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 中国体制与民主体制的比较与批判
现代社会的三大基本标准，稳定的社会，平等公平公正，有效治理。进入二十一世纪，自由民主及其民主体制都表现不如人意，非西方施行民主体制改革的社会在社会经济发展与稳定方面，客观的说基本上不如中国。而在社会的有效治理方面，包括西方在内的大多数施行民主体制的国家与地区也都不如中国，这些都是西方媒体与学者都普遍认可的事实。中国现行体制具有高效治理的优点，然而也同样存在潜在的社会危机。由于体制的权力结构，引发社会危机最危险的爆发点，在内不在外，在上不在下，即潜在的危机不在国外，也不在体制外，而在体制之内，不在体制的中下层，而在高层。解决危机的方法就是一定的公开透明，与权力监督。
西方思想界对中国社会的批判也同样认为威权体制在效率上高于多党相互制衡的民主体制，然而民主体制是一种可持续的政治体制或模式，而专制或威权是一种不可持续的专制体制或模式，这也不仅有着许多现实的事例，也形成对专制及威权体制最有力的质疑与批判。不可否认，可持续性无疑是所有专制与威权体制最致命的弱点。民主体制的可持续性主要表现在于，对许多社会矛盾或冲突，甚至是对政府及国家领导人或执政党，以及重大社会政治争议都可以通过民主选举，替换政府而达成解决，如果不是彻底解决社会问题，至少可以达成社会矛盾与冲突的缓和。民主选举轮流执政无疑让社会弊病带来的怨恨有了减缓社会压力的阀门，也许治标不治本，仍然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与冲突。在民主社会选民理论上也是政府行为的参与者，投票达成的选举结果就是对政府行为的背书，选民也必须对政府施政结果概括承受，认赌服输，如不满意，再通过选举更换执政党，即轮流执政，从而达到社会治理与政府的进步。民主选举轮流执政不仅成为社会泄气阀与矛盾的缓解器，也是民主体制可持续性的保障与根本。然而随着民粹意识的高涨，选民认赌并不服输，对不认可的政府施政并不接受，如法国的黄背心运动，社会街头抗争就是选民拒绝政府施政，对民选政府的粗暴拒绝。这些暴力抗争表明选民走向非理性，如果不影响民主体制的可持续性，也为社会理性参政与政府施政投下巨大阴影。以当今民主发展的社会现实而言，可以说民主体制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而威权体制的的权力结构或本质使其存在其本身难于解决的弊病。体制缺乏透明，使政府与社会大众之间存在隔阂，当社会出现问题，政府与社会大众之间缺乏有效的，可以相互信任的沟通渠道，谣言就有可能成为社会风暴的起爆点，体制不透明与社会缺乏信任就是根本原因，这也是为什么高压成为威权治理社会的普遍或必然手段。体制权力的承接也可能使威权产生危机，不透明就可能产生不确定性，而制度化的权力替换可以极大避免发生问题。再有一种可能就是戈尔巴乔夫危机，即最高领袖的背叛，由于威权是一种纵向权力结构，缺乏权力之间的彼此平衡与制约，当权力中枢改变游戏规则或进行重大结构变革而造成体制危机，无论是社会还是体制本身都是难于阻止的，苏联的解体就是最好例证。
关于中国模式的可持续性问题，这无疑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超越了西方经济与社会学，政治学的教科书理论，或超越了西方的文化思想理论，现有西方思想理论不能解释，也许不愿解释在中国发生的社会与经济现象。生命的本质就是生存延续，而健康的成长就是生命自然可持续的最佳证明，作为生命衍生属性群体，或为争取最大利益而组成群体进而组成社会也同样如此。中国社会超越其他经济体的长期经济繁荣就是可持续的最佳自我证明。对一个长期成长的经济体的任何解释都是对其发展模式的间接接受与肯定，对于施行民主体制而遭遇发展问题的经济体，无疑是对民主体制否定的暗示与鼓励，也是对西方文化思想的质疑，这是西方思想界不能接受的。然而经济成长仅是社会的一个面向，优于其他经济体的成长并不等于没有问题，不受监督的权力滋生腐败，都是现行体制无以回避，也是社会稳定危险的起爆点。中国只要解决体制本身潜在的弊端，就不存在可持续性的问题。
西方思想理论是基于西方社会发展与历史文化而形成的社会思想理论，而社会文化是思想理论最根本的基础，中国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文化，尽管近代受西方思想文化的引导与影响，走上工业化与现代化的道路，然而仍然是以中国文化为本为基础的现代化之路，中国传统文化仍是中国社会的文化基础，中华文化是灵魂，西方思想与科技是工具，如果西方学者或思想界能了解中国文化与历史，以及中国历史的周期性与原因的本质，而不是简单地套用西方思想理论批判在中国发生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现象，也许就能理解中国模式发生与的持续的可能性。
民主体制另一个优点是突破体制固有思维或习惯思维。人的思想意识受物质环境影响，包括社会文化与思想，以及对个体思想与思维模式形成，都是环境的产物。长期处在同一环境的人们，由于接受基本相同的信息，思维模式与方向受共同环境诱导或限制，思想都会趋同化与同质化，甚至被固化，传统文化思想对社会思想的影响就是例子，用一个通俗的贬义词就是洗脑，被环境洗脑。被环境洗脑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普遍现象，而不是特殊现象，这也符合唯物主义物质决定意识的观点。一个共同与普遍的现象是许多人无法理解量子力学中粒子所表现的特殊物理现象，其真正的原因或本质就是人类所生活并习以为常的环境是一个宏观的经典力学的时空或世界，在这个经典力学环境中所形成的对时空的认识成为正确与习惯的知识与思维模式，也即是所谓常识。将这种习惯的思维模式带入量子力学的粒子时空，自然无法理解量子时空中的物理现象，也即是人们被经典力学的时空现象或曰经验所洗脑，有了先验的对错常识观念，这些原有的知识与思维模式无法解释新现象，也就产生不理解。
在社会人文领域同样存在被环境洗脑而拒绝新思想或不同的思维方向的现象。举例而言，长期在同一环境的人们由于资讯的同源与同质，以及彼此的相互影响，就会形成类似的共同思维模式或思想，从而难于产生不同思想性方向与成果的突破，在社会经济文化，以及政治领域都存在这样的现象。这也是历史上许多旧体制无法走向改革而走向崩溃的原因之一，除了既得利益的纠结，旧体制的官僚无法走出既有相关的思维模式也是重要原因。民主体制通过选举产生的体制外政治人物，从而带来体制外或建制外思维，打破体制惯性思维，这是体制内成员受体制环境长期洗脑难于产生的，将社会上体制外的反思带到体制之内。这是威权体制不具备的优点。
从不同角度重新观察与思考社会的重大议题，跳出原有体制思维模式，以不同视角的观察与思考未必就能解决问题，然而却给社会在惯性的运行中创造一个停顿与换位思考的机会。在美国民主体制的运行中就应该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卡特总统与特朗普总统就是这样的实例。这两位总统都不是政界中人，卡特是农场主，特朗普是商人，也就没有长期在政界浸淫的政治人物的固有思想与思维模式，在社会大众对政界产生质疑与厌倦政界老面孔的情绪下，当选为美国总统，两人都只任一界，无论其在任期所推行的政策是否为继任者所延续，都对政府与社会产生了原体制政治人物难于产生的影响。体制外人物当选政府领导无疑有两个好处，一个是给在惯性中运行的体制一个暂停，有一个重新思考方向的机会，另一个是带来体制外的思维模式与思想，打破旧思想的迷思。美国建国两百多年，应该有不少这样的事例，然而对权威体制而言，政治领袖必然产生于体制内，难于产生跳出体制思维与吸收体制外思想的动因，这是权威体制在思想上的不足。
也许苏联戈尔巴乔夫与中国的经济改革都可以看成是突破原有体制思维模式的改革，两者都是在原有经济模式遭遇困境的变革自救，都是在不改革就发生危机的特殊环境下的变革求生，改革的模式也都是跳出原有思维模式或打破体制习惯思维模式，然而都属特例，在一般情况下，威权体制是很难做出跳出原有思维模式的改革的。这两个特例的结果是苏联由于缺乏政治智慧且受外部诱导走上自杀式改革，走向灭亡之路，后者是权威强力引导的改革，承受内外冲击，取得了成功。两者都属特例，却反映了威权体制初期与末期存在的普遍特点。威权前期，建国领袖仍在，不仅具有创新与求生的灵活与政治担当与智慧，对体制与社会也有足够的理解与掌握，敢于承担责任与风险，而后期领导者不再具有草创领袖的政治威望与资历，政治领袖几经迭代，领导者更多是具有行政经验的技术官僚，而不是远见卓识的政治领袖，更缺乏为历史担当的政治勇气。一般情况下，威权体制难于跳出习惯模式是普遍现象，民主体制由于选举的机制，具有更多为体制引进体制外思维的机会。
民主体制的这些优点是中国现行体制所不具备的，对于重大社会问题引发的政府信任危机，现行体制缺乏解决或缓解危机的变通之道，高压也成为解决之道，这一方面滋生官员以高压解决社会矛盾的习性，也更进一步累积社会彼此的不信任，这些不信任也是中国社会滋生谣言的土壤。由于社会历史与文化，中国社会缺乏对权力监督的群体意识，即使现代文化思想的传播，社会大众也出现要求权力公开透明的意识，这样的意识在现实中也难以此形成对权力影响的压力，权力寻租腐败层出不穷，即有文化的原因，也有制度的原因，而权力的透明公开，是减少或消除权力腐败唯一方法。权力不透明不仅滋生腐败，同时也是许多社会群体事件的温床，而社会谣言是群体事件的催化剂，偏信与传播谣言既有社会文化的原因，也与权力不透明与缺乏监督有关，这些都是中国现行体制潜在的隐患，也都是中国体制可持续性疑问所在。此外不确定性可能是威权体制最大的危机，威权共同点就是纵向权力结构，缺乏横向关联与制衡。当一个权力节点出现问题，节点以下权力机构就可能失去相应功能，中国社会官员腐败的窝案，整个部门腐败就是例证。更有甚者，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来自顶层的自杀式改革，就是最高权力节点的权力背叛，使国家与社会陷入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