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三分钟热度写我的所谓原创【1945—1964 国内见闻】
我的国内见闻（1945—1964），朦胧年代，解放前几年自己所知不多，很多东西都是从父母、伯娘口中得知，朦胧记得母亲带我到小镇拿“小宝贝”，我说的“宝贝”分两种，“大宝贝”屎、“小宝贝”尿。过去农村多是拿粪便（屎尿）來做肥料使用，那时老家还没听说化肥这种东西，在当年，粪便（屎尿）就是“宝贝”要用钱买的。这些“宝贝”在农村金贵得很，家家户户都要好好保存，“宝贝”种出来的东西，在今天来说还真是“上品”，这种“上品”一没有化肥、二没有农药，名也好听“绿色食品”。不过话说回来，今天这些“宝贝”这些种出来的东西还有人敢吃吗？
解放前我家在小镇“租”了一间铺位，经营一个小小杂货铺，铺位是“地主”产业，“改革开放后儿子当上了人大代表，铺位是用木材从海边支撑起来的，我给这类房子起个名吧“海边高脚屋”，父亲天天在小小杂货铺坐镇，农村种地要宝贝，父亲自然备有“宝贝”缸，“大宝贝”多数直接进海喂泥猛，“小宝贝”存起来喂植物。我家离海港小镇走路大约45分钟路程，母亲每次带我到杂货铺拿“宝贝”用的是“尿桶”，由于年龄小常常走不动，走不动时母亲就把我装进尿桶挑着走(母亲说的)，任何时期任何地方时间就是金钱。每次去拿“宝贝”父亲就会买几个“包子”给母亲带回家给弟弟们。
由于小镇有间小小杂货铺，所以经常有机会两地穿梭，小镇是个渔港，每日进进出出渔船不计其事，小镇虽然不大但各类商店应有尽有，有碾米铺，理发铺，药行、茶楼饭馆，等等，还有一个水产站，农村人没文化把水产站叫做“鱼市场”。由于是渔港所以“水上人”特别多，随处可见“水上人”在路边摆卖“鱼虾蟹”及其它海产，农民大多数都是以货换货方式进行交易，那年代“岸上人”非常歧视“水上人”，“水上人”不准上岸建房，他们绝大部分在海边用破烂船只安家，青壮出海老弱留家，船头煮饭船尾拉屎，建议各位码头泥猛最好少食为妙，码头泥猛是吃屎长大的。
这个小镇得天独厚但也龙蛇混杂，小日本当年打华南，前后三次在此登陆，45年小日本投降，到处可见小日本沿街行乞(父亲说的)，解放头几年，小镇家家户户门前都挂有五星红旗，商店门前都挂五星红旗我有印象，杂货铺归公后父亲还带了一面五星红旗回家，对了，还有几“水上人”欠账的账簿。那几年一进小镇整片地区都是一片红，海港到处红旗飘飘。解放后我相信得益最大就是“水上人”，“水上人”开始涌到岸上住，“水上人”再也不必受岸上人欺负，解放了曾经屈居在海边破船上的“水上人”，那几年到处开建渔民新邨，“水上人”还可以穿梭于香港、澳门。
我们农村小孩七、八岁才开始读书，记得那个年代读书小孩，大部分男孩子都不愿意和女孩子同桌，如果和女孩子同书桌会被人笑的。我记得当年村里还办过一段短暂的夜校，动员一些不识字妇女进校学字，我母亲也读了几天。说起读书，我是属于笨的一类，小学留过两次班，一年级和四年级。但话说回来，全班当时确实也没有几个聪明的，记得在四年级时，珠算老师指着全班人骂“教猪都比教你们强”。我笨吗？全班50多人之中被我考进中学，在农村中学生很了不起了，从我记事起我村有文化的人屈指可数，我生产队有一个“旧秀才”，公社成立后在生产队当“会计”成份是地主。那年代在我村里没听说有几个人考上高中，但大学生全村倒有两个，一个姓苏一个姓李，姓李的是我伯娘养子，生父是“香港客”。
说到我的伯娘儿子，他非常聪明在全村也算得是出类拔群，但我认为他属于“书呆子一类”，原本学校要保送他上北京读大学的，那年代，保送上北京读大学要查祖宗三代，上面三次派人到村里调查家底，查來查去查到生父在香港，因此保送泡汤了，受到生父牵连进不了北京读大学，后在“武大”读了五年土木工程，五六还是五七年毕业，后分配到水利部门，书呆子脑筋不灵，省属的工作单位不干(长沙)，自愿转到县属单位(惠州)，到退休还是个小科长，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他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