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 年5 月5 日，毛泽东对到访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说：“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1966 年6 月10 日，他见胡志明的时候又说：“我是今年、明年就差不多了。因为我们中国说七十三、八十四。我明年七十三了，这关难过，阎王爷不请我自己去。” “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
毛泽东有一个特点，在外国友人面前会比较放松，说些心里话——有时他是故意这样做，借外事谈内事。上面的两次谈话，正是在“五一六通知”前后，道出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和紧迫性。事实上，毛泽东活过了七十三，但没过得了八十四，导致文革搞了十年，这是历史玄秘的一面。不过在跟胡志明谈话的时候，他已经不是“要准备”，而是“准备好了”。一个认真琢磨要见阎王爷的人，不可能等到最后一年才开始准备，所以他的整个图谋至少要往前再推两三年，而这正是1963年到1965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社教运动”现在经常与“四清运动”混为一谈，甚至被当成一回事，这不光是理解错误，而且会掩盖毛、刘冲突的根源。在毛制定的“社教运动”第一个指导文件“前十条”中，“四清问题”只是其中一条，主要解决农村中的贪污腐化问题，“这种矛盾主要是干群之间的矛盾，必须予以解决，也不难解决。”可以看出，毛泽东把这种矛盾视为人民内部矛盾，不是什么天大的事。但是刘少奇在推进“社教运动”的过程中，始终把“四清”当作主要矛盾，并且搞得相当激烈。在毛泽东看来，这是偷梁换柱的行为，是形“左”实右。
所谓“四清”，即“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在“大跃进”期间，农村基层核算秩序受到严重冲击，管理混乱，“四不清”成为普遍现象。现在趁着经济好转，适时进行整顿（当然不能反“大跃进”），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毛泽东刚开始对此挺支持，认为通过“四清”能够教育干部，达到“防修”的目的。但后来刘少奇大规模派出工作队，架空社队权力，却让他认为别有用心，是在夺权，要搞掉自己在农村中建立的基层组织。
其实“夺权”这个词是刘少奇先用的，他说农村中不少组织已经变质，被原来的地主、富农和他们的代理人所控制，工作队就是要把权力夺回来。但毛泽东认为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借夺权之名拔掉自己的三面红旗。毛泽东对农村中的贪污腐败并不很在意，他自己说过：无非一两百块钱的事，有什么大不了？超过一千块钱的能有几个？退赔不就完了吗？真退不了也就拉倒了。他根本不认为农村基层干部有什么大问题，这些人都是他发动“大跃进”的忠实拥趸，他不能容忍刘少奇派出110万人的工作队取而代之。这不是夺他的权吗？这不是资产阶级复辟是什么？
不过毛泽东解决问题的方式很出新。他没有用对付高岗、彭德怀的手段来对付刘少奇——他要这样做轻而易举，因为他在党内、在军队中仍有绝对权威，他当面训斥刘少奇时，刘也服服帖帖，赶紧认错。然而毛泽东却选择了发动“文化大革命”这种代价高昂的方式，因为他的目标不止刘少奇一个人，而是所有领域、所有部门、所有单位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人数目众多，并且都是在革命阵营里，只有通过群众起来造反才能打倒。在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作为新新人类才能诞生出来，保证在他死后红色江山万年长，所以这是一场思想文化上的大革命。
在这场运动中，毛泽东利用了中国的年轻一代，因为只有年轻人才有可能从精神上改变成为他所需要的人。他数次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像个教主似的亲自给他们进行革命洗礼。之后更是让两千多万知青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现在有种看法是毛泽东把天下搞乱后，从刘少奇手中夺回了权力，红卫兵没有用了，毛泽东便对他们弃如敝屣，把他们统统赶到乡下去，正好可以解决城市里的失业问题。这实际上把毛泽东矮化了、庸俗化了。毛泽东对“失业”这种纯经济问题不感兴趣，更不会出于某种阴暗心理来收拾一代知识青年。这些人里面将会出现他未来的接班人，他必须先对他们进行肉体和精神的改造，“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而后方可降大任于斯人也。这与“反右”动机是不一样的。右派不可能委以重任，但这些年轻人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中国的未来在他们手里，毛泽东要让他们变得足以信托。
人类再造的工程一旦完成，“一代新人”就有了红色基因，哪怕他们的老子不搞社会主义，他们将来也能把江山替毛泽东夺回来——毛泽东本人确实说过类似的话。这种想法用世俗眼光来看相当疯狂，甚至不可行，因为毛泽东是在与人类的本性作对——人怎么可能彻底抛弃自利心，变得永远大公无私？外部约束一旦松驰，人马上就会“返朴归真”，追求自己的小幸福。但毛泽东从来不是俗人，他年轻时便相信人类能够在精神上发生根本改变，过一种崭新的、世代都未曾经历过的生活。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毛泽东完成了自己的哲学体系，确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并发展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所以能为“红色基因工程”提供制度上的保证。今天，这部分学说已经从官定“毛泽东思想”当中剔除出去了，但要让毛泽东本人发表意见的话，这恐怕是他对马列主义的最大贡献。
毛泽东在这段时期的思想嬗变，绝大多数中共高层领导都摸不着头脑。他已经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哲学家，用自己刚刚炼出来的火眼金睛审视周围每一个人，发现其中不少都是“妖精”。妖精们却蒙在鼓里——照他的指示搞运动，怎么就搞到自己头上来了？哲学家按照自己的哲学理论行事，往往不合常规，甚至反其道而行之。整个文化大革命充满了怪诞与疯狂，其实并不违反逻辑，背后都有一套毛泽东思想在作支持。
1963年5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即“前十条”）时，有感而发，写了1000多字的批语，后来成为很重要的一篇哲学文章——《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里面包含着“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的玄妙论述，可以说是对“大跃进”思想的提炼与肯定，而下面这段话更可以说是对这场运动的辩护：
“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这是一段非常危险的论述。毛泽东把“大跃进”的失败归结为“反动势力”过强，而不是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有什么问题，所以他要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来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挫折。一个飞跃失败了，并不意味着错了，他要用下一个飞跃证明其正确——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这意味着他可以永远折腾下去，不达目的不罢休。
1962年，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对当时的经济困难做过一番与刘少奇截然不同的诠释：“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
这通高见令毛泽东龙颜大悦，直夸“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再对照《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便不难看出毛泽东打心眼里认为错不在己，而在“反动势力”，他在会上做的那点自我批评完全是应景之语，甚至可以说是引蛇出洞的故伎重演。刘少奇如果读懂了这篇哲学文章，应能明白“请君入瓮”的把戏在后面等着他，自不会在文革初期卖力地为毛泽东打头阵。但从文中隐含的杀机来看，刘少奇的政治命运在1963年已经注定，不管他此后如何韬光养晦，恐怕也是在劫难逃。
2020-5-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