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陈小鲁生前常说“我就是潇洒一点”，细想一下，如果他说的是“我就是力求超脱”，可能更合度些。按说“潇洒”这样的词儿，和“质朴”（以及同类的“本色天然”和“性情中人”云云）一样，本来不宜用于评价和形容自己。笔者这个想法起于几十年前，当时动辄闻说“我们劳动人民”（或“无产阶级”或“贫下中农”等等）如何之具备“朴素感情”，读后听后感受不能明说，但心下越来越确定：像“质朴”这样的概念，一旦懂得，再用来要求自己就是一个低标准了。换言之，一个人，无论文化与否，一旦明了“质朴”所指为何，他或她就不可能再质朴了。旁观陈小鲁的人生阅历，窃以为他不会不懂得自己应当以诚实为言——用“诚实”作标准（谁都知道那很高）要求于自我，做到没做到让人家说，至少，为人的出发点无咎。
从来没见过陈小鲁，知道他全从听说，但不是文革中几乎流布全国的那些有鼻子有眼的传言。从当年北京八中的高中生口中，知道陈小鲁对风行一时的中学红卫兵在学校和社会上的很多行为（包括“西纠”和“联动”成员所为）都认为是胡闹，他不去沾边。后来就只知道他“失踪”了。直到文革后期及再以后，又陆续得知他的真正经历。
看来，文革以后，直到“六四”发生之前，他还是有志于用世的，也许并不追求闻达，但仍愿在政治改革中起积极的作用。对“六四”之变，他有不同意见，因此意欲有所不为，让自己的公开身份悄悄避离了官场。
但是，从商，在陈小鲁身份地位，却无法视为超脱（即他的“潇洒”和“自由”）。从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经江朱与胡温，直到现在，“红二代”和“官二代”中无论曾经是怎样的学业和工作背景，几乎人人都成了经济长才，争相出任这个那个公司的董事乃至“挂长”! 是为“改开”大潮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各种网文小编们乐用的这句滥俗完全适合描述这个现像）。陈小鲁未能免俗，虽然他可能曾经努力要做到不俗。首先，他是高层世家，加料“红二代”；其次，他曾供职于特权机关总参情报部（各国驻外使馆的武官处都是情报处，这在外交界是公开的秘密）。这两个背景使他在中国政治特权层浸淫很深，从商，绝不可能让他从这两个背景中洗脱，相反，只能加深疑云疑霾。
陈小鲁和“安邦”公司关系至深，这一点绝无可疑。他所坚持否认的，是他在“安邦”内部的位置，说白了，就是否认他是“安邦”的业主。其实，这后一点真相为何关系不大。而前一点给他带来的（一生中最后一次）纠缠和麻烦却正是值得关注的中国政治变动的风向标。
带着权势背景“下海”从商，此风起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邓这句名言听起来是半句话，即只提“先”怎样怎样，既不讲也不许问“然后”如何。得风气之先的“红二代”很自然地就把“先富起来”变成了公然的权钱结合。例如《财经》杂志２００７年１月刊发的《谁的鲁能》一文披露，有名的某“红二代”的“二代”之发家有路，简单地说就是通过银行贷款，在某企业入股，其后在企业“转制”时以极不相称的低价买下巨量股份，股份（全部或部分）变现还清最初贷款自不成问题，一切洗白……其中哪一步都离不开以权势推进。再说“安邦”，国内人皆知它之所以令人瞩目，主要是其飞速“爆炸式”增长，正常经营不可能有那样的效绩，那只能是财富转移的结果。
不管怎么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经济改革的标语口号，也是“太子党”—“红二代”先前的共识。至于以后社会如何发展，制度如何改革，他们显然谈不上共识，而是人心隔肚皮，各有各的见解，各有各的盘算，外人只能猜想，无法准确判断。然而，使“先富”阶层利益固化的路线图到底未能再由各路“太子”相安无事地进行下去。据党媒传出的信息，那“一部分人”中的一部分富可敌国，足以动摇邦本，再不中断他们的发财过程，那就不是老百姓看着眼红，而是党和政府要眼红头炸了。到了这个坎上，莫说“安邦”，你就是给自己起名儿叫“安党”，中央核心也要下手制裁剥夺。
这一役发展到目前，可以看出其动静意义非轻。邓设计师含糊设计的大项——一国两制，政治改革（如不再一人终身领导，如党政分开等等）——都要撤火更张，现在连市场化和“让一部分先富”也要收缩回去，终于使多年来自诩潇洒的人也受不住了。
他不幸猝然离去，让家人和朋友震惊悲痛。接近他的人聆受过他的亲和与识见，肤知其经历的人感叹他际遇不凡，与他相距甚远的观察者如笔者也不免同情。他曾经表示过终生信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笔者愿相信这是他的初心。
比起个人能否超脱的问题，国家社会的前途安在更值得深思。胡耀邦对儿子说过“我们这个国家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赵紫阳曾表示担心“我们现在不培育反对党，一旦（社会）有事会很危险”。这些都是超越一党之私的当国知言。“红二代”么，整体而言，志大才疏，故而见不及此，的无一个是男儿。所以还在为建立上下尊卑的等级社会忙得不可开交，“改革”云者，要是真有什么底牌和自信，于今可见的来源就是这么个古老东西——王朝国家。
（原写于2018年3月，文末稍加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