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用灾难给自己加分的四种手段
（瑞典）茉莉
大自然用暴虐的洪水，撕破中国盛世的表面，清晰地展示其残忍的底色。七月，河南暴雨。我们从视频（影片）上痛心地看到，逃难的灾民一眼望不到尽头，逃不出去的灾民在家园道路、在地铁隧道被洪水瞬间夺命。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庄稼、财产后，人们在泥水里绝望地嚎哭，……。
自1949年中共建政，中国遭遇的灾难数不胜数。如六十年代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 文化大革命导致的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七十年代造成24万多人死亡的唐山大地震，1989年震惊中外的天安门大屠杀，……。此外大大小小的灾难中，还包括曾被隐瞒的1975年河南驻马店水库溃坝事件，死亡23万多人。
然而奇怪的是，无论多么大的灾难，无论这些灾难中有多大的“人祸”成分，在中国这个特殊的国度里，每一次灾情最终都变成中共政权的政绩，都令一些中国人感恩戴德，从而增添了专制政权的合法性。
对于一遇灾难动辄追究政府责任的西方人来说，这是一个很难理解的大谜团。为此，我试图以最近的河南洪灾为例，探讨中共每次灾难都能走出危机、并为自己加分的原因。
我分析中共历来所使用的各种手段，那是一套成熟而有效的维稳体系，其中包括：一，严控信息，枪杆子捍卫谎言；二，丧事喜办，归咎自然；三，垄断做好事,严禁民间机构做大；四，煽动民粹主义和仇外世界观。这一切手段能够堂而皇之地实行，都是因为人民没有政治权利，而任意妄为的中共当局有枪杆子保护。
体现制度性失败
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会遇上灾难，但如何对付处理灾难，是由政府的好坏与制度的优劣决定的。
2021年河南水灾的“人祸”性质，在郑州悲剧中体现得最为充分。郑州是中国当局花费钜资建设的“海绵城市”，本应具有吸水、蓄水等功能，有防洪排涝的能力。但一场暴雨证明，在冷漠僵化不作为的共产党官僚统治下，什么“海绵城市”都无法阻止人民罹祸。
7月20日，郑州发生两起导致人员伤亡的重大事故，一是下午6点地铁5号线车厢进水，另一起是京广路隧道被淹，大批车辆人员被困被淹死。惨剧发生后，人们发现，这两起恶性事故原本都是可以避免的——只要早一点停运地铁，关闭隧道，灾难就不会发生。
综合郑州当局所犯的严重错误：
一，按照常规，气象预报部门发布多次红色预警，郑州本应三停：停工、停学、停运，然而郑州当局违反规则。郑州市委书记甚至指示确保“重要交通不中断”，地铁照开、隧道照通，因此产生重大伤亡。
二.，水库泄洪没有通知市民，导致严重后果。 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王维洛认为，中国水库营运和人员工资依靠卖水的收益，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泄洪。郑州常庄水库20日上午10时30分开始泄洪，防灾服务台却在21日凌晨1时才发布，居民无法及时撤退。
三，漠视人命，救援迟缓，导致大量死伤者无人及时救助。
很明显，这是一个政府失效的问题。中共经常夸耀的“专制效率”，在这里完全看不到。相反，这次灾难正体现专制制度的弊病：因为不是民选政府，最高层第一考虑的是维护政权、并不在乎民生。下层官员一切唯上是从，不敢越雷池一步，高层不发指示，下面就躺平不行动。
就在这个紧急时刻，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到西藏，去接受众人排演的敬献哈达与欢呼去了。正如梁启超先生指责袁世凯的一句话：“既拦万事于一身，而万事都不负责任。”
救灾需要出动武警，但习近平在2018年就将武警收归于中央领导。国务院各部门协调，如应急部水利部交通部等衙门，也要习近平批准才能合作行动。结果，在习近平发话救灾之前，郑州的整个机制和救援系统都在坐等上级指示，不顾灾民陷入水火之中。
到8月2日，新华社消息称：国务院决定成立调查组，对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进行调查。人们希望中国当局对这场灾难进行追责。然而，中国国务院本身就负有防灾、救灾的职责，在2018年成立了“应急管理部”，但就是他们不应急、不作为。这样的机构，能让他们自己调查自己的错误吗？
在瑞典，因为新冠疫情一度严重，国家成立了“新冠事务调查委员会”，以调查政府是否抗疫不力。这个机构由议会各党推荐组成，由独立的专业人士负责。而中国国务院组织的灾难调查组，完全没有反对党和独立机构的监督，能指望他们公布多少真相？德国和比利时在水灾过后，现已展开调查进行法律追究。而在郑州险境中有权决定关闭地铁运行的领导班子已涉嫌重大事故责任罪，但是，谁会去追究他们呢？
认定了郑州水灾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人祸”，我们就以此为例，探讨中共当局是怎样在灾难中给自己加分。
手段一： 严控信息，枪杆子捍卫谎言
在中国的每一次灾难面前，中共政权的拿手好戏就是：封锁消息。郑州洪灾时，中国官媒展现了扼杀真相的“三部曲”：
首先，官媒沉默拖延不报灾情。
7月20日，河南暴雨倾盆、洪水滔天、陷入水中的人们苦苦挣扎之际，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的头条却是“欧洲洪灾肆虐”，河南卫视竟还在播放抗日神剧，对本地发生的惨剧完全没有即时直播。
当时民间自媒体上出现很多令人惊心动魄的视频画面：被洪水冲走的汽车，无助地浸在水中的人们，……。此时官媒一片沉默。即使是民众被困地铁呼救，官媒在两小时后才有所反应，但只是引述网络片段报道，表示被困乘客已全部救出，“无生命危险”。
直到21日，《人民日报》才在第七版才报道河南洪灾，但一字不提灾情惨重民众死亡，只是报道寥寥数名军人的救灾表演。当时新华社发了郑州7名党员、公职人员牺牲者名单，不提老百姓的死亡人数。整个中国只有凤凰卫视胡玲像个真正的记者，她在微博上追问当局，说要通报死亡人数。
其次，禁言赶人，删贴封号。
不但自己不报道，中共官方还在灾情灾难发生后，为掩盖事实真相，下令不得传播“谣言”。他们开始禁外国记者，禁民间组织，禁网络舆论，禁传播视频，启动独家宣传机器。来自官方的指示称：
“多家国外媒体在京广路隧道现场采访，易引发国际舆情。建议辖区办事处提醒广大商户提高警惕，不私自接受国外媒体采访，不给对方任何歪曲事实可能，发现相关情况及时回馈或直接报警处理。切不要用短信微信通知，挨家挨户口头通知。”
在京广路隧道周围布满员警，实行军管，禁止观众靠近、拍摄隧道。很多死者家属被堵在街头，连幸存者发表的贴文都删除。一些身份可疑的义和团民众开始驱逐外国记者，说不让境外势力给祖国抹黑。
再次，中共有自己一套水灾宣传的套路。
不让外国记者报道，中共要按照自己的路数宣传：强调天灾的严重性；宣传政府抢险的主动性；尽量降低灾害中死亡人数。将报道重点转移到灾后重建。涉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的统计资料，要严格依照权威资讯。
这即是说，只要不是官方发布的，就都是谣言。人民的知情权、公共事件的透明性荡然无存。 当媒体都“姓党”时，人民就和真相一起给抛弃了。
手段二：丧事喜办，归咎自然
不准传播负面消息，那么，中共当局就可把人民生死存亡的灾情，统统涂抹成光彩的正面。他们经久不衰的表演手法是“丧事喜办”，报喜不报忧，把灾难改变成对中共歌功颂德的机会。
首先是把责任归咎于大自然。每年大雨他们都会说百年难遇。今年竟然出现“5千年一遇”了。不顾中国有气象记录才70多年，无边夸大暴雨的严重性，为的是推卸政府应承担的责任。胡锡进说：极端天气导致郑州洪灾是必然的。
然后，党国开动媒体庞然大物，轰轰烈烈地宣传官民万众一心战胜灾难。街上开进解放军车队，组织好的人们欢呼雀跃，表演送礼品谢亲人，塑造了一种“虚构式的感动”：天灾无情人有情，感谢国家感谢党！
国内网友说，这就像去年武汉疫情。在央视的画面里医院一片和谐，指挥有序，病房干净整洁，但真实的情况是医院里外一片混乱，运尸车忙个不停。
官方“郑州发布”的这条微博文字，很好地展现中共在悲剧性灾难中表达滑稽的喜剧性：“暴雨虽然很大，但坚强乐观的郑州人不怨天尤人，我们坚信，这场历史罕见的大雨过后，城市会更干净，草木会更加翠绿旺盛！”在这一类灾后美景描绘中，河南大地那些被淹的住房和农田、被失踪的人，那漂浮在水上的尸体，统统不见了。
手段三：垄断做好事,严禁民间机构做大
在西方民主国家，大部分救灾活动是民间组织和民众自发做的，因为政府的资源有限，踊跃的民间救助补充了政府的不足，满足了灾民的需要。然而，当中国灾区老百姓陷入无助的境地时，他们可依赖的救助机构往往只有政府一家。这种“依赖”很无奈，灾民没有选择。
集权的中共把那些积极説明救灾的民间慈善组织，都视为对其统治权力的威胁，不许他们做大。这样长期压制民间机构的后果是，只有占有全部公共资源的独裁政府，才有能力组织和调动一切救灾力量。
由此看来，专制政府不仅仅是干坏事，他们也垄断了做好事的一切机会，动用国家公权力排斥了愿做好事的民间。独此一家别无分店，他们独占了做好事的功绩，借此吹嘘自己的大恩大德，收穫民众的感激。现实就这样荒谬：一个本应对灾难负责的政府，结果却因为救灾给自己加分了。
手段四：煽动民粹主义和仇外世界观
与过去不同，这次河南洪灾增添了官方救灾叙事的新元素——排外民族主义。
2008年发生汶川地震，胡温政府还有对西方救援的感谢之意。当时新华社报道：“汶川地震，寰球震动。在中国人民艰难危急时刻，国际社会伸来宝贵的救援之手。”
然而到习近平执政的今天，煽动仇恨排外的民族主义就成了救灾主旋律，这也是给中共加分的新手段。洪灾尚未结束，胡锡进就于7月21日发微博鼓动，说河南大水“不妨碍对德吹英吹美吹的鄙视”。国内一片吹捧之声，如：“不是河南这场暴雨，我都不知道中国人这么牛逼。”“在自然灾害面前，我们中国政府的救援，就是世界第一。”
至此，救灾不再是单纯的救灾，而是彰显专制民族主义的威力，与西方制度较量的战场。即使是陷入困境的灾民，也受这股蛊魅的民族主义影响。视频中看到重灾区新乡一位男子，跪地祈求说：“毛主席把台风和暴雨弄到美国去吧！”
在这种狂热的爱国主义情绪支配下，即使洪灾严重，一些中国线民也忙著攻击奥运会主办方和外国选手。环球时报指责“西方媒体长期扮演了抹黑中国的角色”，河南因此发生了对外媒记者的围堵揪斗，甚至有线民留言：“见到可以往死里打么？”
可悲就在这里：越遇大灾难，人们越寻求民族性的寄讬，越沉溺于集体悲情和虚幻的感动中。日益高涨的中国民族主义，似乎令中国人更愿意服从国家控制，更配合官方的主体意识形态，这就极大地帮助了专制统治。
人民的无奈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当然，对中共当局怠忽职守酿成洪灾，一些中国人还是有认识的。例如，不顾阻挡，郑州人络绎不绝地在5号地铁四个出站口摆满鲜花，这种祭奠遇难者的仪式，也表达了一种压抑的反抗。同时，民间自媒体传播了很多真实悲惨的灾情照片和视频，在官媒噤声时起到了传播真相的作用，否则，善于控制数字的中国官方，后来公布的死亡人数只会更少，救灾会更拖延怠惰。
虽然有一些零散的追责之声，但很少有中国人公开、集体性的批评政府，因为无奈和恐惧感早已经渗入每个人的潜意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一词源于1973年的瑞典银行抢劫案件，指的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受害者与伤害其的罪犯建立情感或心理依赖。
托克维尔曾这样描述：统治者这样把每个人一个一个地置于自己的权力之下，并按照自己的想法把他们塑造成型。……它软化、驯服和指挥人的意志。长期在专制下生活的人们，在中共的各种手段钳制下，大都失去批判思考的能力。
就这样，中共执政七十余年，玩弄手段度过了每一场本应令他们下台的危机，并从中给自己加分。那么，这是否意味著中共会在将来一直志得意满？中国的一切会按他们的既定方针走下去？
古人云：“日长则昃，月满则亏。”气焰太盛，日头也会偏西。当今骄横不可一世的习近平和他的政权，派出凶狠战狼与人类为敌，企图夺取世界霸权。这就令西方民主国家开始觉醒。目前，美国总统拜登的“联盟抗中”已在紧密进行之中，中国内部的变化有可能受外力推动。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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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上报 2021-08-15
网址：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1215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