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心中美好的梦是“雨露润春华，桃李满天下”，听起来情调高雅，诗意芬芳，但对矿院人来说，好像总觉得有那么一点矫情。那，矿院老师们的梦想又是怎样的呢？说来话长啊。还好，他们用行动给出了答案——
99年初春，评职称的繁忙季节又到了。
矿院的老师们坐在电脑前，“哒哒哒“像放机关枪似的，很有节奏地敲打着自己的累累硕果。不管是青年教师评讲师，中年教师评副教授，还是老年教师评教授，大家都在材料的准备上，一丝不苟，狠下苦功。
首先，一份拿得出手的总结报告是绝对不能少的。报告的篇幅不能短，短了意味着工作做得不够；但也不能像老太婆的裹脚布一样，又臭又长，让人不忍卒睹，望而生畏。另外，总结报告还得打印出来，几页透着墨香的打印纸，握在手里“沙拉沙拉”响，看起来，赏心悦目，读起来，心情舒畅，可以给评委留下很好的第一印象。
当然，总结只能算包装，包装好看固然重要，但里面的东西也要拿得出手：首当其冲的是论文，最好是在全国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超好的是在国际刊物上登载的；其次是教材和专著，专著比教材的含金量高，教材是抄出来的，专著是写出来的。除此之外，如果有科研项目，而且出了成果，那就大好特好了，竞争力一下子提升了一个档次。
以上材料，都得在申报职称之前准备出来。而后，申报人要携着这些东西登上系级评审大会的现场，像直播带货一样，一边朗读个人总结，一边推销自己的成果，所有的申报人都得走这个过场，末了，全系教职工无记名投票。投票通过后，才算过了第一关。
像矿院这样的二本学校，有单独评审讲师的资格，但没有审批高级职称（包括副教授、教授）的权限，所以，高级职称的评审就显得更严格、更复杂。
对如此决定命运的契机，柳云衫是善于把握的。他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精心准备了一系列的材料。与他资历相当的机械系总支书记苏善林自认为条件还不成熟，没敢申报。
同期，在矿院熬了十几年，且当了八年讲师的徐爽，在总共发表了十一篇论文，出版了一本教材和取得了一项科研成果的情况下，申报了副高职，副教授。与徐爽一起申报高级职称的还有韦君和于卞莉。夏明德走的是“工程系列”，严格地说，跟徐爽们不算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对于徐爽申报高职，韦君并不吃惊。韦君和徐爽都有“学术论文”，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谁也没想到，两年前，还一无所有的于卞莉，竟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抛出五六篇在全国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文章，这让韦君心里发慌，脑袋发懵。
韦君合计了合计，自己七篇文章，比于卞莉的多，比徐爽的少，当“男二号”没啥问题吧？只是，对这个像牛皮糖一样的于卞莉，真是无可奈何。怎么这家伙，啥也不拉趟呀？还以为竞争对手就一个徐爽呢，哪知半路又杀出来一匹黑马。他想想自己的论文虽然比小于多两篇，但其中有三篇是在“增刊”和“特刊”上发表的。明白人都晓得，在这样的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啥也不是，纯粹是照顾评职称的人以及为了编辑部的创收而增设的：
凡不能正儿八经地将铅字落实在“正刊”上，而又急于发表论文的作者，都可以通过资助版面费的方式，将大作填充在“增刊”上。想起这些，韦君心里就不舒服，为了在数量上占上风，“以多取胜”，咬着牙掏了一千多块钱，在这种垃圾刊物上，发表了三篇文章。如此，才超过了评定副高职所规定的五篇论文的底线。
于卞莉这个“闷罐儿”比韦君的心术更胜一筹。她知道“临时抱佛脚”不行，所以，早在几年前，就提前为自己的论文出笼做了准备工作。她想方设法与自己在天津的中学同学取得了联系，这位同学七八年考入北京工业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天津，如今在天津一家机械类杂志出版社担任副主编。
这样一位有用的人，于卞莉早就惦记上了。节日一到，小于总是及时给副主编同学寄去精美的贺卡。而且还利用几个假期，在回山西老家探亲的途中，特意绕道去天津，与该同学联络情感。当然，少不了带上本地的土特产，让同学和其家人尝尝鲜。
那位同学非常机灵，心里明白人家无事不登三宝殿，一定有事相求，三言两语就探明了真相，遂主动邀请于卞莉写文章。于同学就坡下驴，在97年和98年，接连抛出了好几篇标题不同但内容相似的论文。同学一看，语言通俗，条理清楚，但新意不突出，创意也欠缺，不得不请业内专家进行了一番精加工。定稿后，登在期刊的后面，但不是倒数第一篇，这样，不至于太显眼，同时，也让老同学面子上过得去。
为了助于卞莉一臂之力，老同学还开出了一份“证明”，底下盖着“某某编辑部”醒目的大红印章，证明于卞莉的论文在某些方面有创见，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这锦上添花的事情，编辑部的副主编做起来不费吹灰之力，无损编辑部的一根毫毛，却能赏老同学的脸，何乐而不为？
话说于卞莉颇有底气地捧着“论文”和“证明”走上了系评审会，着实将韦君吓了一大跳。还好，韦君只是虚惊一场。根据群众投票的结果，徐爽第一，韦君居中，于卞莉垫底。单从表面来看，于的材料比韦的要“过硬”一些。关键是人们在心理上准备不足，按施大栋施大炮的说法，左看右看于卞莉只像八面玲珑的好好先生，不像有科研水平的副教授的“后备人选”，但人家材料都凑齐了，不像也没办法了。
回头再说老柳，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还是报了教授。他有自知之明，知道与兄弟院校那些年轻有为的高学历的申报者比较起来，处于劣势，有可能通不过省级专家的审核鉴定，但还是抱着一丝侥幸心理，不想放过这次机会。他想，即使今年通不过，明年再报时，就混了个脸熟，那些评委还好意思再不让过关？他已做好了牺牲一次“名誉”的思想准备——被省里卡下来。好在，他跟朱院长的关系不错，学校这一关是没多大问题的。
按道理来说，高等院校的院长大都希望自己的学院里多出几个教授副教授什么的，好给学校撑门面。但矿院这一任朱姓院长与众不同，他历来对那些年龄轻得可以做他儿女的教师削尖了脑袋往高级职称堆里钻看不惯。这是因为他有不堪的过去，在追逐梦想，评定高职时受了刺激：
记得当年评副高职时，担任计算机系总支书记的老朱都快五十岁了，年龄一大把，论文几小篇，而且都是在本院的刊物上发表的，没有一篇拿得出手。送到本省重点大学“中国矿院”去评审，两次都没通过。第三年，当任的老院长急了，那是个恨不得把所有的教师都拉进“高职”队伍里的超级“伯乐”。他动用自己的老关系，人托人，好不容易在那所大学里找了两个熟人专家写评语，总算让老朱勉强过关了。但人家的评语写得很干巴，挺勉强，给他的鉴定都是 “基本上达到了副教授的任职资格”。
评上高级职称的老朱，对老院长的大恩大德牢记心间，以诚相报，为人谦和，工作卖力，管理有方，经常通过一种巧妙的方式，给“院座”献计献策，还频繁请老院长到计算机系蹲点，与师生座谈，指导工作，新政策出台也是先在计算机系搞试点，两年不到，老朱就把计算机系搞成了老院长的革命根据地。
那时的老朱，虽然媚上，但不欺下，对下属很好，抬爱有加，平易近人，深得人心。省里来人考察院级干部后备人选，老朱刚刚五十出头，又有多年任中层干部的经验，还是高级职称，群众关系也不错，加上老院长的引荐，于是，顺顺当当地坐上了第一副院长的交椅。又过了两年，院级领导的经验也积累得差不多了，而且接替老院长职位的李院长也调到省里去了，退居二线的老院长，又凭着多年的人脉，帮助老朱牢牢抓住李院长抛过来的接力棒，一跃成为矿院的领头羊。
随着职位的上升，朱院长慢慢变了。官气日益见长，逐渐展露锋芒。昔日一起共事的老同事，也觉得朱院长越来越难以打交道了，讲话盛气凌人，做事六亲不认，于是，有人背后喊他“朱元璋”。他们眼看着朱院长正朝着朱元璋“火烧庆功楼”的方向发展。
话说朱院长在校级评审会上，对同时代的老同志们还算讲情面，而对年轻一代就铁面无情了。每年够评高级职称的人员都超过上面给的名额，必然要把一些人给涮下来。老朱的观点就是论资排辈，宁缺毋滥，说白了，就是优先考虑老教师，年轻教师哪儿凉快先在哪儿呆着去。此外，宁可损失名额，也不能将“滥竽充数”者硬报上去。朱院长早已忘了，当年他就在“滥人”之列。
徐爽们赶上这样一个院长当道时评职称，算倒了霉了。十六个院级评委投票，徐爽、于卞莉和韦君的得票都是十五票，就少“朱元璋”那一票。
在这个文化大省，每年高校上报职称的时限是年初，要历经半年的时间，才知道结果。这半年对那些有牵连的人犹如十年一样长，他们心里的小鼓要从寒冷的早春一直敲到立夏。
徐爽早早将这一消息告知了在山东的老妈，徐妈妈替女儿暗暗激动高兴了好几天。早晨，跟一群老太太到广场上“早锻”，还喜气洋洋地将女儿即将评上副教授的消息告知几位老大姐，引来一片羡慕的目光。
回到家后，徐妈妈坐在沙发上，浮想联翩，夜不能寐。都说藏在人心里的情绪就像放进锅里的饺子，只要时机成熟，就会翻腾着浮起来，你想按都按不住。这会儿，徐妈妈的思绪就像开水煮饺子一样，上下翻滚了。她想起老伴生病期间，把一个红皮笔记本交给了她，断断续续地吐出几句话：“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担心有可能看不到爽爽成家了……是不是我们的教育方式有问题？爽爽在这方面很不成熟……在合适的时候，把这个笔记本交给她，也许有点用处……”
徐妈妈拉开灯，弯下腰，从樟木箱里翻出了这个特殊的笔记本，翻阅起来。里面都是老伴为女儿摘抄的“爱情箴言”和“青春絮语”，后面还附有“情书”范本，大概是从什么书上搬过来的。徐妈妈知道，老伴认为爽爽只知道学习上进，努力工作，在“谈情说爱”上，脑袋里少一条筋。她老爸就想通过这种方式，帮她收集一些资料，关键时刻也好派上用场。老伴在扉页上特别注明“给小爽”，下面还工工整整地写上了“培根”的一段名言：
诗歌使人巧慧；数学使人精细；博物使人深沉；伦理之学使人庄重；逻辑与修辞使人善辩……老先生，大概是想借用培根大师的哲学语句来减少家人目睹笔记本时的一点尴尬吧？
徐妈妈不无伤感地想，假若老伴还活着，该多好！爽爽要当副教授了，做父母的一向注重儿女在学业上的成就，他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和她一样高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