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 民意监督与民主体制的本质区别
然而只承担民意监督责任而无需参与，更无需领导政府的民意代表，与传统的或西方民主体制的民选政治人物有着本质的不同。传统民主体制的政治候选人，不论是民意代表还是寻求担任政府领袖的政治人物，他们代表的是一定社会政治力量寻求对社会的领导或影响，也就是参与对社会权利运作与政府决策，这就决定他们背后需要有特定社会力量的奥援与支持，代表他们的社会诉求与利益。这些社会力量就是代表一定社会群体与阶层的民间社团，政治社团，以及政党，这也决定了以政党形式出现的不同社会政治力量是传统民主体制正常运作的必要基础。具有共同社会政治诉求的社会基层与群体形成的政治力量组成政党，政党支持代表其立场与利益的政治人物，通过民主选举进入民意机构或成为政府领袖，参与政府与社会的管理，这也就决定了民主体制下不同政党或政治力量政治人物的行为模式。政党支持代表其利益的候选人，通过民主选举成为政府领袖，或参与政府与社会的管理与监督，这也决定了各种社会力量经由代理人为其利益进行斗争与交易妥协，政治人物代表特定社会群体或阶层参与社会的利益分配或划分。这也决定了民主体制下不同政治力量的关系就是为各自利益进行政治斗争，利益划分，达成交易妥协，然后下一轮的民主选举，斗争，利益划分，达成妥协。民主体制就是通过民主选举形式进行政治斗争，达成社会利益划分的目的与本质，而民主形式下的大众政治斗争也必然走向无所不用其极，为了达到各自政治群体或政党的利益不惜为对手设置障碍，阻碍政治对手施政，制造社会问题，也决定了民主体制下不同社会利益团体为利益而斗争，带来社会撕裂，以及政治内斗与内耗的必然，表现就是低效的政府功能与社会治理。
民主的选举与竞争过程也使民主异化，民主选举应该是社会大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工具，追求社会与大众最大利益的工具，最后却成为社会各阶层与团体，以及政治人物进行政治斗争与瓜分社会利益的工具，结果是民主体制无法进行对社会有利的中长期规划，根本原因就是资源的有限性无法满足社会不同群体对利益轻缓急的要求，表现即是社会对中长期规划难于达成共识，民主选举与轮流执政，必然是政策摇摆，任何中长期规划都可能中途夭折。而精英决策民意监督机制，民意监督机构不具备社会决策的功能，由于仅拥有社会权力监督功能，不具备利益划分的权力，对权力决策带来的社会利益流向与分配，对政府仅有监督与建议的功能，这就造成民意与政府之间是一种协商妥协与合作的氛围，而不是不同利益团体政治斗争与利益划分的氛围，这就使社会减少不必要的内斗内耗。由于民意监督机构或民意代表注重于权力与利益的监督，不具有主政或参与重大社会决策的职能，这些民意代表无需社会团体或政党的背景或奥援，在这种体制或民意监督机制下，在野党或代表不同利益的政治团体即政党将失去其在传统民主体制中的社会与政治功能，也就失去其存在的社会基础。社会政治结构的简单化，有利于社会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也有利于提高社会治理的效率。民主体制与精英决策民意监督的本质不同在于，民主体制是对立利益的冲撞与妥协，民主选举就是妥协的手段，而利益对立并未解决，使对立方在政府施政过程互设障碍，结果是低效的社会治理，民主体制的本质就是社会低效治理的根本原因。民意监督是精英决策体制下的协商妥协，共识为基础的利益分配解决对立矛盾，共同协作使社会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
民意监督机制还具有眼耳嘴的功能，将在执行监督功能中看到的政府行为告诉社会大众，增加政府的公信力与能见度，也即是增强政府的透明度与公开化，也将社会大众对施政的意见回馈政府，这也是民意机制上通下达的社会功能，使社会的内耗减到最小，社会合作的功能达到最大，这也是精英决策与民意监督的优点所在。诚然要达到民意监督的目的，就必须做到有效监督，而有效监督最根本的基础是政府管理的透明与公开。没有政府的透明与公开，就不存在真正的民意监督，没有真正的民意监督，精英决策也必然走向权力的寻租与腐败，这也是为什么民主与轮流执政往往被认为是实现政府透明与公开，以及剔除腐败的唯一手段，而与民主体制的不足与缺憾共存，成为最不烂的苹果。能否做到政府或社会治理的透明公开是精英决策与民意监督不可或缺的根本，一个社会如何才能做到透明公开。
10.8 透明公开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特征
政府管理或公共事务的透明公开代表着一个社会公信力，也是社会现代性最基本的要素。当一个政府出现社会的信任危机，其最终根本原因就是政府权力的运行或施政缺乏透明与公开，社会大众产生官员谋私与图利特定群体的疑虑。政府施政公开透明，也是社会公平公正的一个重要方面，许多社会存在民众对政府施政不公平公正的疑虑，也源于政府权力运作的透明度不够，这不仅影响政府的公信力，也带来对社会公平公正的质疑，成为社会不安，甚至动荡的根源。而民主体制能达到平等公平公正与保障个体自由，从而维护社会的公信力，就是因为通过不断的民主选举与轮流执政，促成政府不断揭弊与不断改革，最终使社会权利公开与透明，使一切都摊在阳光下，自然而然政府与权力的公信力，以及社会大众的信任就建立起来。
公开透明无疑是现代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的表征，昭告社会大众，政府并无任何隐瞒，并未图利任何特殊群体，施政过程与权力的运作不存在社会大众视线之外的利益，政府对外施政及对内管理都可以摊在阳光下，公开透明不仅是民意监督不流于形式与过场的保证，同样也保证不结党营私的政府职员，得到公正的对待，他们对社会的服务与付出，社会大众看得见，从而维护政府管理队伍为社会服务的正气。政府施政的公开透明是民意有效监督的基础，与民意监督一样重要，是保障社会公平公正的基本条件。
由此可见，政府的公开透明与民意监督替代民主体制，让社会精英团体或特定执政党长期执政，有利于社会的有效治理与长期规划，避免轮流执政带来的社会失序或低效治理。诚然，这也许是一种较为理想与一厢情愿的设想，社会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形，即执政群体在政府公开透明与民意监督对特定事物与社会大众认知存在差异或矛盾甚至相反的认知，使社会大众与社会执政精英团体之间出现，如果不是敌对，至少也是互不信任，政府或作为官员的群体与社会大众成为利益博弈的双方，这不是可能，而是必然会出现的情形。然而以现代社会的进步，教育的普及社会大众维权意识的提高，舆论对社会的深入影响与造成的压力，这些都是维护社会公平公正与政府施政公开透明的坚实基础，只要做到民意监督机构真正代表社会大众的民意，威权与民主体制之外的第三道路是存在的。做到真正代表社会大众的民意，一定形式的民意代表选举必不可少。
10.9 缕清党与政府权威与官员的关系
缕清党与政府领导权威与官员的关系。以现实社会大众观感而言，官员与执政党和政府体制是一体的，这与传统社会并无二至，然而现代社会由于文化与环境的进步，权力体制与社会大众的关系有着本质的不同，从原有的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转化为服务与接受服务的关系，由于社会监督的缺位，使官员与民众的关系仍停留在传统社会的旧有观念，官员以体制权力化身自居，这就是权力监督缺位造成的权力傲慢。官员行为不符合社会观感必然使体制形象受到伤害，这也是中国社会常有的现象。缕清政府领导权威与官员的关系，必然有利于维护政府的社会形象。
应该正确认知体制的领导权威与官员个体的关系，任何党与政府的官员个人，以及官员群体，都不代表党与政府，党与政府是社会权威与职能标识。社会权力机构，以及权力需要执行者，官员是执行社会权力的人，官员仅是代表党与政府行使社会赋予与其职责相应的权力，有权力就有责任与义务，也就应该受到社会民意的监督。监督质疑问责官员对权力的行使是避免权力寻租与腐败的保证，对官员包括官员群体的监督质疑问责无关党与政府的权威，更不存在质疑或挑战社会管理体制。只有有效的监督官员对权力的行使，不断淘汰失职与低能的官员，才能真正维护党与政府的社会权威。应该形成一种普遍社会认知，铁打的党与政府，流水的官，做到流水不腐，才能有效的服务社会，就能达到社会最大利益。缕清官员个人及其群体与党或政府的关系，就是缕清权力执行者与权力体制的关系，分离个人与党和政府的相互依附关系，将使社会的民意监督更加的细化与具体化。中国传统社会，官员与皇权体制的关系是相互依附的，官员即依附于皇权，同时又是皇权体制的基础，皇权体制作为社会统治者的本质决定权力与社会大众的对立关系，就自然而然形成官本位的文化。社会政府权力公开透明是现代社会的基本要求，也有利于缕清官员与权力体制的关系，使社会大众真正成为社会权利体制的基础，官员仅是权力的执行者，将使现行体制区别于传统体制更有利于维护大一统党和国家的形象与权威，符合社会的最大利益。
10.10 精英决策民意监督符合中国国情
民主2.0版，精英决策民意监督除了避免社会走向民粹，社会底层决策与低效治理，还有一个重要的好处就是，由于利益的监督是民意的职责，而其履行的职责也包含将在政府施政过程与利益流向公诸社会，以昭公信，同时将大众意见回馈政府，完成一个双向沟通的职能，既是大众监督政府的眼睛，也是政府面向社会的喉舌，这样的职能决定了民意代表无需政党或社会政治草根群体的基础或奥援。政党及社会草根组织即是民主社会政治体制健康与正常运作的基础，也成为挑战威胁与制肘政府的社会力量，然而这些都是民主政治运作所必要的基础。精英决策民意监督的社会机制，由于民意监督无需参与决策，也就无需政党及社会政治群体作为参与监督的基础，代表不同社会群体及阶层的政党以及社会政治群体并不具有像民主体制政党所具有的社会功能，而社会政治功能是社会政治组织与群体存在的社会基础，失去相应的社会政治功能，政党或社会政治组织就失去存在的基础，也失去存在的社会意义。没有作为在野社会政治力量的存在，政府也就没有潜在的挑战者，从根本上解决政府施政由于轮流执政带来的摇摆与不确定，社会也不会因为族群与文化的认知不同而造成国家与社会的裂解。
由此可见，精英决策民意监督是一种至少在理论上可行的民主替代体制，或民主升级版，对中国未来社会改革也是一种可能的选择。首先在文化上，精英决策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契合之处，以中国传统文化，政府与社会犹如一个协商互利大家庭，而非西方文化中抗争与对立的关系。任贤选能出任政府官员就是社会精英决策的模式，而任贤选能在中国也具有悠久的历史，此外中国文化讲求妥协与合作，通过协商解决问题，在社会的治理上就可以表现为民意的表达与监督的过程。由于文化上的契合，精英决策民意监督与现行体制并无本质上的矛盾，甚至符合中国现有的国情。中国现行的体制就是党领导下的政府决策体制，这种体制通过对社会各阶层，以及学府与智库的咨询，凝聚社会共识而形成社会决策，本质就是社会精英决策。由于是一党体制，没有在野党的制肘，中国社会可以进行中长期规划，也取得瞩目成就，这是民主社会难于企及的。诚然中国现行体制也有许多为人诟病之处，腐败与懒政不作为不绝于耳，也并非精英决策民意监督，最明显的就是政府透明度与缺乏民意监督，前者造成政府社会公信力受损，社会上谣言有市场就是政府公信力遭质疑的表现，而民意代表的产生流于形式，走过场或政府预定等等，民众参与度低，也使民意的代表性备受质疑。由于缺乏透明与真正民意监督，中国社会也常出现官员腐败及窝案等腐败现象，社会群体事件更是政府社会公信力受质疑的表现，这就是权力缺乏监督的结果。达到公开透明的政府与社会治理，中国仍有相当的路要走，而精英决策民意监督应该是可行的道路，中国社会群体事件基本发生在社会基层，如果能够在中下层级，即县与同等层级政府做到民意监督，中国社会对将大可改观。
10.11 结语
人类由于发达的大脑从而具有了意识与思想，意识与思想也成为人类追求最大利益的最重要的手段，群体与社会秩序都是其必然的结果。利益的基础，思想与精神的认知，必然产生对存在与意识或精神的追问，存在与意识的追问是哲学的基础与根本，由意识而产生的升华是人类精神的根本，共同的社会精神就是社会信仰。任何社会，存在就是社会的基础，信仰与精神就是社会追求的方向。意识产生的信仰与精神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驱动力，社会的物质存在是相应社会文化文明的物质基础，中国传统社会延宕不前，落入皇朝兴替的怪圈，就是因为社会思想受社会存在即暴力的胁迫，失去方向与追求，而西方社会后来居上进入工业化，就是因为思想的自由，自由思想引导社会走出黑暗，特别是近代的追求自由民主的思想与精神，开拓了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然而任何思想意识形态都是特定社会与时代的产物，也就带有时代的局限性，自由民主意识形态同样有其时代局限，自由作为意识形态与信仰在冲破专制权威之后，在利益的驱使下已成为只要权力不要责任的维护私利与绝对利己的社会意识，民主也必然走向民粹，这是当今所有民主体制与社会弊端的根源，这是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人预见的必然结果。在发达的西方民主体制，自由民主意识形态不再是社会文化思想进步的驱动力，相反成为社会乱源，社会低效治理的根源，社会思想精神或信仰无法引领社会，而社会存在又无法产生新的更符合社会存在的思想意识，这就使社会遭遇的瓶颈。由于有民主社会与体制的优劣对比，中国社会没有民主社会受民意制肘牵引的压力，甚至有着权威体制强有力的引导，中国社会或可走出一条不同于民主体制的发展之路。
民主体制有着威权体制不具备的优势，同样威权体制也具有民主体制不具备的优势，这是由各自本质决定的。民主社会是民众意识自决社会管理机制，尽管也有舆论的灌输与诱导，然而民主体制犹如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民意民粹的本质将控制社会在最终走向，任何群体与个人都为无法左右社会的方向，民粹将是最终归宿。而威权体制具有引导甚至强制规范社会的能力，有着中国走出一条成功之路的基础与经验，对未来的道路无疑有着诱惑与自信，走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后工业化发展道路是完全可能的。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以及能否维护现有体制与保持持续的经济发展，甚至走向精英决策民意监督体制，都需要存在一个共同的前提，即新威权体制。将中国现行体制与旧威权体制并论，是西方误读中国的根源。中国现行体制与旧威权体制有两个根本的不同，一个是利益着眼点的不同，一个是思想意识的不同。旧有传统专制威权基本以社会部分群体或社会上层的利益为根本，而意识形态威权则以意识形态理想信仰为根本，这两个根本基础是过去威权体制失败的根本原因。中国举世无双的社会扶贫计划就是追求社会大众利益，坚持公有与私有企业的并存，以及市场经济，中国威权体制基本摆脱旧威权体制的利益与思想意识基础，有新威权之利无旧威权之弊，这也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中国体制只要坚持以社会大众利益为根本出发点， 现有模式可持续性是可以预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