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着历史的画家沈嘉蔚
辛夷楣
他曾是中国有名的知青画家，《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使他脱颖而出，如今，他是澳大利亚著名的肖像画家，又以巨幅历史长卷享誉画坛
悉尼南郊有一个依山傍水的国家公园。公园里的邦定纳村(Bundeena)紧邻大海绿树掩映，很有点人间仙境的味道。邦定纳住着近百位艺术家，因此以画家村闻名于世。而他们之中最有名气的要数华裔画家沈嘉蔚了。2005年，出身澳洲的丹麦皇太子妃玛丽选择沈嘉蔚为她画像，这条新闻引起澳洲公众极大兴趣，各路记者纷纷来到画家村，采访沈嘉蔚。为王妃画像的新闻还未冷却，卸任不久的澳洲总理霍华德(John Howard)又选择沈嘉蔚为他画像。2009年，沈嘉蔚的油画《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在北京的嘉德春季拍卖会上以795万元人民币的高价卖出。
沈嘉蔚和他的画家妻子王兰并没有被这些纷至沓来的荣誉惊扰，也没有因突然降临的财运而目眩，他们仍然一心一意地沉迷在自己的创作中，享受着画家村里的安谧恬静。用卖画得来的钱，他们在院子里建了一个天光画室，这样沈嘉蔚的历史画系列可以很好地展开。我和他坐在天光画室里，一边喝茶，一边细细地聊。王兰在书房里打电脑，我的丈夫盖瑞则趁机去享受国家公园里的各处美景。
他家的大白狗躺在画室外面的台阶下，一声不响。从小怕狗的我，不得不鼓足勇气，从大狗身上跨过来，这样才能上台阶，进画室。沈嘉蔚解释说：“我和王兰在画室里画画时，大白狗一向是趴在旁边陪着我们的。它现在太老了，这几步台阶都上不来了，进不了画室，只好趴在台阶下面了。”
我说不出所以然，但是我觉得沈嘉蔚带着浓郁的江南才子气质，尽管他在中国北方待了许多年，他自己也说，他不喜欢南方。二十年前，我在澳洲很受欢迎的中文周报《东华时报》当编辑，沈嘉蔚常常送稿到编辑部来。他和我们几个编辑都很熟。他的文章扎实细密，就象江南织锦一般。有一天，他给我编的文艺版送来一篇长文，是回忆他在北大荒的挚友、画家刘宇廉的。刘宇廉刚刚病逝，文章细腻凄楚，荡气回肠。二十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得当初阅读时受到的震动。我的直觉不差，沈嘉蔚确是江南人，他生于上海，长于嘉兴，而他第一幅受到关注的画就画的是嘉兴南湖。
嘉兴嘉兴
沈嘉蔚的祖父是浙江海宁人。他多才多艺，在银行任职，可惜三十多岁竟死于肺病，留下三个未成年的子女。孩子们只得早早缀学谋生，姑母去上海做护士，沈嘉蔚的父亲与叔叔就去学会计。1937年“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时，十八岁的父亲正在闸北一家丝行工作。不想就在战事紧张之际，他却得了重病。丝行的老会计冒着生命危险把他背出火海逃生。后来，他与救命恩人的女儿结婚。这位少女与母亲及兄弟们刚刚从日军炮弹夷为平地的祖居逃出，来上海投靠父亲。她就是沈嘉蔚的母亲。
1948年，沈嘉蔚出生在上海。那正是中国经历巨变的时代。两年以后，父亲到上海附近的嘉兴粮食局工作。沈嘉蔚三岁时，他们全家都迁到嘉兴。妹妹降生后，母亲去当中学语文教员。父母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与二舅一家住在一起，沈嘉蔚有五个表兄做伴，其乐融融。
嘉兴自古是鱼米之乡，丝绸之府，人杰地灵，人才辈出。茅盾、徐志摩、丰子恺、张乐平都是嘉兴府人。小舅喜欢画画，他成为幼年沈嘉蔚的潜在榜样。五岁时，沈嘉蔚应幼儿园老师要求，在墙上画了一幅巨大的克里姆林宫钟塔。回家以后，他不免得意地转述老师与同学的夸奖。母亲却笑道：“不要骄傲，要谦虚！”小舅在旁边，也笑起来。
谁想，好景不长，灾难从天而降。二舅家的房子是他多年积蓄盖起来的，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未触及到。但是，嫉妒的邻居状告二舅抗拒私房改造。1959年，法院突然判决二舅的房子充公，罚款一万元，二舅母被定为“坏分子”，“监督劳动”。他们两家人都被赶了出来，只得分别租房。三年后，这桩案子平反了，但是二舅一家元气大伤。因为这桩案子，五个表兄都没能上成大学。二舅敢怒不敢言，从此性格大变，常常沉默寡言。
被从二舅的房子里轰出来租房另住，幼小的沈嘉蔚开始尝受时世艰难。那些年，他家的亲戚们先后惹上政治麻烦。叔叔因为早年加入过三青团，被从会计科赶到铸钢车间做重体力劳动，父母为此担心不已。在大学读书的大表姐与她的爱人57年被划成右派，从此受尽人下人的屈辱。她一来就与母亲关紧房门，沈嘉蔚听不见她们说什么，只听见两人在低声哭泣。上海的姑母家受到的打击最重。1960年，姑父被诬入狱，不到一年就死在江西的劳改农场，遗下四个孩子靠姑母一人抚养。
父亲也未能幸免。他的原罪是祖上留下几间出租房。祖父去世以后，祖母一直靠房租度日。在一次填表时，她在房主栏里填了长子的名字。父亲因此背上“剥削行为”的罪名，虽经申辩，罪名未能成立，但是一有政治运动就又被翻将出来，让他苦恼不堪。
外面喧闹的政治运动与压抑的政治氛围，沈嘉蔚都不喜欢，他有自己的世界。那时，嘉兴只有一条街，一个新华书店。爸爸妈妈给的零用钱，他都用来买书，都送进了这家小小的新华书店。他从小喜欢读书，特别喜欢苏联文学。
小学三年级时，沈嘉蔚看见老师的书架上，有一本书，就鼓足勇气去借。这是苏联作家盖达尔的《学校》，他爱不释手。后来，叔叔在上海给他买到了盖达尔的《丘克与盖克》和《革命军事委员会》。这两本书和书上的插图带给他无尽的欢愉。他一直珍藏着这两本书，后来又把它们带到了南半球。
在他的天光画室里，他拿出这两本书给我看。看到这两本五十年前的旧书，我仿佛一下子回到了童年，不禁兴奋地说：“我看过《丘克与盖克》的电影！”我小心翼翼地翻开发黄的书页，发现插图确实很美很写实。我问沈嘉蔚：“这叫什么画？”他说：“是水墨，两本都是杜宾斯基画的。”
少年沈嘉蔚开始临摹杜宾斯基的插图，临摹他喜欢的画。13岁时，他按照电影海报临摹了《柯楚别依》，竟临得很象。他还凭着自己朦胧的爱好画写生。嘉兴附近的田野、池塘、屋舍，甚至教堂都成了他写生的对象。但是，人物才是他最喜欢画的。他借来《透视学》，潜心钻研。他画的第一幅铅笔人物是学校广播站里的两个广播员。那时，他17岁，是学校广播站的负责人。
就在沈嘉蔚17岁那年，小舅把自己的全套油画工具还有一些颜料给了他。沈嘉蔚就给自己画了一幅自画像，又创作了一幅油画《谈心》。1966年，他上高三，准备投考美院，所以更努力地画画。没有想到，他刚刚画了一幅风雨欲来的校园，文革的大风暴就真的来临了。校党委急于抛出一批教师保自己，让沈嘉蔚给几位老师画漫画。沈嘉蔚却坚持要先画速写，再画漫画，结果这几张速写逼真地记录下那时的几位忧郁的知识分子形象。
文革的风暴一浪又一浪地席卷过来，人们一拨又一拨被冲击被淹没。父亲挨整，失去了干部资格，被赶到乡下当农民。幸亏，身为教师的母亲，因为人缘好，没有挨整。沈嘉蔚不想退缩，总想往风口浪尖上站。他参加长征，徒步1500公里走到北京。他看到了武斗的残酷，认识到血统论的荒谬，知道两派都在撒谎。这一切，让他开始厌倦，他想回归艺术，而文革宣传的需求给了他机会。
1968年，举国上下都在搞红海洋，江青大力吹捧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嘉兴南湖是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地方，沈嘉蔚就画了一幅《1921年毛主席在嘉兴南湖》。当时，浙江省革委会主任、来自浙江美院的张永生看见这幅画就说：“这个人有天分，让他到我们浙江美院来画。”
1969年春，沈嘉蔚与一位农民画家、一位军医组成三结合创作组，被调到浙江美院去画画。张永生还下令美院图书馆对他们与一些创作人员开放。在这三个月里，沈嘉蔚大开眼界，他终于看见专业人士怎么画画。他如饥似渴地读书、浏览画册。他借回几本苏联画册，带回嘉兴，临摹了几幅苏联名画。半年后，驻嘉兴的空五军要办展览，又把沈嘉蔚请去画画。
1970年春末，沈嘉蔚从空五军回来，他的同学们已经各奔东西上山下乡，他的初恋女友也已去了内蒙兵团。他听人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有工资，还有画画机会，就想方设法去报名。接兵的人听说他会画画，非常高兴。沈嘉蔚就这样告别父母，告别嘉兴，满怀欣喜地上了火车，往三千公里外的乌苏里江进发。
乌苏里江畔
黑龙江兵团原先已有几十万老职工和复员军人，现在又来了几十万知识青年。沈嘉蔚去的第42团在密山县境，小兴凯湖北边，紧邻乌苏里江。他在日记里描写那里的景色：“青紫的远山，土红调子的近山，玫瑰色的白桦树细枝，路边的黄草，绿灰的公路，深褐色的车……”
一看便知，这出自画家手笔，满眼色彩。面对瑰丽的北疆风光，沈嘉蔚十分激动。他不顾严寒，不怕辛苦，一面积极参加繁重的劳动，一面抽时间画速写。他不仅画风景，更画了大量的人物。他画知青们，也画老职工。他在日记里兴奋地说：“这样猛画一通，影响是深远的，既锻炼了技法，又积累了生活。”而冬天的伐木生活，激发了他的处女作《初尝完达雪》。
每到大雪纷飞的冬季，兵团就抽调擅画的知青到佳木斯去参加美术创作学习班。三十几个年轻人在郝伯义老师的领导下，读书、作画、神聊、切磋，好不快活。1971年，沈嘉蔚在美术班画出了《初尝完达雪》，送展后被省美术出版社挑中，印在1973年的挂历上。
1973年冬天，沈嘉蔚与画友刘宇廉在草图会上提出画《乌苏里船歌》的设想。得到批准后，他俩到乌苏里江畔的虎林县去写生。那时，中苏双方都在江边沿国界建了一系列瞭望塔。驻军允许他俩上塔参观。登上高高的瞭望塔，沈嘉蔚突然想起当时的一首歌——“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就想用这个题目来画一幅画。他的想法得到批准，1974年2月，他开始动手，而刘宇廉仍画《乌苏里船歌》。
他俩再次到边境写生。这一次，他们来到虎林北边的饶河县。那里的珍宝岛是中苏五年前冲突的热点，驻军是解放军的一个连。连指导员消瘦干练，成为画中指导员的原型。在零下三十度的酷寒中，沈嘉蔚在塔上画了一个小时的速写，记录细节。刘宇廉则用望远镜观察苏方。他告诉沈嘉蔚，苏联哨兵一直密切关注他的举动，显然搞不懂他在干什么。然后，他俩又跑到饶河县城的江边去写生，为此画的背景部分积累素材。不想，当地的官员竟怀疑这两个写写画画的人是苏联间谍。他们不敢久留，只得连夜逃回佳木斯。
经过几年来的大量练习，此时的沈嘉蔚已有很强的写生与绘画能力。他用一个月时间尝试各种构图，构图定下来之后，又潜心创作，对于人物的脸部他特别用心。1974年7月，他画完《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立即送展，9月被告知作品入选全国美展。
1974年10月，沈嘉蔚利用探亲假，自费赴京参观全国美展。一走进中国美术馆的圆厅，他就看见自己的画挂在中间偏左的重要位置。再一走近，他大吃一惊。两位军人的脸部都被改动了，脸被加宽加胖，表情夸张作愤怒状，面色粉红。后来，沈嘉蔚才听说江青任命亲信王曼恬担任全国美术总监。王曼恬组织了一个改画组，把参展作品改得更加符合“红光亮”的标准。沈嘉蔚的画是她指定一位著名画家修改的。
回到兵团以后，沈嘉蔚还听说，江青观看了全国美展，在十几件作品前驻足评说。在沈嘉蔚的画前，江青听了兵团如何组织知青搞创作的情况后说：“他们有志气，不怕条件差，不怕艰苦，能画得这样，很不容易了。”
此后，《站岗》一画在全国所有报纸、刊物发表，被印成宣传画，总印数约二十万张以上。《站岗》原作被中国美术馆收藏。不论出版还是收藏，沈嘉蔚本人没有获得一分钱报酬。但是，时代的荒唐不仅止于此。
1977年，沈嘉蔚的父亲突然被逮捕，关进单位的监牢。原来，70年代初，父亲终于从乡下回到单位。他在办公桌旁贴了儿子的这张画，还把江青表扬的事告诉了同事们。1976年10月，江青倒台了，单位就把沈嘉蔚的父亲抓起来。家里人怕沈嘉蔚着急，一直没敢告诉他。一年后，父亲才被释放，没有任何道歉与赔偿。
1981年，黑龙江美协的朋友告诉沈嘉蔚，《站岗》已被中国美术馆退回，让他去取。那时，沈嘉蔚已经调入沈阳军区前进歌剧团担任美工。他从沈阳到哈尔滨取画，发现画框已经不知去向，画布以错误方式卷成一卷，扔在美协仓库的垃圾堆里。他没敢打开，拿回家，就放在床底下了。
沈阳沈阳
沈阳的日子，沈嘉蔚有烦恼，也有欢乐。他在前进歌剧团整日搭台装台，没有时间搞创作，事业自然无法前进。他希望调到军区创作室，但希望渺茫。然而就在这时，他却收获了爱情。
他之前的几段恋爱都没有成功，此时他被身材苗条面容清秀的王兰吸引。王兰的父母都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右派。她属于“黑五类”子女，1969年来到黑龙江兵团以后，就一直在大田里拼命。直到1975年，擅长画画的她才被郝伯义老师调到了佳木斯。她的处女作《迎春》一鸣惊人，刊发在各种报刊上。
沈嘉蔚与王兰在佳木斯的美术班里相识。1977年，沈阳鲁迅美术学院破格招进了这个双料右派的女儿。此时，沈嘉蔚也刚刚从黑龙江兵团来到沈阳。两颗年轻的心为共同的爱好共同的理想燃烧，自然越烧越旺。1982年，他们决定结婚，但是没有房子，他们只好搬进一间借来的斗室。
他们新婚燕尔，北京就传来好消息：中央美院院长江丰要办油画进修班，把青年美展获奖的人招进来。沈嘉蔚当然要去。他离开前进歌剧团，作为辽宁画院的人，进入了这个进修班。八十年代，思想解放的大潮在中国全境汹涌澎湃。沈嘉蔚在中央美院只待了两年，但是这两年对他意义深远。他不仅接受了正规的油画训练，他还认识了中国画界的巨人们，他也大大开阔了视野。
中央美院每年的毕业班总是涌现一批优秀画作。1984年，沈嘉蔚的毕业作是《创伤》。他画了他一直想画的白求恩。《创伤》正赶上向第六届全国美展选送展品。然而，沈嘉蔚所在的辽宁省美协说此画宣扬了战争恐怖，不同意送展。消息传到王兰耳里，她一反往常的超脱，挺身而出，跑到省美协，声泪俱下地替《创伤》辩护。辽宁的不少重量级画家也提出抗议。省美协终于改变初衷，将此画送展。《创伤》入选第六届全国美展，两年后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
沈嘉蔚从中央美院充电归来，正想创作一幅大画。辽宁画院却忙着整党。作为一名新党员，他不得不好好投入。一年多后，整党运动总算结束了，他终于可以集中精力画画了。他想采用前辈画家蒋兆和的人物长卷《流民图》的范式，将不同时空的人物聚集在一个场景里，画一幅工农红军的大群像。他决定按斯诺当初在《红星照耀中国》中的描述，画一百多个人物。
文革高潮之时，沈嘉蔚的一位画友从嘉兴的东风造纸厂的纸桨池边捡到一本书。书没有封面，但是沈嘉蔚马上猜出这是斯诺的《西行漫记》（英文原名“红星照耀中国”）。他连夜捧读，那种感觉真是奇妙极了。在1967年的中国，书中的绝大多数人物都已经被打倒，但是斯诺的文笔真挚，沈嘉蔚相信他的描写才是真实的，而眼前的运动则是噩梦。他不敢对任何人谈自己的感受。没想到，六年以后，他来到黑龙江兵团时，又从一位兵团战友那里借到了这本书。他是如此爱它，以至于一笔一划抄录了几万字，反复阅读。文革结束之后，他一直在读有关党史的书，辛苦地收集资料。他从沈阳图书馆借了无数的书，被该馆评为优秀读者。当时，他已经找到了想画的一百多个红军人物的照片。
1987年1月，这位沈阳图书馆的优秀读者正式开始创作这幅大画。那时，王兰在鲁迅美术学院读研究生，拥有一间天光画室，她并没有用。沈嘉蔚便鸠占雀巢，在那里拼好六块大画布，开始画这幅十一米长的大画。辽宁美协的领导们听说了，惊讶地说：“这要中央政治局开会才能决定画谁不画谁呀！”不过，他们这样说，却并没有来阻止。沈嘉蔚不顾一切，自行决定名单。他决心还历史的真面目，为今日观众提供一幅斯诺在1936年看到的工农红军的真实图景，就是不能展出，他也要把画画出来。
在画家村他的天光画室里，谈到这幅画，沈嘉蔚对我说：“我是迟早要画这幅画的。我们童年时整天听他们的故事，文革把他们骂得狗血喷头，他们实际上是伴随我们一生的，我们整个的经历就纠缠在里面了……”沈嘉蔚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他把自己的阅读、思索、经历与记忆都画进去了。
这一回，他总算赶上政治比较宽松的好时候。1987年这届全国美展，恰逢解放军建军60周年，策展方是军队总政文化部美术处。他们喜欢这幅大画，希望把受文革冲击的老革命都放上。除了要求加上刘少奇，以及对邓小平、邓颖超的形象略作修改外，他们没有提出任何别的要求。展览开幕时，《红星照耀中国》被挂在美术馆圆厅的正中。这幅画深受广大观众喜爱。展览一结束，中国美术馆抢在军博与国博之前，将之收藏。沈嘉蔚获得7000元人民币收藏费，相当于他几年工资的总和。
在创作《红星照耀中国》之时，沈嘉蔚已在构思以人物长廊的方式来描绘中国近现代史。《红星》虽然已经突破文革八股模式，但是仍然受到“歌颂式”框架的束缚。他要进一步突破，他想把政治理念不同的、官方历史褒贬不一的同时代人物，兼容并包，组合进一个画面。他首先着手的是“五四”前后蔡元培时期的北大文科精英群像。
那时，没有互联网的图库，沈嘉蔚为找寻这些前辈的照片，大费周折。他在梁栋写的北大校史著作中，发现一张1919年北大文科毕业生合影，前排陈独秀的形象非常好。梁栋告诉他，原照是冯友兰先生提供的。他就不揣冒昧登门造访。冯老先生的女儿、作家宗璞立即将照片取出，供他翻拍。胡适的照片是从南京第二国家档案馆的一本旧杂志中找到的。马友渔的照片是拐弯抹角联络上他的后代，才找到的。辜鸿铭的照片则更巧，是十年前他在沈阳军区前进话剧团的一堆民国旧杂志里发现的，他当时立即翻拍下来备用。1988年底，沈嘉蔚刚刚完成这幅《宽容》，出国留学的机会突然到来，其他的计划只得暂时放下。
达令港
1989年初，沈嘉蔚只身飞赴悉尼，正在怀孕的妻子王兰留在了国内。出国之前，他与好友刘宇廉讨论过出国留学的三种前途。他们认为，第一种前途是堕入恶性循环，整日打工维生，画画技巧退化；第二种前途是中性循环，你可以画画但画的并不是你最想画的；第三种是良性循环，你可以用充足时间画自己想画的画，而且还卖得很好。
1989年1月8日，沈嘉蔚在悉尼一降落，还没来及去语言学校报到，就被朋友拉到歌剧院旁边的环形码头。一走出火车站，他就看见人行道旁坐着一溜儿中国人，有的正聚精会神地给人画像，有的正百无聊赖地等待顾客上门。朋友告诉他，画一幅肖像可以挣到二十或三十澳元，这就是你今后的饭碗。
沈嘉蔚口袋里只有四十五美元，他不敢迟疑，马上加入画像行列。他的第一对猎物是一对日本青年，他用五十元的价钱招呼两位坐下，旁边的画友不胜羡慕。沈嘉蔚精神非常紧张。他在国内画过数不清的肖像，但是，这可是第一次收钱。他一定要让顾客满意，一定要让围观的人对中国画家有好印象。他终于画完了，顾客非常满意，周围的画友禁不住喝彩。那一天，他再也没有接到其他的活，但是，他总算迈出了第一步。
此后，沈嘉蔚每天上午先去英语学校上课，下午及晚上就在环形码头画像，直到晚上10点，街上没有游客了，他才回家睡觉。他与几个画友住在一起。屋里的家具全是街上捡来的，破桌子、旧沙发东倒西歪，还有满地蟑螂。一个月后，沈嘉蔚与一些画友在达令港（Darling Harbour）合租了一个店面画像。达令港象环形码头一样，景色绝佳，是悉尼游客集中的地方。店面在室内，好过露天，画像的环境总算比街头强了。
沈嘉蔚发现，如果仅仅为挣钱画像，图快不图好，那很快就会把手画坏了，将来即使有条件画画，也画不出好画了。相反，如果你认真地给顾客画像，把头画大画好，不计较时间，不象不停手，你可能会越画越好。他警告自己，不能为了多赚钱，堕入恶性循环的深渊。他对画友们说，我们是在店里，不能动窝，顾客不满意会来找我们，所以一定要画好。
在达令港的几年，沈嘉蔚坚持认真画像，不象不停手。他还努力地学英文，一字一句地读英文报章。两年后，他和一位画友碰到一处很便宜的房子，就决心两人合租，一方面家人来了有地方住，另一方面他准备搞创作。1991年底，王兰终于带着小女儿到来。
沈嘉蔚初抵澳洲，就认定澳洲最著名的艺术奖项“阿奇鲍尔肖像奖”是他可以一显身手的理想舞台。两年后他第一次送画却被拒了。但是，他认定目标绝不回头。此后，他几乎年年送展，先后送展十八次，入围十三次。这样频繁的命中率，当然提高了他的名望。他结束了达令港的头像写生，与一家画廊签约，开始为香港顾客画肖像，以便腾出精力搞创作。
1994年，沈嘉蔚想给住在布里斯班的黄苗子、郁风画一幅肖像，参加第二年的“阿奇鲍尔肖像奖”。这对中国著名的老艺术家已在澳洲住了几年。沈嘉蔚飞过去，与他们一起聊天，一起吃饭，给他们拍照，画速写，度过了美好的时光。不久之后，黄苗子、郁风到悉尼造访沈嘉蔚、王兰夫妇。那天，郁风穿了一件颜色淡雅的蜡染连衣裙，显得风姿卓约。后来，沈嘉蔚就画了郁风穿着这件连衣裙，黄苗子穿着暗红色衬衫，坐在一幅中国山水画前。1995年，沈嘉蔚将这幅画送展“阿奇鲍尔肖像奖”，结果一举入围。黄苗子、郁风非常高兴，特意飞来参观展览。两位老艺术家回京定居之后，沈嘉蔚一直与他们保持联系。这幅肖像后来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1994年，沈嘉蔚还参加了一个特别的绘画大赛，画教皇保罗二世封为圣女的一位十九世纪澳洲修女。他认为，要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格来画，才更自然，更贴近人物生活的环境。没想到，评画小组组长非常欣赏，给与了头等奖。1995年1月，教皇保罗二世正好来澳访问，沈嘉蔚受到了教皇的接见，澳洲乃至国际传媒广泛报道。这张画的成功，给沈嘉蔚带来很大声誉。
澳洲修女一画的得奖第一次为沈嘉蔚赢来澳洲美术评论家们的关注。但是，这些评论都是负面的，不但没有溢美之词，还带着嘲讽。他们批评说，这幅画是典型的多愁善感式的维多利亚风格，早已过时了。沈嘉蔚明白，他从国内出来，是从前现代一下子跳进后现代。他得搞清楚到底什么是后现代，他该怎么面对后现代。
此后一年，沈嘉蔚通读了能够找到的所有关于后现代主义的书籍与文章。他弄清了它们的游戏规则与发展历史。当代艺术讲究观念，这一点他很赞同。他的画形式上是老式的，背后却有观念，而且仅仅是他个人的观念。这一年的阅读与思考很有收获。他的眼界放开了，思维更活跃了。几年下来，签约肖像的工作渐入佳境。1997年，沈嘉蔚与王兰终于有能力在画家村置业安家了。
1997年，还有一桩戏剧性事件发生。就在这一年，沈嘉蔚收到一张传真，说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要举办《中华五千年》大型展览，向他商借《我们为伟大祖国站岗》。他立即请亲戚把这幅现存北京岳父家床底下的画，带到悉尼。他携此画到州立美术馆修复部求教，当展开此画时，大家都惊呆了。画面模糊不清，颜料碎片洒满一地。沈嘉蔚细心地修复，然后将此画送到纽约参展。他1974年画的这幅《站岗》，一经重见天日，就倍受青睐，十二年后的2009年更以高价拍卖成交。《站岗》的遭遇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这张传真预示着沈嘉蔚迎来了新的一页。
画家村
沈嘉蔚与王兰刚刚搬进画家村十几天，一头顶着大犄角的公鹿就在夜间来访。它闯入后花园，直奔王兰卧室窗外，把一棵剑兰顶得稀烂，才心满意足地离去了。此后，虽然鹿群没有天天造访，但是喜鹊、乌鸦、鸽子与五彩缤纷的鹦鹉却时时飞来。白色的大鹦鹉更是把他们的院子当别墅，来了就不肯走。
沈嘉蔚的创作开始起飞了。假如说，他前一阶段的历史画比较注重写实，那么他现在更专注反思；他的眼界也从中国近代史扩大到世界近代史。2000年，沈嘉蔚画了一幅戈尔巴乔夫与教皇保罗二世在1989年会面的画。他用米开朗琪罗的《最后的审判》做背景，并且给它起名《绝对真理》。这个名字起得好，不论是戈尔巴乔夫信奉的共产主义还是教皇笃信的宗教，在最后的审判面前，有哪一个能算是绝对真理呢？
就在同一年，沈嘉蔚又画了《东来贤哲》。圣经里说，基督降生时，东方有三位智者来拜。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把智者画成了波斯富商，明显地曲解了《圣经》的原文。沈嘉蔚把达·芬奇的《基督降生》与明代画家的《三教图轴》结合，把佛陀、老子和孔子三位智者放在画里。这样西方人一看就懂，他这是在讨论东、西文化。
就在2002年，沈嘉蔚在悉尼开办画展，展出十件展品，五件现代，五件新历史画，包括《绝对真理》等。他给这个画展取名“再见革命”。有人说，“再见革命”是沈嘉蔚告别革命的宣言。他自己却说：中文“再见”有两个含义，一是“告别”，一是“再一次见到”，他的意思是再一次见到。这10幅画，不管是重写实的，还是重反思的，都引起观众强烈的共鸣，让他们见到了沈嘉蔚眼中的历史与革命。收藏家马上出手，评论家也都出动了。
澳洲的重量级艺术评论家强·麦克唐纳（John McDonald）在他的评论里细评沈嘉蔚的每幅展品。他写道：“看得出来，驱使沈嘉蔚以惊人的效率画出这些作品的动力，是这种智力游戏带给他的愉悦及满足。每一件作品充满了反讽、黑色幽默和嘲弄，但无一是简单的戏仿。”他问道：“是什么使这批作品罕见地出类拔萃呢？是绘画的路向，它设定了一种政治主题艺术的全新形式。它摈弃了口号、多愁善感与宣传等等我们总是会将之与这一界定模糊不清的体裁联想到一起的东西。”
沈嘉蔚在肖像画领域也更上一层楼了。2005年，澳洲国家肖像馆要为出生澳洲的丹麦皇太子妃玛丽画像，他们提供了几位画家的资料，让王妃挑选。王妃挑选了沈嘉蔚。那一年，王妃回澳访问，住在悉尼岩石区的香格里拉酒店顶层。她给沈嘉蔚三小时。沈嘉蔚先给王妃拍了一组照片。当王妃坐在窗台上喝咖啡时，他想要拍照，但是旁边的女官立即制止了。根据王室规定，不得拍摄王妃侧面与休闲的镜头。接下来，沈嘉蔚开始画王妃的头像。这要感谢他在达令港练就的功夫，头像很成功，王妃非常喜欢。接下来，沈嘉蔚用两个月时间画完了这幅全身肖像，又放了一放，然后进行修改。说实在的，肖像很漂亮，王妃与澳洲肖像馆都很满意。沈嘉蔚访问了丹麦，参观了那里的肖像馆，他把那幅头像送给了王妃。
早在九十年代末期，澳洲国家肖像馆就建议让沈嘉蔚给当时的澳洲总理霍华德画像，但是霍华德不同意，他有一位画家朋友，他准备让她来画。2003年，澳洲肖像馆请沈嘉蔚给一位大律师画了像。霍华德看见自己老朋友的这幅肖像，倒退了一步，忍不住说：“他画得真象！”2009年，霍华德已经卸任，他对议会大厦肖像陈列部门的负责人说，他要请沈嘉蔚为他画像。很显然，沈嘉蔚已成为澳洲最有实力的肖像画家之一。
我和丈夫盖瑞都对沈嘉蔚的天光画室很感兴趣。画室很大，高高的天花板上有几个大大的天窗。那天多云，但是画室里光线充足。画室的一面墙边，放着沈嘉蔚完成不久的大画《兄弟阋于墙》的第一部分《革命》。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组合成有趣的场景，让人想起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史。画室的另一边，有几幅大草图，还堆着许多画板。那是沈嘉蔚已经动手的以国际共运史为题材的更大的系列《巴别塔》。
2009年，陈丹青写了一篇文章，评论沈嘉蔚与他的亲密画友李斌等知青画家：“这批画家的人格成长，高度政治化。他们的青春记忆，同时是密集的政治记忆。所谓‘知青画家’本身，便是‘文革’身份——从信仰到怀疑，从参与到背离，从奉献到叛逆。他们创作生涯的诸般痛点和快感，莫不与文革经验相纠葛。”
1980年，沈嘉蔚进入北京中央美院油画进修班学习之时，知青画家陈丹青刚刚以《西藏组画》震动中国艺术界，并且毕业留校，在中央美院任教。后来，他们又先后出国。亦师亦友三十多年，陈丹青熟悉沈嘉蔚的画路与心路。
让人吃惊的是，当年那批知青画家大多陆续摆脱了密集政治的记忆，而选择了不同的画路，而沈嘉蔚却执著于历史，紧紧抓住政治历史主题，一个系列接着一个系列，从中国近代史画到世界近代史。他这哪里是在“告别革命”；他是实实在在地，一次又一次地“再见革命”或者说“再现革命”，再现他眼中的革命与历史。
2014年11月，悉尼大学展览大厅隆重展出了沈嘉蔚的巨作《兄弟阋于墙》。展厅的三面大墙上挂满了全长30米的巨大画幅，422位历史人物栩栩如生地向我们走来。巨作分“革命”、“救亡”和“启蒙”三部分，时间定格在1936年7月——1937年6月，中国当时政界、军界与文化界的代表人物，甚至共产国际的活跃分子错落有致地组成了生动逼真的画面。
细看一个个人物，几十年前的历史一幕幕显现，澳洲观众惊喜却痴迷，华人观众不由陷入深思。这幅巨作的规模可谓前无古人，画家惊人的毅力与难能可贵的功力以及司马迁式秉笔直书的勇气，将震撼国际画坛，使它成为世界绘画史上的一个佳话。悉尼郊外依山傍水的画家村将因为沈嘉蔚而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选自在澳出版新书《这边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