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李院长也不是一点实事儿都不干的，在他出国考察前后，有一件事，他经常记挂在心上，那就是“东海矿业学院”这不响亮的校名。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矿院各级领导就开始重视起校徽的问题，尽管校徽上写的就是这个“该死的”名字。
平时，学校不但要求每个学生佩戴校徽，而且强调教师要起表率作用，应给青年学生做个榜样。学校为此还发了公文，以此引起师生的高度重视。为了严肃校纪，有那么一阵子，学校的相关部门如保卫处、教务处、学生处的工作人员还组成了校徽佩戴检查小组，天天守在校门口和教学楼入口处，虎视眈眈地盯着来往师生的胸部，要发现那儿“空白”，第一次，口头警告，第二次，口头严重警告，第三次，禁止进校门。忘了，不客气，回去取；丢了，没话说，当场补，另外还得交两块钱的材料费和五块钱的罚款。
经过一番折腾，在矿院的活动范围内，还真是处处可见那三厘米长一厘米宽的红底黑字和白底红字的小牌牌，教工戴红的，学生戴白的。尽管大部分矿院人在佩戴校徽上渐趋认真，但每个人似乎都对这个小牌子有一种本能的心理排斥。
只要不在校内活动，如上街办事或离校出差，教师们大都不会忘记摘掉这个小玩意儿；学生在放假踏上回乡的征程时，也决不会让这个小长条陪伴着自己，以免在火车、汽车上让外校学生对自己侧目相看；甚至校级干部也有同样的虚荣心，他们受邀外出参加各种庆典活动时，总是“忘记”戴上这个最能说明自己来头的标志。
东海矿业学院，这带着一个“矿”字的校名，是全校师生的一块心病。尤其是采矿系和选矿系的师生们，总感觉自己的专业低人一头，恨不得一夜之间就将头上的“老采”、“老选”的帽子丢进太平洋。徐爽他们的机械系全称是“矿山机械工程系”，他们对待自己的系名总是化繁为简，简称“机械系”。所有这些，就是后来全院上下热切盼望改名的深厚的群众基础。
在各地院校，由中专改大专，由大专升学院，由学院转大学，并伴随着校名更改的滚滚浪潮中，矿院也参与其中，成为一朵不起眼的小浪花。
1992年底，李院长就开始琢磨怎样将学院名称中的“矿”字去掉了。从国外考察回来后，他召开了几个会议。学校领导班子在这个问题上，意见出奇地一致。他们一连打了三个报告到省里，要求将“东海矿业学院”改称“东海工业学院”，并历陈改名的好处，及沿用旧名的弊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谁看了那报告都会怦然心动。在当时的大背景下，哪有不批准之道理？再说，矿业也是工业吗，也差不离。没用多长时间，上级就批准了矿院的“更名方案”。
那天，矿院的大门口，上演了一出“新校名揭幕”的轻喜剧。锣鼓喧天，彩旗招展，还有两个充气大娃娃矗立在大门两侧，挥着玉袖，一会儿俯身，一会儿昂首，扭起了秧歌。来了不少佳宾，佩戴着红花，笑语声声，热烈祝贺矿院变身成为“工院”。
李院长首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感言，意犹未尽又大谈起更改校名的划时代意义，接着，教工代表学生代表轮流发言，之后，便由校长亲自剪彩了。两名穿着红衣红裙的校花，一人抻着一段大红绸子的一端，文静甜美地站立在人群中间，就等着院长那一剪子了。
许多路过矿院门口的行人，有的好奇地停下脚步，有的闸住自行车的车轱辘，举目向矿院门口张望，想搞清楚这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的场面是怎么回事儿。当得知叫了几十年的“矿院”已脱胎换骨为“工院”时，他们脸上写满了失落。要知道，在东海人心中，“矿院”叫起来是多么顺当和亲切耶！那是一个美好的记忆，一段陪伴着他们成长的历史，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矿石情结。这个新校名听起来那样生涩！
不管路人怎样看，矿院人该怎么做还得怎么做。是的，改自己的名，让别人叽咕去吧！很快，矿院关起门来又对现有的几个系名进行了相应地调整：徐爽的矿山机械系改称“机械工程系”，地质系并入采矿系后改叫“建筑工程系”， 选矿系则变成了“化学工程系”。总之，带“矿”字的一个不留，统统“杀”掉。按李院长的话说“真是大快人心”。
这工业学院的名儿还没叫热乎，工院人又不满意了。工科学院？没有理科，少了一条腿嘛，不完美。理科有啥了不起的？能办工科，就能办理科。于是，又在最短的时间内，像变戏法似的，建了数理系，生物系，信息系，接着，报告一打，上级考察，酝酿一段时间，东海理工学院的招牌又出来了。
糟糕的是，“东海理工学院”的牌子挂出来仅三天，就发生了一桩连李昌钰也难破的疑案：南大门牌子上的“理”被人挖掉了，而代之以“民”，变成了“东海民工学院”。学院及时发现了这一“阶级斗争新动向”，还心惊肉跳地报了案，很快，来了一帮穿蓝制服的，又是拍照，又是笔录，忙乎了半天，最后，也没挖出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
但这丝毫不降低领导们更改校名的热情，矿院改校名可以说是前赴后继，继往开来。李院长走了，来了朱院长。朱院长的气魄更大，他实在不满意“学院”二字，他的理想是将学院鼓捣成大学。
这个难度就大多了。为了改大学，学院煞费苦心筹建了五个新系：经贸系，海洋系，外文系，中文系，测绘系。朱院长说，我在任的第一个目标是建设“东海理工大学”，第二个目标才真正到位了，那叫“东海大学”，属于综合性大学。
朱院长还特别为改校名一事召集了几次校长办公会议，并召开了两次职工代表大会，让大家集思广益，为未来“新矿院”的响亮的名字献计献策，准确定位。
朱院长在各种会上侃侃而谈，特别强调更改校名的重大意义，而且，还能举出一些活生生的例子表明“改校名”是一种国际上流行的趋势。他说，早在二十年代，人家美国的“南卡罗来纳州”（应该是口误，把北卡说成南卡了）达勒姆的三一学院就改名为杜克大学，现在赫赫有名的杜克大学那真是家喻户晓。杜克是谁呢？就是一个富豪，给那个学校捐了4000万美元。说到这儿，老朱还幽了一默：别说4000万美元，谁要能捐400万元人民币，我就打报告以你的名字来给学校命名。我，朱大同，是没这个能力了。
尽管矿院已将“矿”字改掉了，但当年任副院长如今已经扶正的朱大同还是时不时在各种场合，回忆往昔带着“矿”字办学的艰辛。他在全院师生代表大会上慷慨激昂地说，校名改与不改，决不是个小问题，它关系到学校的生存与发展。想当年，咱们矿院的校名，让不少人望而却步，别说招生会遇到困难，就是招聘人才也会遭遇难堪。
大家可能不知道，前些年，我们看重的两名人才，都是硕士研究生，一个来自湖南，一个来自西北。湖南的是学机械的，来我们学校考察，没说几句话就问，你们学校主要是“建矿山，挖矿井”吧？下矿井的机会多吗？还说，他的一位中学同学是学矿井建设的，毕业后分配在一所煤炭学院教书，一次带学生下矿井搞认识实习，不幸遇到井下塌方，砸得下肢瘫痪了。这个人才，就这样被我们的校名吓跑了。那个西北的是学数学的高才生，他的问题更滑稽，他说：你们不是开矿挖煤的吗？用不着什么高深的数学吧？我担心到你们学校来没有用武之地。
当然，他们对我们的专业存有某些偏见，他们的认识并不正确全面。但我们不能改变人家头脑中某些固有的东西，我们能做的就是给我们的校名来个改头换面，让它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其实，教师不好招聘，还不是最重要的，毕竟不少有识之士，还是来到了我们学校，在这里深深扎下了根。最要命的是，矿院的招牌吓退了不少考生。
现在，高等教育的竞争日益激烈，说实在的，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学生报考学校时，首先在脑子里反映的就是学校的校名。有人把改校名看成是投机取巧，是商业行为，自视清高地远远避之，我看大可不必。是商业行为又怎样？本来嘛，学生就是我们最重要的顾客，如果我们失去学生，就会失去市场，最后就没有了立锥之地。你清高，喝西北风去吧！
台下不少人，用一种奇异的目光，凝视着“其言豪也，其行壮也”的朱大同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