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霆听罢却不禁摇了摇头，“我能理解你所说的平等化限制，根据出生年份的奇偶数实行隔届普选也确实是因为我国人口众多，一场普选下来要耗费太长的时间和太多的人力物力，所以实行选民隔届分流既是务实也是无奈之举，这样更快速更便捷，也更可以堵上那些以我们人口众多为借口宣称普选实行起来太困难、不现实的人的嘴巴。但关于多级选举的整合，我倒是有些疑问，不少人说专制体制的弊端是层层向上负责而不是向民众负责，没有了县级、市级和省级选举，只剩下弹劾的权利，那县级、市级和省级行政长官不还是由上级任命、层层继续向上负责？还是等级森严的金字塔那一套！”
“县级、市级和省级只有弹劾权当然是不行的，还要有与之配套的取代机制。举个例子，比如A省B市C县的满意度全部飘红，那么A省的省长下台由该省满意度最高的D市市长上任，B市的市长下台由该市满意度最高的E县县长上任，C县的县长下台后由其他省市地区的优秀乡镇长人选调任补上，至于得以晋升的D市和E县的县长空缺则由原来的常务副县长递补。不过这种机制只能限于县市和省级，国家元首绝不能依这种机制，因为国人地域观念太重，肯定全力推选本省或本籍的行政长官问鼎大位。”
雷霆再次摇了摇头，“这等于是让少数满意度高的地方官直接从正处级跳到正厅级，从正厅级跳到正部级，这不都乱套了？少数人鲤鱼跳龙门，多数人徒有羡鱼情，这样势必影响整个官僚系统的积极性，弊端很重。”
“我还没有说完，你听我举完下面这个例子就明白了，还是之前的A省B市C县和D市，如果其它条件不变，只有A省的省长满意度变为不会被罢免，那么市级中成绩最好的D市市长虽然升不到省长之位，但晋升优先级可以提升一级，同时提升一级的还有同省成绩排在二三名的其它两市市长，待下次普选年时若有机会提升为本省或其他省份的省长，优先从这三个市的市长中竞优上任，市级到省级如此，县级到市级亦然，这样一来就让地方官的逐步晋升成为常态，不至于产生乱套的局面。”
雷霆依然若有所思，“可是官僚系统可不止只有地方行政长官，各种局、委、办，这些单位的领导才是官僚系统的大多数，他们的流动机制又该如何解决？另外还有，我们目前在地方实行的是党委和政府并存的两套领导班子，可不仅仅是省长、市长、县长这三级这么简单。”
“就像你说的，跳龙门的优秀鲤鱼只是少数，那么同样，被罢免的倒霉鲤鱼也只是少数，大多数地方官都是在仕途的缓慢滞留状态，但地方官员的任期是有限的，任期到了却一直晋升不得怎么办？那就只能去打附加赛了，绕一条弯路，走‘一般局委——重要局委——常务局委——副县、市长——常务副县、市长——县、市长’这条竞争相对平缓却更漫长的道路。至于你说的目前地方都是党委和政府两套班子运行的现状，完全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因为要谈民主必须先将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变得正常！甚至于什么正部、副部、正厅、副厅这些官僚等级都应该统统抛弃，因为一个正常的国家不应该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更不应该存在什么等级森严的官场，这些都是封建余留的糟粕！”
“我明白你的意思，这个设想听起来很大胆也很巧妙，不过实际操作起来肯定会有一些想不到的困难需要解决，我们几千年来的官僚制度确实存在太多的糟粕，这么大刀阔斧的变革谈何容易。”
“要论几千年来的官僚制度，其实除了糟粕，还是有几点可取之处的，比如‘仕官避籍’制度，我认为就是一项虽说无奈却实属伟大的开创，尤其放在今天看来，它对于弥补民主制度的短板可以说是天作之合，也是刚才我未曾提到的实行‘地方及中央一体式弹劾选举制’的大前提和基本盘。”邵凡深思熟虑的说，“自汉武帝首创了‘任官避本籍’制度，以杜绝‘州郡相党，人情比周’的官场腐败。到隋唐时代，避籍制度进一步完善，除了一县主政官员不能任用本县人，连主管文书、财政、税收、刑法的官员也不能用本县甚至临县人。到了明朝，直接极端的规定‘南人官北、北人官南’，让官员穿越半个国家去做官。到了清代，虽只规定了不得本省为官，但官员任职地必须在本籍地500里之外。可到了今天，避籍制度这种官僚制度的闪光点越来越式微，相反官僚制度的糟粕却越来越大行其道。”
“避籍制度对于官员是苦了些，对于老百姓却总体来说利大于弊，但我不太明白，它和民主制度就怎么成了天作之合？”
“确切的说，是和民主制度的转型是天作之合。”邵凡做了个无奈的表情道，“就像一池长期漂浮着层层垃圾的水，仅把垃圾捞出来也不可能长出莲花来，因为水体已经被污染了，它反过来会污染重新投入水池的东西。几千年的专制社会，造就了我们如今的人情社会、关系社会、权钱社会，甚至造就了某些依附于权力发展壮大进而有一定地方影响力、乃至于对选举公正产生威胁的社会势力，对此，仅靠澄清官场是难以立竿见影的，必须斩断地方官场和地方社会上已然沆瀣一气的人情联系和权钱勾结，有效杜绝在这种关系网下地方官场和社会继续相互污染的恶性循环，这就需要把全国目前的官僚系统全部打散整合，重启已然式微的‘仕官避籍’制度，在全国范围自县级官员起，实行异省加500里之外任职，乡镇级官员实行异市任职，个别地区甚至达到乡镇级便可以实行异省任职。”
雷霆想了想，忽然话风一转道：“如果这套以地方官员‘避籍制度’为前提的地方和中央一体式‘劾举制度’真能够顺利运行起来，甚至可以解决长期以来困扰党和政府高层改革派的一项难题。”
“什么难题？”邵凡疑惑的问，“你要明白我只是在谈我的设想，而不是在给这个腐朽的体制量身定做什么嫁衣！”
“我当然明白，但我要说的难题既是他们所面临的也是你们必须要面对的，那就是怎样的民主变革才能不给某些分裂势力以可乘之机。因为民主通常来说，不仅意味着中央政府要靠选举上台，地方政府也要靠选举上台，既然搞地方选举就不得不忌讳边疆地区有可能选出来个民族分裂分子上台，若是选出一个分裂分子成为边疆某地的市长、省长，他上台后再振臂一呼，鼓吹民族分裂，这将是国家难以承受的。但若是实行‘避籍制’和‘劾举制’，就等于加上了维护国家统一的双保险，不给某些人以借国家民主转型而制造分裂的可乘之机。”
“我对‘避籍制度’的理解只是以配套保证‘劾举制度’的公正运行为出发点，从这个角度来说，两者才称得上是天作之合。”
雷霆又转念一想，“可你想过一个问题没有，影响‘劾举制度’公正运行的并不一定只有地方上的人情利益关系网，还有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资本，放眼世界，这已经是个广泛存在的问题，不管是民主选举也好，民主劾举也罢，资本的影响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民主运行的公平公正，没有具体的应对之策，你的所有设想只能沦为空谈。”
邵凡思索片刻，认真答道：“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表达一个基本看法，在一种民主制度下，人民手中的选票本就是对资本、对权力的一种制约，因为无论何时，平民百姓始终都占多数，当权者和富人则占少数，而民主选举正是一种最倾向于维护多数人利益的制度，它本身就是一种最能弥补平民与富人差距的工具，更是一种对资本的制约。之所以反过来被资本影响，很大程度上是候选人手中的竞选经费在掣肘，我们没有必要将这种掣肘和影响扩大化、绝对化，因为竞选的最终决定因素还是每个候选人的实力，但同样它也不可忽视，在各方候选人势均力敌时竞选经费的差距便会显露出来，有了充足的竞选经费就可以进行铺天盖地的竞选宣传、招兵买马扩充竞选团队、拉拢媒体背书站台，反之则步步捉襟见肘，因此由国家提供竞选专项经费、禁止私人募捐，是一项在某些国家已经实行、对我们来说也较为可行的方法。”
“但金钱的力量是无处不在的，体现在竞选经费上只是冰山一角罢了，在某些发达国家，比如南朝国，资本的力量甚至强大到根本不在乎去影响操纵选举，因为选谁上台也要看他们几分脸色。当然我承认，这与他们背后的宗主国——合众国的故意扶持某些财团脱不了干系，但这种资本在一个国家只手遮天的现象还是发人深思的。”
邵凡也不由深思的回答道：“由于各种历史因素，南朝国本质上是一个受国际财团控制的殖民化发达国家，才出现了这种畸形的现象。哈耶克说过，一个富人得势的社会，总好过一个只有得势才能变成富人的社会。但历史不该只有这种比烂的选择。当推翻了一座权力的帝国，取而代之的绝不应该是一座金钱的帝国，绝不能让一个社会从官僚们的餐桌变成富人们的海天盛筵，否则就是从一座火坑跳入另一座火坑。所以我们在限制权力的同时，也要做到对资本的限制，绝不能任其发展到只手遮天的地步。”
“哈耶克说得不无道理，一个富人得势的社会虽说好不到哪里，但总强过一个只有得势才能变成富人的社会。一直以来，这个世界的运行法则正是在被权力和资本所主导着，资本是一头狼，强权则猛于虎，实行民主即为扳倒了强权这只猛虎，却也等于替资本除去了最大的宿敌，很可能使其一方独大，使好不容易得来的民主再次面临威胁，所以这便是民主改革的一项巨大挑战。”
“记得有位前人说过：真正的改革就是，不让有钱的人有势，不让有权的人捞钱。这句话我认为直切要点，说白了就是斩断资本与权力之间的联系，构建一个杜绝权钱勾结的社会。资本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权力做媒介或掩护来实现自身的目的，摄取了权力或攀附于权力的资本才能张牙舞爪，没有权力做后盾的资本在人民的力量面前并没有那么可怕，在有些民主国家，仅仅是充分组织起来的工会力量就能在劳资谈判中使其一再退让。”
“所以你的解决之道是让商人不得从政或者不得涉政？”
“这就等于是剥夺政治权利了，是对待犯人的手法，可拥有财富并不是犯罪，更不是什么原罪，凭什么去这样对待他们？难道我们历史上重农轻商的教训还不够沉重吗！曾经激进的极左路线造成的灾难还不够惨痛吗！”
“那你倒说说怎么才能不让有钱的人有势？”
“首先还是要把权力彻底关进笼子，使资本对权力无从着手，所以我们才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自由民主制度为基础，在自由民主制度的主干上进行修枝剪叶，将资本的爪牙和羽翼逐次剪除。
其次是公正健全的法制，富人相较于平民百姓的优势，除了衣食住行等生活方面的直接体现，还很大程度体现在司法优势上，比如可以高价请得起金牌律师，又比如可以缴纳高额的保释金取得保释……所以有些不公正的司法现象亟待修整完善，尤其是需要完善对于平民百姓和富人产生诉讼纠纷的司法援助制度。对于这点，可以由政府成立数千人规模的司法援助律师团，在最高法院设立下属的‘千人律师司法援助执行司’，简称‘千法司’，专职处理平民百姓和某些巨富或者大型企业间的诉讼纠纷，向需要帮助的人提供资费低廉的专项司法援助，改变目前平民和富人间这种不对等的司法现象。
第三，培养强大的对手，对企业主们来说，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最能引起他们不适的莫过于面对一个强大独立的工会组织，而我们目前的工会，跟红十字会、慈善总会一样沦为了政府麾下的摆设和贪污腐败的温床，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从保证工会的民间独立性开始。
第四，在健全现有的反垄断法和累进税法规之外，新增一项关于巨额财产继承权的立法‘推恩继承法’。汉武帝当年为了削弱藩王颁布了推恩令，它被称为历史上最无解的阳谋，用在资本身上可以有效削弱资本世代积聚的滚雪球效应和门阀化趋势。即个人遗产均等的分给第一顺位继承人继承，这个第一顺位继承人既包括婚内的子女、配偶，也包括婚外的子女，再不会出现类似某个富豪将大部分资产交给某个钦定的子女接班，杜绝个人资本世世代代无限膨胀累聚的现象。
第五，提起某些飞扬跋扈的资本家形象，人们脑中往往会浮现出这样的画面，首先是官商勾结的酒酣耳热、觥筹交错，其次便是资本家如何被一群殷勤听话的手下们前呼后拥的样子。某些私企的安保力量，俨然已经成了企业主个人看家护院的私人武装，根本不讲什么法律原则，只以听从于企业主的命令为天职，对维权的职工或个人极尽打压，甚至还制造过某些刑事案件。这种以企业安保力量为主体的私人势力，对一个自由民主的法制国家来说是种巨大的隐患。因此可以对应的设立‘安保管理司’为政府特设机构，将所有社会安保力量统一收纳，需要安保力量的企业缴纳一定的安保费以获取劳务派遣服务的形式得到安保服务，禁止任何规模以上企业私自招纳安保人员，以杜绝某些企业的保安充当私人看家护院的家丁和打手。
以上就是对资本如何进行制约的一条前提、四条举措，介于温和与严厉之间，也是私以为社会双方还算能够接受的，再过严厉的话，就难免有左倾的苗头了，而资本是流动的，在一个自由的社会，过于左倾的政策等于是在逼资本出逃，掀起一股向海外转移资产和移民的浪潮，这会使社会经济不堪承受。”
雷霆不禁长吁了口气道：“你的长篇大论听起来倒像那么一回事，尤其是那条效仿古代‘推恩令’的‘推恩继承法’，先不谈能不能对资本起到分化的作用，对限制富豪们的个人生活作风肯定能起到一定的效果，让他们难以再肆无忌惮的沾花惹草，若是不小心多了个私生子出来，就不是一笔抚养费能够打发的了。”
“说到‘推恩令’，其实民主又何尝不是一种‘推恩令’，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在全世界推广民主制度，其实也是出于民主制度是一种精密复杂的社会制度，简单的推行效仿，很容易画虎不成反类犬，使得社会混乱、国力衰退。西方社会用了上百年的时间不停调整纠错才让这套制度得以顺利运行，因此他们有足够的底气断定其他新兴国家一时半会驾驭不了这套制度，因而它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一种‘推恩令’在全世界推行，为的是让可能后来居上仍未摆脱专制影响的竞争国家从内部斗争瓦解，沦为他们霸权收割下的弱国或附庸国，以此达到他们的战略目的。”
“这点我非常赞同，民主既是大势所趋，也是西方国家大力推广的一种‘推恩令’，这是一种无解的阳谋，也是所有新兴国家在从传统政治到现代政治的发展中必须面对和迈过的一道坎，不是自我革新就是等待被革命，除了这两条路没有第三条选择，而我们的国家如今不幸正处于后者。”说着雷霆忽然话锋一转道，“既然今晚我们畅所欲言，我也想直白的问你一句，目前的政府在你看来还有迈出后者的困局，重新选择前者的希望吗？”
邵凡略有惊讶的望着雷霆，“既然我们都已走到了这一步，这种问题还有什么意义。”
雷霆无所谓的一笑，“当然只是纯属好奇。”
邵凡收回视线，望着夜色中的起伏山影道：“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过是一种理想化的想当然，试问假如一个人干尽了恶事，在最后即将受到惩罚的关头忽然说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这种说辞岂不成了今后所有恶人先尽情把坏事做尽再在最后关头选择‘改邪归正’的绝好借口和理由。既然当初选择了举起屠刀，甚至刀口都沾上了鲜血，就必须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如果当前的政府马上选择交出权力给予人民进行政治改革，并且让之前倒行逆施的最大责任人也就是教统部长彻底下台，在我看来还有几分挽回的余地，否则，任由教统部长继续稳坐江山，则没有一丝缓和局势的可能。”
雷霆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对待这个问题，我们的看法基本一致，这个国家最大的问题在于体制，而体制最大的问题在于教统部长，虽然教统部长也是被体制所造就的，但他如今的作为却早已超出了体制的掌控，完全是要根据他个人的一意孤行来改造这个国家。”
“体制最大的问题绝不只在于教统部长，还在于千年专制的传统在国民心中根深蒂固，人们自下而上选择层层顺服，即使眼看一位擅于弄权却治国无道的人谋得大位也只能唯唯诺诺、任其摆布。不管是被革命还是自我革新，体制的改变往往在旦夕之间，可人心的改变却非朝夕之事，所以怎样从人心着手尽快改变这种面对权力深入骨血的奴性，让民众得到思想上的成熟启蒙，也是保证民主制度能够顺利有效运行的重要一步。”
“那这一步又该怎么走？”
“大的方面当然还是保障言论自由下的解放思想、百花齐放，至于小的方面，将黄宗羲曾经的一个设想某种程度上加以实现，不失为一项好的策略。他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了：‘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和‘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的主张，其意在于，让天下是非的评判归于天下学子，天下政事的得失由天下学子共议，使学校成为社会的舆论中心，甚至成为类似议会的机构，发挥议政辅政的作用。这条主张的提出在那个时代是破天荒的开创，甚至放在如今也属于剑走偏锋的激创思想，因此结合实际选择部分加以实现是比较稳妥的做法，比如在电视台设立一个独立的节目，以电视仿真议会的形式从各所高校中遴选出几百名学生代表时评政事、畅所欲言，以此监督政府、引导舆论，启蒙人心和民智，通过广泛的传播来影响社会风气。”
“模拟议会？”雷霆不由思虑道，“若是这种设想真能发挥作用，实际上已经部分实现了议会的功能，所以为什么要采用这种模棱两可的手段，而不干脆直接实行议会制？”
“这一设想的重点并不在于发挥类似议会的作用，而是在于启蒙的作用，在于给国家的未来也就是年轻人一个思想展现和成长的舞台，既参与政治又远离政治，避免卷入政治旋涡，被权力污染腐蚀。所以它的内容也不只限于时评国内的当下之政，而是尽议上下千年、兼合东西之政，比如对于大明之所以覆亡，目前社会存在两种看法，一种是阉党乱政，一种是东林党争，而且各有各的道理和拥趸，再比如王安石变法，历史评价也是褒贬不一，这就需要一场大讨论或者大辩论，理清了历史的真相，才更助于我们看清眼前的真相，拨开了历史的迷雾，才能更助于拂去人心蒙上的那层尘土。”
“高校这样远离经济基础的象牙塔，通常是政治浪漫主义的温床，也是左翼的大本营，难道你就没有一丝顾虑，在那些高校学子们的影响下，人民的思想会越来越脱离现实而愈发左倾？”
“政治有时是需要一些浪漫的，但正如你的提醒，立足于现实才更重要，所以有必要引进一些没能进入高校深造的年轻人加入这个节目，给所有年轻人一个思想展现和成长的平台和空间。”
“那这个节目是以直播还是录播的形式面向公众？”
“录播就等于可以暗箱操纵，直播则可能会发生各种意外事件，所以比较现实的办法是采用短暂的延时直播形式面向公众。”
“不管是‘劾举制’‘避籍制’‘千法司’，还是‘奇偶选举年’‘安保管理司’‘推恩继承法’和‘电视仿真议会’……抛开这些想法有没有现实的可行性，我都欣赏你心中的格局，但扪心自问，你对这套设想能否顺利运行究竟有几分把握？”
“没有任何把握。”邵凡坦然的说，“因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制度绝不可能仅仅出自某个人的设计，更因为人类的命运从来不是任谁去设计、任谁去谋划的私有财产，我提到的所有设想，如果没有经过自由公开的讨论和质疑、补充和完善，它们都只是不堪一用、不值一文的妄语。”
雷霆朝邵凡露出期许的表情，“如今我们胜利在望，距离开启一个新的时代指日可待，你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既然有很多设想，想必将来应该会走上从政之路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吧？”
“实现政治抱负不一定非要走上从政之路，再说那也算不上什么政治抱负，当成抛砖引玉还差不多，百花齐放永远胜过孤芳自赏，于我来说，探寻这个世界的真相远胜于从政之路更有意义。”
“哪有什么世界的真相，这个世间的众生之相不过是争来争去罢了，无论专制还是民主都改变不了这一本质，顶多改善一下原有的规则，而规则从来都是强者所创造的。”雷霆语气凝肃道，“让我推心置腹的说吧，如果你有从政之意，我甚至可以协助你实现那个几乎所有男人最大的平生之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邵凡听出了对方试探的话语，“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可以争来争去，有些东西却绝不可沦为人们争来争去的利益品，比如公民的正当权利，比如生而为人的尊严，在专制社会，统治者和他们的依附者们占尽物质资源的好处也就罢了，连公民的正当权利和尊严都要被特权和压迫所践踏剥夺，这样的社会是没有底线的，它已不仅仅是争来争去，而是沦为一场人人自危而不得不将所有的安全感寄托于不顾一切追逐权力和金钱去做人上人的饥饿游戏……而一个理想的社会则是一个存在底线的社会，拼命努力的人当然可以靠努力过上更好的生活，但不那么拼命努力的人也应该能够保全起码的尊严和体面，强者任由他强，弱者依然有不受欺凌和压迫的底线，竞争是永恒的存在，但人们却可以有不用靠做人上人才能获得成就和满足的选择，可以免受不去做人上人便会陷入永世不得翻身之命运的焦虑和恐惧。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什么强者，也从来对所谓人上人没什么向往和好感，而且我相信跟我一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他们所想的只是怎样才能在平凡中更好的生活，只是什么样的规则才能让每一个普通人更好更有尊严的活着，权力也好，地位也好，本为他们所鄙视、所厌恶，只是在专制社会这种饥饿游戏的胁迫下才不得不去追寻某些违心的选择，而这些根本不是他们内心真正渴求的，也根本不是我所需要的。待推翻专制暴政之日，就是我远离政治之时，现在卷入政治漩涡纯属我身不由己，却在身不由己中发现一种类似于使命的东西，待推翻专制的使命已了，如果有自由选择的机会，我宁愿脱离任何政治势力，再不和政治有任何交集。”
雷霆不禁摇了摇头道：“我不信一个男人会对权力、对那个位子不感兴趣。如果你只是这么回答我，我只能认为这是在自欺欺人或是不够真正成熟的体现。”
邵凡弯了弯嘴角，“和你的理解恰恰相反，我对权力很感兴趣，但我的兴趣不在于掌握它，而在于推翻它，在于让它驯服于法律、驯服于天下人，这个天下人当然也包括我自己。”
雷霆不禁略微一笑道：“你的兴趣还真是独特，却又让我不得不叹惜。”
“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一个人也同样只能做一个人的事，民主不可能是靠某个人建立起来的，而是要靠所有渴望民主的人共同建立起来的，天下人的事最终还是要靠天下人来尘埃落定。”
两人说着说着夜已至深，夜风携卷着远处的阵阵松涛，仿佛暗影中无边无际的大海波浪起伏。邵凡和雷霆又天南海北的谈了一阵，直到雷霆欠起身来伸了个懒腰道：“今晚听你讲了很多，当真收获不小，我的脑细胞也很久没有这样活跃过了，要是再这么谈下去，恐怕今晚我真睡不着觉了。”
邵凡看了看表，“是该回去休息了，明天还有重要的事情去做。”
说罢邵凡站起身来，跟雷霆道了声晚安，准备沿着屋脊往阁楼出口处折返。
“最后我还想问你个问题……”雷霆忽然叫住邵凡道。
“哦？”邵凡回过头，却看到雷霆紧皱眉头，一脸深沉的样子。
“每个人都有两面性，你也不会例外。如果有一天，当你发现这个世界并不是你想的那样，当你所执着的一切都轰然崩塌，你心中黑暗的另一面会不会被释放出来，使你蜕变为比当今的部长大人，甚至比历史上那些最冷酷的暴君还要不顾一切去掌握权力、还要酷烈无情的人？”
邵凡有些惊讶，却又感觉雷霆似乎话里有话。他望着雷霆身后的夜空道：“我们终究只是凡人，正因为我清楚自己心中同样有黑暗的一面，也因为前方道路漫漫，可能存在太多的天意弄人，所以抛开那些华丽的说辞，我才一定要让自己远离权力、远离政治，做一个不至于当局者迷的局外人。”
说罢邵凡继续沿着屋脊朝阁楼折返而去，直到脚步声彻底消失于夜色的静谧之中。
雷霆望着邵凡渐渐离开，脸上浮现出一种意味深长的表情，似乎在玩味着什么，又似乎陷入了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