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从祖辈起就有许多湘雅医学前辈，我母亲从小也立志学医，她的同辈中有兄长和两个表弟，都是湖南医学院的毕业生，而她自己和我父亲也曾经在该校学习过一年，因此他们对湘雅也有着深厚的感情。母亲和父亲于1958年同时考入湖南医学院，但都被阴差阳错地录取到了化学系。他们在湘雅的校园里学习了一年后，便跟随化学系搬迁到岳麓山下的湖南大学，在那里他们一道学习至1962年大学毕业。
父母没有能实现学医的愿望，将希望寄托在我们这代人身上，特别希望我能考入医学院将来行医。然而，1980年那场决定人生命运的高考却无情的戏弄了我。我的高考总分原本超过了重点大学录取分数线，但不知什么原因，公布分数后要抽查试卷，复查分数。我的试卷被抽中，不幸的是复查后，我的语文和政治两门分数各降十分，这样我的高考总分就被降低了二十分，（也有幸运的同学复查试卷后加了分）。就这样我的总分以几分之差，屈居于本科录取分数线以下，而无缘进入医学院学习。但我的分数仍超过了部属中专录取线，我们在报纸上公布的高、中等院校名列中，发现了这所湖南医学院附属卫生学校，就把该校的护士班做为第一志愿，填写在院校申请表上。当收到录取通知书时，父母有些犹豫是否让我去就读护士专业，记得当时听到周围的老师和朋友们劝说，女孩子适合学护士，将来在医院工作环境干净，轻松。后来工作才知道，医院是病菌最多，工作最繁忙的地方。就这样我于1980年9月，进入湖医卫校学习，从此迈进了湘雅校门，跨入了医学行列，与湘雅结下了不解之缘。
湖南医学院附属卫生学校设置在湖医校园内，护士班从我们这届开始，在全国率先实行三年制护理教育。第一年学习医学基础课目，由医学院的老师和教授授课，与医学院的医学生，用相同的教室，实验室和图书馆；第二年学习临床课程，由附属医院的专科医生，和湘雅护校的老护士授课；第三年进行临床实习，我们进入附属医院各科病房及门诊科室，进行全方位的临床技能训练，并由经验丰富的临床一线高年资护士带教。
三年紧张的学习，为我们今后的临床护理工作，奠定了扎实的知识基础。文革期间，由于对护理教育的忽视，许多在医院工作的临床护士，只进行过短期培训；而文革前接受过正规教育的老护士，大部分年岁已高。为其正处于青黄不接的护士梯队注入新生力量，我们毕业时，两个护士班大约90%的同学，都留在了湖南医学院的两所附属医院工作。其附属一医院，是由湖南育群学会和美国耶鲁大学雅礼协会，于1906年联合作创办的湘雅医院，它历史悠久，名扬天下；而附属二医院也是隶属湖南医学院，建立于1958年的一所新型大型综合医院，它同样以雄厚的技术力量，享誉盛名。
1983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附属一医院工作，这是一所当时就拥有一千多张床位，集医疗，教学和科研为一体的大型综合医院，技术力量在全国名列前茅，在本省更是首屈一指。我所工作的内科三病室，是一个由两条大走廊组成的L型大病房，共有六十多张床位，主要收治呼吸，肾脏，以及内分泌系统疾病的病人。这个病房病人多，治疗护理任务繁重，而且病房床位十分紧俏，时常要在走廊上添加床位，护士们的工作负荷相当大。那时医院还没有重症监护病房，无论病情多么严重的病人，都会按疾病类别分科，收入这种普通病房治疗。有时病人病情变化，生命垂危，我们随时都要做好抢救的准备。同时病房也收治许多病情复杂，慕名前来就医检查，观察治疗的疑难病例。
病房的护士长，是位五十年代的老护士卢嗣辉女士，她优雅温柔，和蔼可亲，据说毛主席当年视察湖南，她受邀参加过为毛主席举办的舞会。卢老师又是个温文儒雅，经验丰富的老湘雅护士，而且还写得一手娟秀漂亮的手书。她对我们年轻护士要求也十分严格，每周病房有几次教授主任大查房，她都安排我们去参加，从而巩固我们的基础知识，并更深入地学习各种疾病的诊治和护理，开阔医学视野，让我们受益匪浅。医院每年都有从下级医院送来学习的进修医生，只要有机会，我们也会积极去听为进修生开的课。
有一次参加心血管专科进修班的心电图课，由湘雅老校友心血管专家，王振华教授讲授第一堂课。在课堂上，他不仅为我们详细地讲述医学方面心脏的解剖结构，生理机能，以及心电传导系统；而且他对心电图机的机器原理，将其机械物理，电磁物理学，以及许多物理学定律，由浅入深，为我们讲解得清清楚楚。我们对湘雅老教授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底蕴，敬佩不已。
当时病房的护理制度是统一管理，分组集体护理，忙而不乱，有条不紊。我们这些刚进病房的年轻护士，过着病房，食堂，宿舍三点一线的生活。在病房里，我们工作认真，热情好学，除完成常规的治疗护理任务外，对危重病人的救治工作，我们会争先恐后积极参与；一些高难度的技术操作，我们更是认真细致，反复多次的按章程完成，从而练就出了过硬的技术操作本领。有一次病房收治一位疑似结核性脑膜炎的病人，需要脊髓穿刺采集脑脊液标本送检。我在病床旁，帮助病人摆好侧卧弓形体位，协助一位进修医生进行操作。这位医生穿刺三次没有成功，他让我试试。我仔细地触摸病人的腰椎三、四椎间隙，定好穿刺点，一针见液，成功的为患者测量了颅内压，并采获了脑脊液标本送检。事后，这位医生对我赞口不绝，我自己倒没觉得什么特别，因为我们在内科治疗室实习时，像这种脊椎、胸腔、腹腔，骨髓穿刺等多项操作，在临床老师的指导下，我们都反复实践操作过，直到老师的认可才能过关。后来到美国从事临床护理工作后才知道，按美国卫生部门的规定，这些技术操作，是需要专科医生才能完成的。
八十年代初期兴起学习英语热潮，病房里医生办公室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我们几乎每天晚上都去那里，观看学英语节目“跟我学”，另外自学“新概念英语”。呼吸科的尹本义教授，与其他湘雅老校友一样，不仅医术精湛，而且英文也有很高的造诣，曾作为医疗骨干，担任卫生部委派援非医疗队队长，在艰苦的坦桑尼亚工作过两年。尹教授在病房时，早晨的交接班会上，他要求年轻的住院医生或实习医生，每天用英文报告一个新病例；而年轻护士在交接班时，他也要求用英文报告一个病人在该班的病情进展情况。为此我专门去新华书店买了医学英汉-汉英两用字典，每次当班，除了认真完成该班病人的治疗护理任务，写好交班记录外，我们还需要抽时间，按尹教授的要求，仔细地写好病人的英文病情报告，以便在交班会上宣读。交班后，尹教授会为我们纠正发音，并指出英文报告中的不足。在那段时间，我们的英文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那时的国门已渐渐打开，湖南医学院开始聘请外籍英文教师，并开办了全英语医学班，雅礼协会的交流活动也逐渐频繁起来。有一次医院收治了一位前来参观访问的美国雅礼协会会员的儿子，暑假随母亲一起来中国后，他独自去旅游，因患肺炎而住院了，我们病房是第一次收治外籍病人。我记得他的名字叫Powell，是一位十九岁的高中生，金发碧眼，有着一米九几的大高个，因为生病，他看起来特别苍白清瘦。由于他一点中文都不会，不能跟病房里的工作人员交流，他显得非常紧张。我们几个英文稍好点，且胆大的住院医生和护士，主动去问候他，并获得了他的病史，为他制定了治疗护理方案，他需要静脉补液及抗菌素治疗，我们联系营养食堂为他特配合口的营养饮食。那时病房里没有单独厕所，每个走廊只有公用卫生间，他很不适应用那种沟槽式便池。由于异味重，加上身体虚弱，有一次他去用厕所，差点昏倒。病房的住院医生谭医生身高只有一米七左右，硬是将这位身高近两米的病人背回了他的房间。经过几天的强化治疗，Powell 的病情明显好转，他要求出院，但他的抗菌素注射疗程，仍需一个多星期才能完成。我自告奋勇，每天两次上班前和下班后，提着药包，去他的住处-----湖医北院外教楼，为他完成抗菌素注射治疗，不久他就痊愈了。当Powell和他母亲准备回美国前，特意到病房找到我，当面向我致谢，并送给我一份精美的小礼物。
我们为病人治病，实行着让病人少花钱治好病的原则，全心全意为病人着想。病房的肾脏科，收治了许多患晚期肾功能衰竭尿毒症的病人。那时血液透析治疗费用昂贵，尚未普及，只有极少数享受公费医疗、单位福利好的患者，才能得到血液透析，而大多数病人得不到这种有效的治疗。肾脏科的专家和药剂科的专业人士，研制出肠道透析液，利用病人的肠道粘膜系统，将体内的尿毒素渗透出来排泄出去。这种方法简单易行，经济便利，能让更多的病人得到治疗，缓解了病情。后来又尝试为病人进行腹膜透析，这种治疗方法更有效，而且副作用相对少，一直沿用至今。
那时医院的病人，在病情痊愈或好转出院时，有的病人或家属，会用大大的红纸，用毛笔写份感谢信，张贴在病房门口，或其他显眼的地方，以表达他们对医务人员为他们治病的感激之情。每当看到这些感谢信时，我都会仔细阅读，感到我们辛勤的工作能得到病人和家属的赞赏，内心无比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