语那么好，又会做楼面，安排你洗碗是太委屈你了，我知道你做不长。以后我需要跑堂再叫你。” 就这样建子结束了在海外头一个月的打工经历，跟老板娘好说好散地分了手。
第二天建子来新店上班，碰巧赶上做酒吧的来不了。做酒吧就是倒酒水，原先老板打算自己做，一看有了建子，心想让他练练也行，以后缺人可以顶酒吧。建子就这样换了一家店，工作从厨房转到了前堂。凡是业内人士都知道，这么一换就工作级别来说是一大提升。笼统说来厨房工作是又苦又累又脏，洗碗又是最低下的活儿，工资也最低。在前台做要干净轻松多了，工资高还加小费，但得会外语。建子来《玫瑰酒楼》的主要目标是要学会做跑堂，学会倒酒水，最后学会管理整个大堂。
会德语这是做前台的第一关口，德语可不是那么好学的，就是去了语言学校，没有三年的时间学不出象样的德语，不说正规的语言功能如听、说、读、写、译，光是不讲究语法的最简单的口头交流，能把要说的意思表达出来，能听懂对方的说话，已算得上是不小的本事了。建子会德语，他是科班出身，这是他最大的强项。虽然老板不会要求员工把德语说成专业水平，但服务生的德语能说得悦耳动听，让人觉察不出明显的语法错误，无疑对饭店档次的提升大有裨益。建子思忖，我会德语，体力又好，学学上菜收盘子不会比干农活难吧。
第二天建子怕误了火车迟到，早早离开大学，结果提前了半小时到新店。正值休息当儿，店是铁将军锁大门，他只好等。《玫瑰酒家》位于春城的新区，老区都是独门独户的花园别墅，新区是一色楼房，不高，最多三、四层。临近酒家有个立交的地下通道，为春城的交通枢纽，汽车流量大，交通方便，来吃饭的客源也多。店的门帘四个鲜红色中文大字非常醒目。中文在德国人的眼里是一种美丽且陌生的文字，在八十年代，中国是德国人很难得听说起的国家，新闻媒体报刊上经常是一两个礼拜提不到一回，象是这个世界有没有中国无关紧要。他们对中国总的印象是一个人多、自行车多的国家，在遥远的东方，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古老的文化、生活着十几亿人口，贫穷落后、服装一色、象一群密密麻麻的蓝蚂蚁。建子有个留学生好友，是国内社科院跟慕尼黑大学联合培养的博士生，学的是黑格尔辩证唯物论，但德语不好，尤其口语说不清楚，因老婆想来德国陪读，昨天下午陪他去旅行社给老婆订一张来德机票，工作人员连中国的首都叫什么都弄不清楚，还以为是东京呢，说真是难得有人买去北京的机票。然而，他们谁都知道得清清楚楚，德国的中餐馆是又好吃又便宜。
建子正遐想中，走来一个二十七、八岁的亚裔女子，建子猜想这一定是老板娘了，赶紧堆起笑脸主动打招呼。来者置若罔闻、旁若无人地从建子身边走过，好象根本没有建子的存在，开了门径直进了店。建子被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是怎么回事儿，一头雾水，想想就是不会说中文有个表示总是起码的吧，莫名其妙地跟着进了店。
店堂挺宽敞，有一百来个座位，分成前后两厅，厨房和酒吧在里面。那个女人开了酒吧的灯，店堂里依然是黑洞洞的。建子站在黑暗中环顾四周迟疑了片刻，小心翼翼地来到酒吧，看到那个女人只管在做自己的事，一时不知道怎么开口。“你来干什么？” 那个女的终于没好气地开了腔。“会说中国话！” 建子想。“我是来上班的”建子答。“上什么班？" 那个女人大着嗓门问。“老板叫我来的”。“老板叫你来的找老板去！” “奇怪了”，建子想，“你是什么人啊?" 干脆不客气地一屁股坐下来等老板来了再说。“坐那儿干什么，没看到别人在忙着？过来把这些杯子洗了”，女的冲着建子喊。建子心里陡生一种受侮辱的感觉，想想自己在北京机关工作就是犯了再大的错误，领导再怎么批评也不会用这种态度，这简直是对人太不尊重了，太不把人当人看了，生平第一次如此受到别人的无礼斥责。但想想为了这份工，为了老婆孩子的机票钱，眼下只好做小，忍气吞声，就算看在马克的面子上。
对建子来说，吃苦他不怕，他插过队，再苦再累的农活他都干过，但现在要他洗杯子，这可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活儿，不知道这些洗具怎么使，洗刷程序从哪儿开始，这种餐厅的酒吧，他还是第一次见到，一点儿感性认识都没有，怎么放水，用热水还是冷水，怎么安装洗杯器，放多少洗洁剂，两个水池都是干什么用的，杯子又是怎么个洗法，等等等等，他脑子里一片空白。他本不想再问那个女人，知道她肯定不会有好气。建子明明知道都是对方的无理，但他在乎这份工，不想把事情弄僵，尽量对她逆来顺受，就算是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吧。但是不问，建子就无法开始。
“你不是来干活儿的吗？楞在那里干吗？” “我不知道怎么弄，你能给我示范一下吗？” “什么叫示范?" "就是你能给我做个样子吗？你能教我一下吗？” 建子请求说。“那么简单的活儿都不会还是个人吗？！不会还来打什么工？！让我教你，给钱吗？！” 那个女人把建子又是劈头盖脑地数落了一通。建子想想自己在国内做外事工作能独当一面，大事小事叱咤风云，业务和专业都是强手，年年先进工作者，从来自信满满，今天怎么一下子成了任人随意辱骂的低能儿？但不会就是不会，没辙，没做过就是不懂得怎么做。这种不近人情的训斥，再大的侮辱也只好忍气吞声，但心里此刻油然升起一种不可名状报复心理：我忍了，今天我就是韩信忍辱胯下也忍了！哪天你别犯在我手里。建子沉默，在那里等着这女人。心想，你再不过来我就动手了，我爱怎么干就怎么干，我有请在先，做得不对就怪不得我了。让她来纠正吧，她一提示我就会了。
这时电话铃响了，那女人对着电话直抱怨：“人是来了，但他什么都不会，这种人要他干什么，让他走吧！” 听得出来是老板的电话。这么当着自己的面说自己的坏话也是建子有生以来第一次，过去在单位里就是做错了事受批评时领导怎么也要给点儿面子，就这么当着他的面，而知道建子就站在一边正听着，也没有丝毫的回避和说话语气的委婉，甚至当着他的面让老板叫自己走人。那女人突然停住了电话不说了，继而放下电话忙自己的事儿去了。
建子又被撩在了一边，他虽听不到对方的电话，但他确认老板没有让他走的意思，只要老板留住他就好办，说明老板还用得着他。既然她不愿意指导，建子只好凭自己的眼力劲儿琢磨着干，再难的事情也难不过读大学，大学要读四年，学这种活儿用不着两天。建子心想，我就按我的理解行事，干得不对，她来纠正不就等于教我了吗？建子恢复了自信，也不再问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象个熟练的老手麻利地干了起来。那女人整理着餐桌，不时好奇地朝建子这边望望。
老板来了，带有三分歉意地解释到，“昨天还不知道酒吧今天突然孩子病了，她明天就会来，今天你先在酒台帮一下手，明天你就做服务生，我今天晚上忙完了才走，等一下来了生意我教你。你学不学做酒水无所谓，你那么好的德语，我当然愿意你招待客人。” 建子却说：“没关系，我什么都能学的，也愿意学，会了以后可能还用得上。”
几天后从其他的工友中建子了解到，这个身为柬埔寨华侨的老板，七十年代初随着美国在南越的撤军，随着印度支那华人开始遭受迫害、遭受掠夺的兴起，他家用了重金买到船位，跟着成千上万的越南华侨船民一样，远涉重洋，苦海余生，无数人遭到海盗的抢劫，妇女遭到强奸轮奸、杀害弃海，他一家有幸平安抵达欧洲，被德国政府收为难民。他们一家三代十四个人，白手起家，在政府的扶持下开始创业。他读完初中就在父亲经营的酒楼做工，十几年来，全家宵衣旰食，现在他几个兄弟都有自家的酒楼。两年前，他向全家集资，用一百万马克买下慕尼黑及周边的三家首屈一指的 “玫瑰酒楼”，他现在一人经营，极为辛苦，整天奔波于路上。
那个刚进门时被建子猜想是老板娘并对建子不理不睬后来又把建子骂得狗血喷头的女人，是管理这家店却没有名分的所谓经理，是个准经理。老板之所以没有明确宣布她是经理自有老板的道理，因为一个名正言顺的经理和一个默许负责管店的经理，工资是不一样的。在德国的中餐馆即便当了经理也有一份自己的具体工作，也要兼做服务生，而其收入也只有来自自己完成的营业额，按照百分比提成。做了经理的好处是老板不在时拥有更多的支配权。
这个没有名分的准经理之所以对建子一开始就莫名其妙地厌恶与排斥，自然也有她的道理，因为这家酒楼的总营业额是个相对稳定的常数，如若多出一个员工，营业额的总数就会被瓜分。这家店已经有了三个服务生，再添一个，营业额就会又被分掉一些，收入相应就会减少，加之这里比较优厚的小费也会失去。但是老板的着眼点不一样，多一个人就会提高服务的质量，招呼会更周到，上菜等的时间就缩短，人员充足，客人就会多加酒水，而卖酒水是既方便营利又高。此外只要人多服务周到，满意客回头率就高，来的频率也会增加，对饭店就有好处，而老板付出的工资是一样的，只是每个人少做了一些，少拿一些。这么一分析，这位准经理不愿老板加工人就情有可原了。
然而工人对老板并不是没有反弹的机制。如果员工人浮于事，收入不尽人意，工人就会提出辞工；反之人手不足了，突然来了大生意，影响了服务质量，下一回客人就会另辟蹊径，这便是老板的损失，这个尺度掌握在哪个分寸就是经营之道。眼下圣诞节将至，是一年中生意最旺、不可多得的机会，为确保常年老客明年的再次回头，所以老板无论如何要让建子留下。虽然建子没干过这一行，但他德语好，在理解上将会比文盲德语的难民快出好几倍。老板自己也是打工出身，深谙学会端盘子跟学会一门外语所需要的时间要相差几十倍，加之服务生的德语说得好对这个饭店有好处，这类做生意的诀窍是为工人所不知的。
为了给老板好印象，确保这份前台的工作，今天晚上建子毫无怨言地学做酒吧。
俗话说，行行出状元。做酒吧，说起来貌似简单，光倒倒酒水既是，其实则不然，要技术掌握到位，做到精、准、快谈何容易。首先要学会德语，所有的酒水单子从收银机打印出来都是德文，在不忙的时候，服务生可以把酒水报给酒吧听，如果听不懂，服务生还可以解释或用中文翻译一下，但是到了生意高峰，一个做酒吧的要应付四个服务生，碰上几个人同时进单，而每张单子都有三五种酒水，这一下子就多出了十来种酒水，这时做酒吧的不光要手脚麻利，而且还要会看单子，因为一旦忙起来那就是大家都忙，服务生这时不会再有时间站在那里为你报单或翻译解释给你听，酒吧不但必须自己会看单，而且要快到一目了然，有条不紊，并且快速完成酒水，时间等得过长，客人可以取消酒水，这便是生意上的损失，要遭老板批评的。
除了语言和速度之外，记性与斟酒的技术也有讲究，因各种酒水所用杯子的形状和容量各不相同，每种饮料都有固定的饮杯，不能张冠李戴，一旦弄反了，轻则遭客人讥讽嘲笑，重则让人退货，遇上麻烦的老板便是一顿臭骂，因为很多做错的酒水往往是无法重用。另外饮料种类繁多，都要分轻度浓度、有气无气、瓶装散装；到了啤酒就更复杂了，尤其德国是个啤酒大国，种类品种上百，枚不胜举，最常见的啤酒分为清爽型 扎啤、苦味扎啤、白色麦芽扎啤、黑色扎啤、此外还有低度酒精型的、无醇清爽型的、麦芽白啤酒、低醇麦芽白啤酒、麦芽黑啤酒、麦芽黑白啤酒、麦芽无醇啤酒等等。
每种啤酒的刻度各不一样，所用的啤酒杯形状也各不一样。生意高峰时能做到应付自如，必须把打酒倒酒的技术掌握到娴熟。不同的扎啤、不同的瓶装啤酒斟酒时所产生的啤酒沫子也不一样，怎样掌握到恰到好处需要练习。酒吧除了啤酒，还有各种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红葡萄酒分一般红的和玫瑰红的，各种葡萄酒又分干（酸）性的、半干的、甜味的，分别有散装的和瓶装的。红和白的瓶装葡萄酒，装酒瓶的器皿各有各的，上桌时还需要相应形状的酒杯；低度酒还包括各种餐前酒，此外还有38度以上的烈性酒，包括中国的和西洋的，加上品种多样的无醇饮料，各式各样的矿泉水，有带气的，有不带气的，有散装的，有瓶装的，有各种各样的果汁，光可乐就有三、四种，咖啡分普通咖啡，浓缩咖啡，奶油咖啡、微咖啡因咖啡等等，等等，每一种饮料不能用错杯子，威士忌杯不能装舍利酒，马提尼酒用了梨酒杯就会被人贻笑大方。
建子的顶头上司、这个准经理是八十年代初“半偷渡”来德国的难民，浙江青田人，据说青田人的移民史可以追溯到一百五十年以前。说偷渡，就是蛇头通过地下组织承包一个中国居民把他用半合法或非法的手段运送到西方国家，偷渡费八十年代初已很惊人，到了九十年代涨到一人十八至二十万人民币，想象一下那时一个大学生的工资还不到一百元。但一到德国报了难民打了黑工，头两年等于白干，挣来的钱全部还债，第三年起就是净赚。德国审理一个难民的程序当时最快也要四、五年，就是到了最终不能被批准，在这个时间段内挣的钱还完债后还剩一个天文数。最后能留在德国当然理想，当时的西德是个肥得流油的国家，为很多难民的首选。万一留不下来，转道去南欧意大利、西班牙的也远远好过回国。
而所谓的半偷渡既自理从中国出发，想办法到达西方国家的边境，再由蛇头帮助越过边境把人偷渡去西方国家，。这些做偷渡生意的老手早已买通西方国家的边防，有固定的通道、时间、价码。首先，这些半偷渡客通过关系拿钱买来一张非洲某个国家的探亲访友邀请信，因为那里已有他们早先移民出去的亲朋好友。这些偷渡客以此名义申请到中国护照，有了护照便去那个非洲国家办签证，从这种非洲国家得到签证易如反掌，因为很难得有人去这些国家探亲或旅游。鉴证费既是这个国家的一项收入，所以签证管理得非常松。其次，去办签证的国人事先都已打听好了一个行贿手腕，以更便捷得到签证，就是在非洲国驻京使馆递交护照办理签证事，护照里夹进100美元，算是给签证官的好处费。这些都是心照不宣的事，而且行情也会随时渐长，如若给少了就有拒签的可能，给多了自然就白白浪费外汇。八十年代初至中期这个价码一般打得住。象非洲这种穷国，100美元可是一笔非常可观的财富，那么强烈的诱惑何以抵挡，况且这些国家腐败成灾，滥发签证，好处唾手而得。
等到拿了非洲国的签证后，下一步要办过境签证，走的比较多而又实惠的线路是从北京买一张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火车票，八十年代票价在400元人民币上下，从我国的二连浩特出关，途经蒙古、苏联、波兰进入东德。有了目的地国的签证，再办过境签证就容易多了，因为这些不是入境旅游或入境居留签证，只有三四天的过境期，对过境国除了过境客给该国带来消费的好处外不会造成任何负面影响。我们的同胞去沿途路经的国家申请签证，声称火车到了东柏林，然后转飞机去非洲，理由实在，整个安排无懈可击。办过境签证的贿赂价码在五十美元上下，手法一样，把钱夹在护照内，办签证时签证官把钱放置一边，盖完章后把护照一给，钱就不提了。这种做法很灵，使馆人员照章办事，既做了工作又得了好处，事情办得天衣无缝，不留下任何蛛丝马迹，而国人则免去了无谓的审查，得到签证顺理成章，可谓互惠互利。也听说有过河拆桥的国人，看章已盖好，再要回美元。签证官无奈只好吐出贿赂，明知上当也是哑巴吃黄连哑口无言，生气也没用。有事成后自鸣得意漏了口风，但这种人会被老乡唾弃，骂他是害群之马，殃及后人。
这些国人到了东柏林，并没有买机票去非洲，而是等待从法国或荷兰过来的蛇头，由他们把这些偷渡客从东德过境西德，借用西德过境通道，进入法国、荷兰，这样就不给西德留下什么问题和痕迹，被收买的边防军也可心安理得，没有后顾之忧。而从西德过境的蛇头承诺这些过境客决不留在西德，不会给他们造成后患。瞧，犯法还讲个诚信。
如果目的地国不是法国、荷兰而是西德，那走法就不一样。到了东柏林必须转火车去捷克，当然事先办好捷克的过境签证，声称从布拉格转机去非洲，实际上到了捷克利用天黑翻山越岭冒着生命危险被领着穿越绿色地带进入西德的巴伐利亚，据说那一带的边界管理得最松。
有一次建子独自一人从北京去东柏林开国际会议，为了替国家节省外汇，用人民币买票，走的就是西伯利亚大铁路，一上火车不久，就有同胞乘客来打听他去哪儿，听说他去东柏林开会，就都摽上了他，说他们不懂外语要跟着他走。那时国人思想单纯，又时兴助人为乐，到了国外同胞不会外语，替人解难，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无旁贷。从北京到莫斯科火车要走七天七夜，这一路上那些人对建子是关心倍至，除了上厕所，什么都替他办，还时不时地提供食品、水果、零食，到了二连浩特，中国的火车轮子要换成苏联的宽大车轮，需要三个小时，是进餐馆加餐的机会，建子被他们抢着邀请。结果到了东柏林，建子带去的一行李方便面几乎没动。这些人事先早已打听到，火车到了莫斯科后要从莫斯科站换去白俄罗斯站，他们不会外语，要出租车会有困难，都求建子到时帮他们要好出租，并挣着跟建子同坐一辆车，而且主动提出承担车费以保证不在途中走丢，所以整个旅途中争先恐后地拍建子的马屁。也正是这趟火车中，建子对他们进行了七天的“访谈”，把偷渡出国的情况掌握得了如指掌，并收集了一大堆鲜为人知的资料。这些人听说了建子是作协的，作家嘛好奇，什么都想知道，既然对这方面有兴趣，为了讨好建子，他们积极配合，有问必答，建子就这样把偷渡行情打听得巨细无遗。然而，虽然他们开始是那么巴结建子，但是到了莫斯科转完火车站后，他们就没有一个人再理建子了，在白俄罗斯站排队盖章去东柏林时，建子被他们远远地挤到了一边。他们已经用不着他了，火车会自然而然地穿过华沙到达东柏林，在那里会有人来把他们接走。他们这样做也不在乎别人会不会把他们看成过河拆桥、忘恩负义。
建子眼前的这位准经理就是这么一种难民，当然她也是从捷克被人偷渡过来的。接下去的几天，她对建子的态度一如既往地恶劣，时不时地恶语相加。建子想自己来这家店也不会长久，只是一个过渡，在这里工作，夜里回家实在不便，但这里确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他要靠自己的语言优势，学会服务生这一套工作，他心中的目标是学管理。在这个准经理面前，他可以忍气吞声，逆来顺受，事事唯她命是从，同时自己留心学习，注意观察整套程序。只过了三天，一些基本要领他已谙熟于心：客人来了先引座，然后递上餐本、羹叉、纸巾，稍候几分钟，见客人看完餐本抬起头就可以给客人点菜了；点完餐，记住号码打单，先把酒水单给出，然后把前餐、正餐分开，先送前餐单进厨房，把正餐单子收好，等客人吃完了前餐，再把正餐单给厨房， . . . . .
头三天，建子还没有分配到自己的桌子，只是辅助别人做，但他不闹情绪，学得诚恳，做得谨慎，深得客人的好评。基于流利的德语，他不但交流畅达，而且用词贴切，词语达义，所以速度很快。客人点菜时，他先主动声明自己是新手，有不到之处请人包涵，这样一来客人一开始就有了心理准备，对建子的要求就不太高了，最后反倒很满意，还时不时地夸上几句。
老板在一边听得清楚看得明白。一次，一对夫妇带着孩子来用餐，向准经理说明孩子的病情后要求食品中不能有面粉及类似面粉的添加剂，但又表示诸如芡粉、土豆粉、豆制品等一类的附加品希望能增加一些，以保证孩子不匮缺营养。这种带有众多专业术语的长篇论述对准经理这个在德国从未跨进校门、并且在国内也未曾正经读完小学的人来说简直是有如在听天书。但是站在一边的建子却听得明明白白，他让准经理到一边给她作了详细的翻译，这一下子准经理对建子是折服得五体投地并大惑不解地问建子：“你怎么什么都听得懂？” 老板在一旁一切都看在眼里，晚上下班时还当着所有员工的面称赞了建子的德语水平，当然老板自己也不能完全听懂，知道能听明白真不容易，并且宣布从明天起建子可以独当一面了，并分配了由他负责的桌子，建子可以独立打单收钱，还给了由他自己保管的收银机钥匙，这样他可以收小费了，这意味着又涨了工资。
前面提到来这里的前一天，建子曾在另一家餐厅帮厨，完全相同的上班时间，来到这家店不但活儿轻松干净，加上现在又有小费的收入，工资涨了一倍多，这对建子来说，在不影响上课的前提下，算是一大进步了，他很满意了，他不操之过急，认为只要在变，在往好的方向变，就是乐观的、是让人高兴的事，就可以了。不是嘛，常言道：悠着点儿。
在建子的工友中有一位来自香港，四十来岁，矮个，略胖，读过书，普通话讲的还算标准，八十年代在德国的华人大多说广东话，他们主要是香港人以及东南亚一带的老华侨。那时广东话是海外华人中主要的、甚至几乎是唯一的交流语言，大陆出来的留学生去香港老板店里找工，老板头一个问话就是会不会说广东话。若是不会，只好走人。因为这种老板让他讲国语比讲德语还难，生意忙起来一着急，他们满口只剩下广东话了，要是留学生听不懂广东话，就会交流受阻，影响工作速度。那时候大陆的出国人员包括留学生在内人数实在少的可怜，直到了2000年后，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大批的青年出国留学，大陆人才成了海外华人的主力，国语到了这时才成为海外华人的主要语言，到了那时就势逼香港人及东南亚等海外华人反过头来学国语了。但刚改革开放后出去的第一批大陆留学生，就是后来学了广东话也只会被动交流，就是说只能听不会讲，既是广东人常说的：识听不识讲。到了成年，再要重新学一门方言谈何容易，尤其是象广东话这种方言，同样一种表达，所用词汇跟普通话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发音时，不光元音变了，连辅音都跟着变了，表达所用的词汇早已面目全非。充其量只能听明白，这也算是大功告成了。年过三十再学说广东话，简直难上加难。
更有甚者，有的香港老板找工时不但要求工人会讲广东话，而且还把会不会打麻将作为一个录用的重要条件。你如果会打麻将甚至嗜爱打麻将，哪怕干活儿技术欠缺一点也无所谓。这是老版的好算盘。白天工人十几小时地拼命，到了夜里，老板白天睡够了，精神抖擞头脑清醒地来约工人打麻将，就算工人的麻将技术跟老板不相伯仲，但干了一天的活儿，已是精疲力尽，输钱势在必行。到了下班前吃着晚饭准备走人时老板来约麻将席了，出于脸面工人很难出口拒绝，要是谁三番五次地拒绝老板，就得小心被老板穿小鞋儿，有事没事儿、有错没错地会莫名其妙地挨骂，到了生意清淡的季节碰上裁员，那首先想到的就是你。海外华人本来外语不好，社交圈又很窄，又是单身居多，所谓的精神生活、娱乐活动除了去赌场妓院别无选择。这些工人又不读书又不看报没有健康的爱好，如此下了班留在店里陪老板打打麻将还算是个上策。这样起码能讨得老板欢心，也是保住这份工的一个筹码。然而，这样正迎合了老板的如意算盘，落了老板的圈套。工人苦苦干了一个月，到了月底拿到薪水还不久，输了麻将，这笔钱就逐日逐日地还给了老板。赌徒都有翻梢的欲望，越输越想赢，约输越想报仇，往往到了最后输得钵盘皆空，输光了工资不说，甚至有时还要欠一屁股债。你没钱不怕，有老板会出面替你解围，给你告贷，满足你继续赌下去的心愿。老板可以给你挂账，钱可以从下一个月的工资里扣，这样做老板的非但不需要给工人发工资，等于工人白干，而且这个工人因为欠了债就不能说走就走的了，还出卖了自身的自由，老板又得以保证了店里员工的稳定，无形中工人成了老板无报酬的长工。这样一来老板的闲暇时间也有人陪他消磨了，无愧为一举多得。所以很多海外华人一年苦到头，辛苦了一辈子，到头来落得分文不名，终生讨不起老婆。
当然象建子这样的留学生，是个有文化的读书人，胸怀志向，是不会入这类老板的圈套。他曾去过几家香港老板的店，进门还没说上两句就被下了逐客令。眼下的这位普通话讲得过去的工友毕竟也读过书，有文化，这样跟建子就有了共同的话题。建子虽然从未打听过他的学历，但通过言谈举止，大约能猜出几分。
一天上午，大雪纷飞，店里来客寥寥无几，闲着没事儿，大家就寻找话题聊天，消磨时间，建子跟这位香港工友闲谈，谈到了中国古代哲学提到了老庄，提到了孔子出生的年代，他俩看法不同，各执己见，争论相持不下。准经理无所事事凑过来听听，建子和他的对手正慷慨陈词、旁征博引，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准经理站在一旁听了半天不知所云，对他俩侃侃而谈，越听越发云里雾里，疾呼：你们在说些什么呀，我怎么从头到尾什么都听不明白！她顿感自己的无知、没有文化，而此时此刻的建子在她看来，不再是一个唯唯诺诺、唯命是从、谦逊有加的青年留学生，跟刚来时完全换了一副面孔，活龙活现地象个课堂里的老师，在发表演讲，振振有词地阐述着自己的观点。一种从未有过的情愫、一种悄然而至的崇拜一瞬间把她软化，让她变得柔情，她第一次对建子产生了好感。她意识到了自己没有知识的渺小、没有文化的自卑。顿时她感受到学识带来的修养、受过教育的心胸，开始后悔建子初来乍到时对他恶劣的态度。建子那种忍辱负重、荣辱不惊、胸襟开阔、既往不咎的气度教她深深惭愧。
洗钢板是餐厅服务生要做的最累、最重、最脏的活，谁资格最低、谁是新来的，这活儿就得谁干，建子刚来这活儿理所应当就是建子的了。这种钢板是用来給客人热菜的。钢板先插在电炉箱里烤热，給客人上菜时，把钢板放在餐桌上，菜盘子搁在上面，整个用餐过程中，菜就不会凉掉。这种优质的服务只有中、泰、越等亚洲餐厅才有。用餐时客人难免会将菜汁滴落在钢板上。虽然收回钢板时都会随手擦拭一下，但被烤干的印记不易被彻底擦掉，因而每隔两三天就得清洗一次。仅用清水抹布是不够的，必须用一种专门的铁砂棉用力来回磨蹭，直到光亮如镜。德意志是一个很注重干净的民族，一家餐馆的卫生条件怎么样，食品是否干净，他们不用进你的厨房，只要看你的厕所就知道了。他们认为哪家餐馆若把厕所管理得干干净净，把白瓷砖地擦得洁亮照人，这家餐馆的厨房一定不会脏。反之露在面上架菜的钢板，这是直接摆在客人眼皮子底下的东西都收拾不干净，那客人无法看到的厨房卫生就可想而知了。出于对食品安全的保护，除了卫生局，是任何客人都不被允许进厨房的，而且所有的员工没有健康证，就不允许在厨房和酒台工作。当然做老板必须先办健康证，包括老板娘，即使老板娘不在餐厅工作，也得办健康证，因她随时有可能忙不过来时进厨房帮厨，或下班后进厨房为自己蒸煮食物。碰上家庭式餐厅绝对如此。
每次到了快下班的时候，别人可以选择轻巧干净的活儿做，如整整台布，擦擦五味灌儿，而建子得脱去外套，卷起袖子大动干戈地擦洗钢板。建子觉得这种活儿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手劲好，高中大学都是练体操的，有臂力，插队落户也受过锻炼，什么苦都吃过，这么一点点苦在他眼里微不足道，比起上山砍树，下山挑番薯，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更重要的是，下乡磨砺了他的意志，培养了吃苦精神。1977年的大学是一次特殊的招生，从接到入学通知到学校报到，只有七天的时间，而且入学通知书还是在田头给的。入学没几天，德国驻华使馆搞活动，在国际俱乐部宴请各国来宾，包括建子在内的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建子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拼花地板大吊灯的宴会厅，都不敢相信人生的起落是如此之快。七天前的他还在寒风凛冽的地头改造大寨田，一双饱经风霜的手没有丝毫的改变，而在这短短的几天内从一个农民变成了一个首都大学生，手还是那双手，但他所处的环境却是天壤之别，谁都说他是一步登天。看着自己的手，建子不禁产生联想，生活的磨难让他更坚定了一个信念：只要有人的地方，他就能生存；只要人能干的活儿他肯定也行。眼下擦钢板则区区小事，不足挂齿。。
这位准经理对建子的挥汗如雨、大干特干从来是麻木不仁、有视无睹，象是本来就该对他的惩罚，兴许多少还有一丁点幸灾乐祸。自从那天古代哲学大辩论后，准经理变得迥若两人，对建子完全另眼看待了。今晚又是建子洗钢板，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她破天荒地主动过去帮忙，弄得整个店的员工都觉得今天怎么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慢慢地建子更多地了解到，这个二十五岁的年轻女人也是个苦出身，甭说出生在农村，当时的女孩子连读书的机会都没有，就是婚嫁也是由父母说了算。出于对家里经济有利的考虑她嫁给了一个自己根本不喜欢的同生产队社员，她的心仪人是个刚来半年的下乡知识青年。她对他有好感，他对她也一样有好感，彼此青睐，但受舆论的压力，又怕将来抽调回城或选派工农兵大学生受影响，这个知识青年不敢表露真情，不敢主动跟她接近，而她作为一个姑娘对他也没有勇气主动表白。封建思想深重的山沟农村，大胆主动的女性会被人骂成骚货。
村里的婆家送来了丰厚的彩礼，她父亲抵挡不住诱惑收下了。村里闹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木已成舟，生米成了熟饭，她不同意也不行了。自从有了孩子后，她也认命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不久就随着村里的移民潮跟着丈夫到了德国。没料到来到德国还不出三个月，丈夫玩上了本村一个未婚姑娘，开始躲躲闪闪，后来明目张胆，最后夜不归宿，自第二个孩子出生后更难得露脸，直到现在抛下她母女落得个无影无踪。她几次有过轻身的念头，但又撇不下年幼的女儿，象她这种难民身份语言又不通请律师打官司先得掏钱，她又舍不得。就这么拖着过日子，可心中一直在寻着盼着，巴望有个出头之日。
或许没有文化的人更看重、更崇拜有文化的，那天建子的一席谈一下子触动了她的神经。到了德国后她越来越感觉到不会德语的苦和没有文化学外语的难，就说不是为了自己，为孩子这下一代，她也要有所打算。再者从建子身上她看到了有文化学什么都快，有文化说什么做什么都在情在理。她了解到建子白天忙于上课，据说还是个读博生，到了晚上苦于生计，没有架子、没有傲气，为人谦虚诚恳。蓦地她对建子产生了崇敬和爱意，更为自己对他的粗暴无礼而自责。现在他又看到建子任劳任怨、默默无声地干着最累最低贱的活儿，不由情不自禁地向他靠拢过去，默默地一起干了起来。建子顿觉受宠若惊，不好意思喃喃道：“没事儿，没事儿，我一人能行。” 女的什么都没说，更是加紧地擦钢板。
德国人的特点是健谈话多，还有吃完了饭才开始大量地喝啤酒，经常有的客吃完了饭几个钟头都不走，海聊。而中餐这一行有个规矩，只要谁的客人还没有离去，服务生不允许主动收钱，否则会被理解是在轰客人，这种表示不欢迎的作态会让客人永不回头，这是业内的忌讳，绝不允许。碰到非走不可时，可以把账单卖给同事，由同事帮你买单，账面上有多少就算多少，买单时的小费就归同事了，要么就自己死活等着。
建子住在别的城市，从周一到周五都是晚上来夜里归，遇到星期六、星期天或节假日做全天，中午就去工人宿舍休息，象今天中午这样客人不走，他便一直等着，权当在店里休息。年轻的女人管店的钥匙，只要人没走完她得留下来锁门。其他的员工都走光了，连厨房都已一片黑寂，建子看着书等客。正常营业时间当着客人的面，服务员是不允许看书看报或坐着，显得对客人的不在乎，但在营业时间之外也就不讲究了。自从建子读高二开始懂得学习以来，记忆中就再也没有白白浪费过时间，小时候谁都说他是最淘气的孩子，什么都玩，而且玩得废寝忘食。他忘不了读高一时，曾经有一次中午跟两个同学去学校后面公社的桑树林里抓蛐蛐儿，偷吃人家的桑椹儿，因没有掌握好时间，结果下午的课迟到了，吃完桑椹儿满嘴黑黑的也没洗洗，被数学老师当着全班的面骂了个狗彘不如，引来同学的轰堂大笑。但突然有一天建子变了，他一下子尝到了读书的甜头，从此学习起来也变得废寝忘食，似乎觉悟到了过去失去了太多宝贵的时间，冬天早晨刚到五点天没亮就起身，在家早读英语怕影响了家人和邻居的睡觉，那时候邻家之间就隔了一层板壁。他就上街去路灯底下读。有一回大清早去医院帮母亲排队挂号，他也带着书去看，坐在旁边等号的一个老太太瞄了瞄他手里的外文书，说：“你这么小的孩子就能看懂外国字，还这么用功，将来一定有出息。” 不错，后来建子确实考上了大学，还是重点大学。他就这样，打那起，每一分钟的时间都要利用起来，不舍得浪费，这种风格一直保持到了今天。现在他为了挣钱，打工已经失去了整块的时间，他更是爱惜时间如爱惜生命了。
年轻的女人看建子在读书悄悄走了过来，在建子对面坐下，很羡慕地看着建子说：“会德语真好，这么厚的德语书都能看懂。” 建子说是自己论文的参考书。“什么叫参考书？” 她问。参考书就是写论文时需要引经据典的书籍。“什么是引经据典？什么叫书籍？” 她什么都没听说过，大千世界有着无穷尽的、她闻所未闻的学识，她自感象是白活了一辈子。
“你想喝啤酒吗？” 她问。
“行吗？” 他问。
“老板不在，我不说谁管得着？” 她说。
他们彼此间的好感日益增加，他们忘掉了往日的前嫌。她对他是一种崇拜的好感，他对她是一种可怜的好感、一种同情的好感。他的女儿还小，一岁多一点，她来上班时，孩子在家就由保姆看着，保姆是他们一同跑出来的难民，给一些钱让她看孩子，到了下午餐厅休息时碰上她不能及时回家，保姆便带着孩子来店里。厕所卫生、店堂吸尘和厨房洗地是她的第二份工作。中国难民到了国外来的目的就是为了钱，让他们在家闲着等于要了他们的命，他们在国内的高利贷会让他们想得发疯。
不久前，一次类似的情况让建子记忆犹新，那是他刚来德国两个礼拜时，第一次跟中国难民打交道的经历，从而了解到这些难民负债出国急于挣钱寄回家还债的压力。那是他来德国后一次在住宅区商场买东西，一个德国男子，五十来岁，见建子长着一张亚洲脸便主动过来跟建子攀谈，他原来是德国艾伯特基金会驻中国办事处的老总，对中国人包括对外国人都非常友好，他女儿夏娃在难民营做志愿者，后来爱上了一个南美的难民，结婚并生有一女一男，生活很幸福。在夏娃帮忙的难民营里，住着四个中国难民，管理人员见他们日日抑郁寡欢，以为他们吃不惯面包不开心，就把主食换成了大米，并不见效，又设法安排他们去上德语课，好象他们又提不起兴趣。问问他们，用英语指手画脚地说说，不尽明白，他们整天更多的是沉默寡言，不知道是他们不会英语还是别有原因，弄得难民营的管理员不知所措，不知怎样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很想帮助这四个中国人，希望他们能快活起来，到了德国就该宾至如归。百般努力终不见效。然而，管理员怎能知道他们的帮助终究是徒劳的，他们是永远帮不了他们的忙，永远满足不了他们的心愿，而他们也永远不敢道出自己的真情。
这位中国人的友好使者把建子介绍给了自己的女儿，他们约定一块儿去难民营看望中国同胞，由建子当翻译。同胞见到建子时极为紧张，怀疑是使领馆派来摸底的，一问三不知，守口如瓶。建子于是主动介绍了自己的身世，说自己在这里留学，也在餐馆打工，说了不少餐馆的事例，这样他们才慢慢消除疑虑，道出了真情。他们的不开心是因为还没有找到工，当然是打黑工。难民是包吃、包住、包衣服、包零花钱的，就是不给工作许可。而难民营里的一切该算作是上乘的待遇，而我们的同胞对这一切都兴致索然，这些生活用品、国家发的福利品他们可有可无，每个月发的这么几个零花钱跟他们的既定目标大相径庭，他们要挣大钱，挣大钱就得打工，就靠这几十个马克来满足他们的欲望相去甚远。建子从骨子里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他有过生活的阅历，他对国情实在是再了解不过了，若把实话原本地翻译给了德国人，不就出卖了同胞，给整个中国抹黑，还会直接影响他们日后的难民开庭审理。象建子这样文革过来的一代人，很有政治嗅觉，把政治看得很重，他也太理解同胞了，中国人中你我他，大家一切的一切不都是为了一个钱字？不就是因为德国的马克大、值钱、不就是因为德国的钱好挣？他来德国的身份名义上是个访问学者，但心底里他也明白，马克的诱惑力不亚于镀金。
这四位国人都是江苏、上海的，他们虽然也算是被偷渡到了西方，但他们采取的方法和走的路线与其他福建青田难民不一样，也根本花不了二十来万人民币。象他们这些人，一般都有大学学历，有的还是上海、苏州的大学老师，“六四”发生后他们都以六四学运的名义到了西方。他们先在国内通过中介在捷克注册一家皮包公司，或许连皮包都没有，然后以这个公司的名义获得捷克的入境鉴证，算是某种商务投资。在捷克落脚后一年之内通过蛇头从捷克偷渡到慕尼黑，人一到慕尼黑马上把会暴露自己身份的所有证件全部销毁，然后去移民局申报难民，声称自己是学运领袖，通过地下民运组织到了西方，为了这个地下组织的安全，民运人士把那些为了帮助他们出境的所有证件都已随身带回。他们仅仅从捷克偷渡到慕尼黑的费用就要便宜得多，三、四千美元就够了，按当时国内的美元黑市价也就差不多三万人民币，而这一批人因在开庭审理难民案时，把支持学运甚至领导学运的故事，编得惟妙惟肖，因而大多数人都得到了批准，留了下来。为了保证出庭的成功，他们事先反复自导自演，相互提问，让自己的回答无懈可击。这四人就是他们那一族群中成千上万例的个别。
在建子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后，他们对建子毫无掩饰地实话实说：“难民营里他们根本不明白我们来德国的目的，以为我们真是受了迫害。而我们的真实情况又无法让他们知道，这儿的福利是不错，吃住零花补贴什么都该让人满意，但我们在家又不是饿肚子，因为没的吃才来的西德，我们来的目的是打工挣钱，不挣钱我们在家欠的债拿什么去还，越拖债就越重，高利贷是会吃人的！” 这种情况建子心知肚明，他唯有感慨自己国家的落后，如果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跟西德相差无几的话，自己又何苦要受打工这份罪呢？这份钱如果在国内也能挣到，来了一心一意地读书不就是了？！遗憾的是情况不是这样，对同胞的无奈，他除了安慰也爱莫能助。结果建子非但没有劝他们要遵纪守法，不要去打黑工，反而记下他们的电话，许下承诺，一旦有打工的机会马上联系他们。事后他想，自己其实也跟打黑工差不多，虽然有合法的学生居留，但老板也没有给他正式缴纳社会保险金，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是一个“合法的黑工” ，因为从法律上说，学生只允许假期打工。自然，当年在德国的留学生哪儿会有这么全面的法律知识。
建子在工作中充分发挥自己的德语特长，他只要有机会有时间在客人用餐后都会主动跟客人聊天。德国人是个崇尚文化的民族，就是下餐馆这顿饭他们也要吃出文化，而不是为了仅仅填饱肚子，如果你的德语口语过关，他们茶余饭后非常乐意跟你聊聊中国的烹饪文化、历史渊源，一则他们本来就好奇，想多知道一些中国的文化历史，再者也显得自己有教养。建子通过这样的交谈很快赢得了一批顾客，他们一进餐厅，先寻找建子，并打听建子今天的服务区在哪里。老板为了让所有的员工有平均的客源，大家于是轮台做，以保证上座率高的餐区人人机遇均等。虽然建子不象其他的员工，他不抽成，拿的是固定工资，但如果客流量大的话，一天下来的小费却是一笔可观的收入。西德经济发达，人的素质也高，对服务员非常尊重，而这种尊重他们通过小费体现出来，所以小费给得比较高，有的豪客小费能给到消费额的百分之二十。
经过在酒楼的工作，建子结交了不少有意思的客人，而他们听说有个中国人研究他们的日耳曼文学也觉得颇为稀罕。有位40来岁的女艺术家，形态倩秀、气质高贵，专做流行款式的服装设计，非常崇尚中国的文字文化，常来饭店用餐是位熟客。一次她声称刚从中国回来，买了一件带有中国文字的汉服春秋装。说购买时，售货员介绍说衣服名为四季绣，书有中文春、夏、秋、冬。女士回德打开衣服盒子，数来数去衣服上只找到三个字，百思不解，于是身着新装来找建子，问他，四季应该有四个字，为什么只有三个，这三个是什么字? 建子一看脱口而出: 夏---秋---冬。她马上追问: 那 "春" 呢，为什么没有 "春"?! 建子顿时一惑、一愣，但瞬即补充说: "春" 字在您心里啊! 那客人开心得乐不可支；
还有一个开出租车的老太太，都快七十的人了，给别人打工这么大的年纪没人要，就干脆自立门户，成立了一家一人公司，做了个体户。这位老人每个礼拜来店里两、三回，而且星期六是肯定要来的，并且那顿饭一定是吃一半留一半打包带走。通过聊天建子了解到老太家里还有一个三十八岁的老姑娘，上着班，每逢礼拜六，一回家就直奔冰箱，先把老母打包回家的饭盒干掉。有一回，老太一反常态没有留下可打包的，原来是因为她今天出早车送人去机场六点就出了门，往回返的时候排队等客的时间又是超长，自己今天实在是饿透了，照她的话说是饿成了前肚贴后背，津津有味地光了盘。到了下一次她再来吃饭时，对着建子乐呵呵地说有故事要讲：“您知道吗，上个礼拜六我们家发生了什么情况？ 我女儿一回家照例先冲向冰箱，打开门没有找到打包的饭盒，长长的一声：咦 . . . . 象是今天一反常态、乾坤倒转了。” 被惯坏的老姑娘觉得这口饭成了天经地义。老太说其实今天又出了早车，肚子饿得跟上回一样，但为了不让女儿再次失望，今天无论如何要省下一口带回家。建子想：“可怜天下父母心”，不光只是中国有啊。
老太太是个土生土长的老巴伐利亚，说一口地道的巴伐利亚方言，不会说标准的德语，一开始建子还不能全部听懂。建子问她为什么不说标准的书面德语。老太太的回答是：“太高雅了，不好意思说，说不习惯，也说不来。” 听她说她家已是数不清的祖祖辈辈一直生活在这山青水秀的阿尔卑斯山里。她对柏林一带的普鲁士人成见极深，一谈到有什么不良社会现象时她马上会说：“都是普鲁士人干的，都是普鲁士人带过来的坏风气，十九世纪俾斯麦强军，把人弄得都跟土匪一样。” 有一回建子问她这么大的年纪，又是一位女士，在开车拉客中是否碰到过什么不尽人意的事。她说有，譬如到了啤酒节，有人喝醉了酒，下车时说身上没钱。那您怎么办呢？叫警察？建子问。叫警察没用，只会浪费时间。那怎么办呢？那就让他把手表留下。他不愿意呢？不愿意就抢！ 建子心想这碗饭也够不好吃的，这个快七十的老太太真不容易，干这一行还真危险不小。德国媒体时常有报导出租车司机遭抢被害的。建子学日耳曼文学专业，天天发生的社会现象不正是文学的内容？风土人情、伦理道德、人的价值观不正是文学素材的泉源？诺大的世界不正是自己的大课堂、社会大学？ 每次交谈都加深了建子对德国社会及人文历史的了解和理解，为他对德国作家及文学作品的含义更深刻地发掘受益匪浅，同时也非常有助于他的文学翻译。
门外大雨滂沱，下个不停，保姆搞完厕所和厨房的卫生，见准经理等着客人没有回家的意思就先走了，小女孩就留在了妈妈身边。建子是一个非常喜欢孩子的人，尤其喜欢小女孩儿，看着这小姑娘，建子不由想起了自己的女儿，她比这小姑娘差不多要大出一岁多，现在在外交部幼儿园全托，每到周末才能接回家。孩子这么小就全托确实是很受罪的，但没办法，自己出国，妻子又要上班，每天的接送是绝对无法承受的，尤其是早上上班根本来不及。建子离开孩子也快半年了，这些天来她该又长大了不少，眼前的小姑娘成了建子想象中女儿的替身，他不由自主地抱起孩子在脸上亲了亲，正好被准经理撞见。准经理走过来站在建子跟前，看看他又看看孩子，想说什么又止住了。“我女儿比她大，三岁多了，在国内上全托幼儿园。” 准经理看了看建子，陷入了沉思。
客人终于走了，超过下班时间已有半个多小时了，按理建子也该赶紧回宿舍抓紧时间休息了，但瓢泼大雨没完没了。准经理不可能一只手抱着孩子一只手打着伞回去，就问建子能否送她们母女一趟，住家离店不算太远。建子没有拒绝的理由，想想也是为了自己的客人她一直等到现在，不然早就跟保姆走了。
在一个四层的公寓楼前他们站住脚，二楼的一套二居室是她们的宿舍，小的一间住着保姆和酒吧，较大的这一间是她和孩子睡。准经理把建子带进房间，建子把孩子放在床上转身正要走时，准经理拉住建子说：没多少时间了，就别走了，马上要上班了，你现在去男生宿舍，你又没有钥匙，别人都睡着了，有谁会给你开门？孩子睡床上，你就躺沙发吧。我去阿姨她们房间睡。建子无奈，想想说得也有道理，就留了下来。
春城的火车站离开建子的店要步行十五分钟，跑步前进也起码要十分钟，夜里回家对建子而言是一大难题。他必须11点43分赶上4号线驶往城里方向的火车，在慕尼黑边缘的中转站换乘六号线 12点24分的末班车。他的住处离开慕尼黑差不多44分钟的火车行驶时间。如果赶不上末班车，那下一班车就要等到第二天凌晨5点钟了。到了站下车还得走十五分钟的山路，回到家一般都过了半夜一点半了。第二天，其实就是当天早晨，7点20起床，坐火车赶到城里去大学上课，下午5点赶去打工。火车上的时间是建子用来阅读、复习、论文构思的好时光。
建子出国前的行政职称已提到副处，又正赶上了国内恢复职称评定，他因为是毕业研究生，技术职称被评上了第一批正翻译级，享受作家协会唯一的一个正翻译职称，工资涨到93元5毛，加上5元钱独生子女费，每月98元5毛， 还不到100元。那时北京属于二类地区，大学毕业月薪56元，上海是一类地区58元，杭州属三类地区54元。建子在北京，研究生毕业，工资比大学毕业上调6元，每月62元，已算是高薪阶层。那时厂里的工人一般都是二级工，月工资39元5毛，而且一辈子就这样没得变了。八十年代后期，西德马克兑换人民币是一马克兑三块多，建子到了德国，后来一年打工的收入换成人民币按他出国时的工资，他得干一百年。到了九十年代初，西德马克兑人民币涨到了1比6点多，这意味着他在国内得将干200年，如此天壤之别，而他的月薪拿到德国换成马克，刚够一个人勉强吃一顿普普通通的饭。
他生活得很累，很紧张，但很充实、很快活，因为他挣到了钱，挣到了他这一辈子从来没有挣到过的这么多的钱，他为自己拥有的财富而鼓舞。
有一回下班赶火车只剩下13分钟了，为赶火车，他顾不上吃饭，连打个包的时间都没有了，夺门而出，背着沉甸甸装满参考书的背包一路朝火车站奔去，他在跟时间赛跑，跟火车赛跑，如果走正常的马路，他一定是来不及了，他就绕近道穿过铁轨，踩着没膝盖的积雪，使出浑身的解数，竭尽全力地在雪地里“奔腾”，远远地，他已看到火车在车站的另一端对着自己的方向驶来，进站前的汽笛已经开始鸣响。他跑啊，奔啊，往前跃啊，终于在火车进站停稳之前跃上了站台，在最后的五秒钟跌撞地冲进火车。一下子他浑身松懈了下来，摊在车椅上，足足五分钟缓不过来。
第二天听了建子的描述，准经理深表同情，觉得这样也实在太苦太累了，她劝建子如果太晚了就睡工人宿舍。建子表示偶尔一两次可以，但经常不行，因为他的参考书都在家里，特别是第二天有课非回去不可。然而有一次晚上，碰巧赶上建子和准经理都有一台夜客，当客人走时早过了末班车的时间，建子想今天只好如此了，干脆不走在这里过夜了。
店里的其他工人都下了班，就剩了下建子和准经理。都过了半夜12点了，建子考虑到半夜单身女人的安全，想等到关了店门一起离开。临走时准经理拉住建子的手说：“你怕我出事儿等到我下班，你就不怕我这么晚一个人回家路上不安全？ 你就好事做到底，送佛送到西吧，还不干脆送我回家？”
那天夜里，建子把她送到了家 . . . . . .
那天夜里，建子把她送到了西 . . . . . .
久旷了。
2021年4月20日 修稿慕尼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