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700米高空的帐篷“诊所“---西藏高原的陈医生
无系之舟，2021。07。25
1972年的大约8月份，我从物探队做埋检波器工人，调到大钻井队做井下油气监测的气测员，这个钻井队的随队医生是陈医生。
陈医生是上海第二医学院的70届毕业生，也就是说，他们刚刚上大学一年，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因此不用说专业课，连基础课也刚刚开始。但这样一个在学历上没有完成基本学业医生，不仅是从我丈夫“起起落落的感冒”中看到了最关键问题，及时地救了他的命（如有兴趣，关于这件事可读这个链接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6093/202011/24805.html），而且在和钻井工人的相处中，能非常好地为职工解除病痛，还主动热心地为他们做中医理疗，给他们讲解保护身体的知识。
我做油气测定，那时是每8小时工作后就有16小时休息。队上很长一段时间只有我一个女职工。也许是队上喜欢读书的文化人总是凑在一起，我和隔壁帐篷地质组的地质员们常常聊天，相互借书，一起做饭，陈医生自然也是这个圈子的一员。
在大家聊天之中，陈医生发现我喜欢医学常识和知识，而且在做知青期间还给周围的藏族老乡针灸，开药，就问我能不能在我下班的空闲时间帮帮他的忙，因为全队有130多人，许多工人在高寒的气候工作，特别是钻台上的工人，上班时几乎是全身都被泥浆浸泡，有的甚至有很重的慢性伤痛，而且几乎全身都是，因此他尽可能地为他们做理疗：针灸，拔火罐，砹灸。。由于只有一个人，每天做不了几个工人。能帮医生打杂，我毫不犹豫，表示愿意当“徒弟”，愿意学习和帮忙。在说定的第二天，我就开始承担做助手的任务。
先是得到领导的许可和帮助，我们在作为医务室的大帐篷中增添了四张行军床和铺上棉絮和布单作为工人们理疗用，这样一下就可以接待7个需要理疗的工人了。
开始时，陈医生不让我上针，也不让我点艾条，我的工作就是下针，卸拔火罐，和巡视看护这些被治疗人，如果发现问题及时告诉。我完全理解，我钦佩他是一个负责的医生，因为我的资历毕竟就连“赤脚医生”也是业余的。我每天帮过忙之后，就问相关的问题，然后回去看陈医生借给我的书，不少时候还要在自己身上试一试。
在海拔4700米高原艰辛工作中，很多工人们都有很多伤痛，都希望能缓解理疗一下，知道陈医生有了我做帮手，来要求做理疗的工人有所增加。过了大约一周多，陈医生发现我的下针非常快洁，轻柔，利索，卸了拔火罐之后的按摩也很到位，就开始问我，是不是有勇气进针/上针，我自己有信心，也愿意做，但毕竟，自己还是有顾虑，怕工人不信任我，我说要看师傅们是否愿当我的病人。没想到的是，当陈医生问来的人，他们居然没有一个退却，都说没关系，能行！我真很感动这种相信，对我，更是对陈医生。
之后，我的所有业余时间，只要可以，我就在医务室帮忙，针灸，拔火罐，砹灸。。自己在陈医生的医嘱下，就能独立处理余下的程序，而且还可以帮助按处方拿药，告诉来的病人如何服用。我就象是上学一样去读从陈医生那里借来的医书，一字，一句，一页一页地读，记下自己的笔记，问题，理解。。。充满了兴趣和兴奋，好像自己真有机会作个医生似的，其实，那时的学习并没有什么真的明确目的，而只是想自己要做这个业余助手就要能做的更好。
在这个过程中，我才慢慢地知道，陈医生是那时到边疆的大学生中少有的出身“根红苗壮”的人，是贫农出身，只因为文革中的派性斗争站错队才被发配到西藏的。而这之前或1968年分到西藏的大学生们，我认识或遇到过的大学生，除了一些自愿到边疆的人，多数是出身有各式“问题”的子弟被发配而来。他告诉我，因为他们家十分贫穷，他和他的父亲都很高兴他能到西藏，因为从此可以为家里赚大钱了。他出生在上海的崇明岛的农村。他告诉我他的父亲送他到西藏的那天，为了能给他多几元零用钱，就一直等在河边，等一个需要背过河的人，为他挣了5元钱。对于农村的贫穷，我并非一无所知，但面对有这样父亲的朋友还是第一次，我对什么叫贫穷似乎有了新的理解。
尽管陈医生家境那么贫寒，但他学医，考医学院，作医生却是他的理想。我从来没有问过他为什么要学医，但我从为他帮忙中感觉到，他的确是热爱医学，而且真正具有一切从病人出发的悬壶济世的天性。恐怕就是从这一点出发，尽管他的经济状况那么窘迫，但医学院该学的书，他想学的书几乎都是自己在书店买的，而且不远几千里都带到了西藏，带到了每次出队的地点。也就是从这一点出发，基本上他的工作外的时间都在学习，一个野外队只有一个医生，理论上，他是每天白天上班8小时，但实际上，他随时随地都要处理一些工人的头疼脑热，因此真正属于他的时间是及其有限的。但只要有一点时间，我发现他都是在看书，学习，记笔记。当我借他的一些基础的医学书时，可以看到这些书都是他一点点读过，思考过，圈圈点点，这些书边缘的一部分批语可以看到他在那时有限实践中的认真思考。
更让我惊讶的是他给队上职工做的病历，按教科书的要求，象正规医院的设计的一样。并且按姓氏排在他的书箱上面。他在这样一种非常不正规的条件下工作，能灵活因地制宜地处理很多面对问题，自己自制了流动洗手池，可以很方便封闭和取出的外伤消毒酒精棉球瓶等等设备，所有东西都很简陋，但都整整齐齐，干干净净，而且在他自己的操作中一切都按一个正规的做法来要求自己，当然也付出他的很多的时间来管理他的工作空间。当一个职工来看病，只要有可能，他都要记录下病人的资料，以往的病史，服用过的药类。。。等等作为一个医生思考问题需要参考的情况。而且，在治病的过程中，还会给这些职工一定相关知识，他自觉地作一切，没有人检查他，也没有人要求他，他就是按职业的规范来严格要求自己，对病人尽心尽意，从不马虎。
也许正以为如此，他和一些其他随队医生有些不同，因此似乎有些不合群，也和同行来往不多，我当时不是很明白，但现在我明白了，一个真正心中有目标，有事业的人，总是比较不被人理解，因此许多时候也只有独立前行。。医学是他心目中崇尚的一切，病人是在他心中永远是第一位，他的大脑和心胸为此已经非常丰富和充实了。
1973年，因为我有孩子，离开了在安多的野外工地回到了格尔木大队的基地，后来又因为丈夫的那场病毒性心肌炎，我们被安排在基地的实验室工作，再也没有机会做陈医生的业余帮手，但那个时期所学到的医学知识，学到的陈医生的敬业的精神（他是一个在任何条件下都那么爱自己的职业的人），却是自己能一直享用的人生营养，也是后来学习细胞营养学的医学基础。
在1978年初，高考重新恢复不久的第一届研究生招考中，他没有时间复习，格尔木第一批被录取的老五届四人中没有他。没有金榜提名，几个要好的同伴都为他惋惜，不过对于陈医生这种真有功底的人，大家都坚信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不出所料，我上大学之后的第一年，他就考上了重庆医学院的79届研究生，以后又回上海第二医学院读了博士生。
遗憾的是，出国之后不久，我和陈医生就失去了联系，但我由衷地相信，他这样的医生一定会是一个我心目中的大医生：跟随时代，有丰富全面的人体生命认知，有丰富而全面的医学认知，对人体和各种疾病之间的理解是融会贯通，他不会只是肤浅地开药，手术或简单地对症治疗，而是有思考地治疗一个有生命的整体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