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学习笔记（五）
中共四大以及四大前后
本节要点：
1）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共第一次合作的蜜月的开始。
2）中共短暂地收起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改为促进国民议会的成立。这大概是中共夺权史上唯一一次提倡合法的议会斗争。
3）追随共产国际的指挥棒，中共中央忽左忽右，曲折前进。
4）陈独秀在四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共最高领导。
5）中共中央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举行的扩大会议上提出了要搞自己的枪杆子，同时提出了农民土地的问题。
6）中共党员在国民党二大上一度掌握了国民党中央党部若干重要部门的领导权。
7）在国民党右派制造三二0中山舰事件和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以后，国共同枕共衾不再，中共开始被排挤出国民党。
8）在国共合作濒临破裂之际，共产国际企图以退让争取国民党的善意，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反对无力无果。
国民党一大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至三十日在广州举行，与会代表一百九十六人。李大钊被孙中山指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二十多名中共党员参加了会议，谭平山任中共党团书记，并代表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在会上作工作报告。大会审议并通过了由鲍罗庭、汪精卫和瞿秋白等人起草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中国国民党章程》，确认了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容共”原则。大会选举产生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在二十五名中央执委中，谭平山、李大钊和于树德三人为中共党员；在十七名候补执委中，张国焘、沈玄庐、林伯渠、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和韩麟符七人为中共党员。紧接着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推选廖仲恺、谭平山、戴季陶为中央常务委员。在中央党部各部任重要职务的中共党员有组织部长谭平山、秘书杨匏安、农民部长林伯渠、秘书彭湃和工人部秘书冯菊坡。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也标志着中共破茧化蝶，从上海的石库门弄堂真正登上了中国的政治大舞台，而中共的一些领导人则从十夫长、百夫长一跃变成了千夫长和万夫长。
一九二四年二月中共三届二中会议
中共三届二次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决议以“忠诚的”合作者的姿态热情地表示：“中央希望全国同志务须明了，本党所以必须与国民党合作，因就中国眼前之经济状况，必须经过民主主义的国民革命，这是国民党对于中国的历史的使命”；“今以国民党明达领袖的决心，我们素所期待的改组国民党的理想，竟一一开始进行，这实在是中国革命前途的幸福。我们在国民党改组以后更加以努力扶持他们，不可因他们以往的缺点，预存嫌恶藐视的心理。他们的党员当中，自然不免有于心性习惯上，未能全改旧日的状态的人；但我们只徐为掖进，不应有不屑与之为伍的成见，以惹起他们的反感。即对他们中间极腐败的分子，亦宜取敬而远之的态度，须尽力避免不必要的冲突”；“本党以后一切宣传、出版、人民组织，及其他实际运动，凡关于国民革命的，均应用国民党名义，归为国民党的工作”。
一九二四年五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
五月十—十五日，中共在上海举行中执委扩大会议，参加者约十人，包括中央执委陈独秀和蔡和森。毛泽东那时奔走于上海与长沙之间，忙着做国民党的事，没有参加。沈玄庐和张国焘被特邀与会，其余为沪、鄂、湘、粤等重要区委以及青年团的主要负责人。
沈玄庐是中共创立发起人之一。他原是国民党员，一九二三年秋曾奉孙中山之命，偕同蒋介石等赴俄考察。在这次扩大会议上，他由陈独秀提议担任会议主席。
会议肯定了国共合作五个月以来的成绩，提出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外的复杂环境中要加强自身的教育和组织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国民党一大宣言中的革命政纲，以之为标准来对待国民党左右派之间的斗争，加强左派，削弱右派。会议批评了前一段工作中对两派采取调和政策的错误（于是在很大程度上否决了三届二中的妥协精神）。会议认为产业工人是中共的阶级基础，建立和扩大工会的组织，发展劳工运动，是中共最重要的任务（中共从不吝啬使用“最重要”、“最中心”之类的语词）中央政治局委员。
鲍罗庭在六月二十五日跟国民党人谢持、张继的会谈中，继续坚持共产国际“认定中国革命只能用国民党党纲，不能用他种主义，故使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全部加入国民党。如有不奉命之者，则认为违反命令。”
十月，冯玉祥发动政变，推翻了曹锟和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冯玉祥将其所部改称国民军，并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和平统一大业。十一月，孙中山决定赴京，他发表了《北上宣言》，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两大主张。中共随即发表第四次对时局的主张，号召全国人民努力促进国民会议的召开。到年底，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国民会议运动，二七惨案以后沉寂一时的群众运动又开始复苏。
中共四大
中共四大原定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举行，因为维经斯基不能提前赶到，会议的经费无处着落而被迫推迟到十二月；然而等维经斯基到了，又因为时局的变化不得不再次推迟。
四大最终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在上海召开（会址在一二八事变中毁于日军炮火）。与会代表二十人，代表全国党员九百九十四名。维经斯基出席了大会。毛泽东因病携杨开慧及两个儿子回长沙板仓休养，没有到会。
四大是打着英文补习班的幌子召开的。维经斯基扮演英语教师的角色，开会时，代表们坐在向街坊邻居借来的椅子上，如听到警告的铃声响起，他们就拿起英文书装模作样。
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等文件，又一次提出中共要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同时强调以促成国民会议为中共当前的主要任务。大会还通过了维经斯基提出的以中共四大的名义谴责托洛茨基的决议案。
四大选出的中央委员有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谭平山、彭述之、罗章龙、项英和王荷波等，其中执行委员会包括总书记兼组织部长陈独秀、宣传部长彭述之、重返中央并主持职工运动委员会的张国焘，加上蔡和森和瞿秋白。当时李大钊、罗章龙在北京，谭平山在广东，张国焘也未与会。好像没有人牵挂同样没有到场的毛泽东。
四大《宣言》和四大《修正党章》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宣言》是惯常的强烈控诉、呼吁和一大堆感叹号。
《宣言》控诉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阴谋；斥责他们“邦交和睦”、“和平主义”的鬼话；控诉各路军阀争权夺地、鱼肉百姓；呼吁民众反对段祺瑞政府所拟召集的“善后会议”；号召“工人和农民，手工业者和知识阶级巩固自己的组织，并极力赞助国民会议促成会，要求国民会议之召集。”
《宣言》说：“全世界革命的无产阶级之总机关—共产国际，已经组织了无数万的工人立在社会革命的红旗之下。共产国际下的红色农民国际，也已经聚集了无数万的农民环绕着红旗，世界工农的军队和帝国主义的武备并排生长，在一切资本主义的国家中，劳农与资本统治之最后的争斗日见逼近了。……这种斗争将永远把人类解放出来，将永远消灭一切的战争。”
《宣言》又说：“中国共产党将使中国解放运动由自然的历程生长进于觉悟的状况。我们唯有在民众的组织中，在召集国民会议的要求中，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奋斗中，才能找得一条出路，才能避免现在资本帝国主义世界的危险。”
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规定，“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在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将支部定为中共的基层单位；并决定从四大开始，将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改称为“总书记”，将地方各级执行委员会的委员长改称为“书记”。
四大以后
中共中央执委会在四大以后通常每个星期都开会，一种多半在维经斯基的住所举行，经常参加的有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彭述之、瞿秋白和维经斯基，相当于政治局会议，主要讨论政策问题。另一种除了上述中央执委会的五人，往往还包括青年团（少共）中央书记任弼时、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刘少奇和李立三、上海区委书记王一飞以及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向警予等，维经斯基则不参加。会议多半主要讨论日常工作，相当于中央工作会议。
一九二五年三月一日—四月十六日，由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共同发起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三月十二日 孙中山在京逝世。临终以前，孙中山请鲍罗庭向莫斯科转达他的遗言以及他给苏联政府和人民的信。孙中山对鲍罗庭言听计从，他曾叮嘱蒋介石：“鲍罗庭的主张，就是我的主张。凡是政治上的事，总要听他的主张。你听鲍罗庭的话，就等于听我的话。”
青岛和上海日商棉纱厂的工人自二月起多次罢工，抗议厂方殴打和随意开除工人，以致遭到无情镇压。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发动学生和工人在五月三十日到公共租界游行示威，英籍捕头下令开枪，酿成五卅惨案，引起上海大规模的罢工、罢课、罢市。维经斯基、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和恽代英等参与领导了这次斗争。
十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因为孙中山的去世，国民党失去了众望所归的领袖，中共的雄心壮志一度勃勃然而兴。会议认为，在反帝斗争中，中国资产阶级严重的妥协倾向使其不堪领导重任，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当仁不让；中共要“有组织的去预备武装工人阶级中最勇敢最忠实的分子”，“中央委员会之下必须设立军事委员会”；农民运动“其最终的目标应当没收大地主、军阀官僚、庙宇的田地交给农民”。会议决定继续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竭力赞助他的左派”，“努力反对右派”。同时会议又决定“非必要时，我们的新同志不再加入国民党，不担任国民党的工作，尤其是高级干部”。
国民党二大
一九二六年一月一－十九日，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二百五十六名与会代表中有中共党员一百名左右。吴玉章担任大会秘书长。大会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三十六人中有中共党员谭平山、林伯渠、李大钊、于树德、吴玉章、杨匏安和恽代英七人，二十四名候补中央执委中有中共党员毛泽东、许甦魂、夏曦、韩麟符、董必武和邓颖超六人。不过在十二名中央监察委员中，中共党员只有高语罕一人。
鲍罗庭在国民党二大闭幕大会上致辞说：“现在能救中国的只有国民党，扑灭帝国主义的走狗军阀也只有国民党的革命军队才能够。我们何以知道国民党是唯一能救中国的党呢？因为他们能够引导民众，且为民众利益而奋斗。”
随即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选举出中央执委会常委九人：汪精卫、谭延闿、胡汉民、蒋介石、林伯渠、谭平山、杨匏安、陈公博和甘乃光，并确定了中央党部秘书处秘书和各部部长及秘书名单。中共掌握了国民党部分重要部门的领导权（或实权）：秘书处秘书谭平山、林伯渠、杨匏安和书记刘伯垂；组织部部长谭平山（兼）、秘书杨匏安；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部长汪精卫）、秘书沈雁冰；青年部秘书黄日葵（部长甘乃光）；工人部秘书冯菊坡（部长胡汉民）；农民部部长林伯渠（兼）、秘书彭湃、罗绮园；外事部部长彭泽民、秘书许甦魂；商业部秘书黄乐裕（部长宋子文）；妇女部秘书邓颖超（部长何香凝）。
在国民党二大召开以前, 因为与会代表中左派占大多数，中共许多人原来希望趁机“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公开开除戴季陶、孙科等极右派的党籍，削弱蒋介石的军权，从蒋介石的第一军里撤出所有的中共党人，并跟汪精卫合伙建立不受蒋介石控制的军队，但是这个方针最后被上海的陈独秀中央否决了。相反，由维经斯基出面邀集国民党方面的孙科、叶楚伧、邵元冲与共产党方面的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晤面，在会谈中，中共答应放弃对军事和财务等要害部门领导权的争夺，以挽救摇摇欲坠的国共合作局面。许多中共党人视此为中共“向资产阶级让步的开始”。
二月十三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全权代表胡汉民请求共产国际接纳国民党。二月十八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对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问题进行讨论表决，会议决定：“鉴于广州国民政府的国际环境和中国革命运动的未来发展前景，认为有必要在提前同国民党代表举行的非正式会议上说服国民党代表不要提出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二月二十五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给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信里又写道：“国民党作为同情党加入共产国际自然不会遇到甚么反对意见。”胡汉民参加了在二、三月间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六大，蔣介石在会上被选为共产国际中央执委会名誉常委，这是中国人在共产国际中占有过的最高地位。会上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认定国民党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民主派的革命联盟，同时老调重弹，要求中共保持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反对“左”和右两种有害倾向。
二月二十一—二十四日，李大钊、陈延年、任弼时、谭平山和瞿秋白等十二人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会议认为，解决时局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胜利，因此，中共“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责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中共必须在北伐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加紧开展群众工作。会议决定建立中央军委，中共中央随之建立了军事部。陈独秀因病未出席这次会议，他对国民政府的北伐一直有保留意见。
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发生，蒋介石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逮捕海军局代局长、中共党员李之龙，监视和软禁一批共产党人，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毛泽东等主张以叶挺独立团为主体，发动工农，联合国民党左派，坚决回击蒋介石。那时鲍罗庭奉召回国，共产国际在广州当家的军事顾问季山嘉（化名。本名尼古拉·古比雪夫（Nikolay Kuibyshev）。一九二七年在中国。一九三八年二月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被捕，八月被处决）等主张只要蒋介石保证北伐，就可以跟他妥协。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中共接受了蒋介石的要求，中共党员被迫退出国民党第一军。
四月，鲍罗庭回到广州后立即与蒋介石会谈。鲍罗庭同意蒋介石限制中共在国民党内的活动等条件，而蒋介石则答应对国民党内的右派采取相应措施。鲍罗庭表示，苏联与国民党的友好关系不能因中山舰事件而有所损害。他暗示中共的反蒋政策是不合时宜的。
五月十五－二十二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谭延闿、蒋介石等九人在会上按照会前与鲍罗廷达成的协议，联名提出《整理党务案》。该案的主要内容是：中共党员对三民主义不得怀疑和批评；中共党员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各党部全体执委的三分之一；中共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示和中共对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的指示，均需先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审批后方能发出。出席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内部对接受《整理党务案》、给自己戴上无形的镣铐有反对意见，但在鲍罗廷的压制下，领导中共党团活动的张国焘要求大家让步，从而使《整理党务案》得以顺利通过。于是，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部长的中共党员全部辞职，蒋介石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随后，他又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垄断了党政军大权。
鲍罗庭的主导思想是在异常危险的局势的威胁下，只有实行革命的独裁，像法国大革命中罗伯斯庇尔的革命独裁一样，才能打破右派反革命的阴谋，替革命开辟一条出路。而为了实行革命的独裁，首先就要排除感情上的障碍，冷静地考察现状，究竟谁可以担负这个革命独裁的任务。他认为在国民党中没有人像蒋介石那样有力量有决心足以打击右派的阴谋。因此，中共必须对蒋介石作最大限度的让步，承认他从三月二十日以后所取得的权力，不反对他的《整理党务案》，支持他尽快进行北伐。将来北伐如果进展顺利，形势当会对中共有利。
为要使共产国际的政策获得中共的认可，鲍罗庭还指示陈延年召集了广州全体中共干部的特别会议。在会上，鲍罗庭反复强调中共对于中山舰事件所造成的危险局势必须采取忍耐和稳健的政策，强调维持国共合作的绝对必要性。鲍罗庭极力主张继续武装蒋介石，极力主张中共应尽力拥护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以巩固广州政府，进行北伐。既然鲍罗庭的意见就是共产国际的意见，与会的大多数自然赞成。
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及陈独秀事先不知道鲍罗廷将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如何向蒋介石让步。当陈独秀在报纸上看到《整理党务案》的内容之后非常气愤，为了维护中共的利益与名誉，他于六月四日发表《给蒋介石的一封信》，公开谴责蒋介石。同一天，中共机关报《向导》刊登了《中国共产党为时局及与国民党联合战线问题致中国国民党书》，表示不承认《整理党务案》。为了抗议国民党蒋介石对中共的压制，陈独秀写信给共产国际，主张退出国民党，与国民党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合，同时准备建设独立的军事力量与蒋介石对抗。他说：“只有摆脱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控制，我们才能执行一项真正独立的领导工农的政策”。
六月十九日，国民党中央致信中共，提出需根据《整理党务案》的规定，成立两党联席会议，并指派张静江、谭延闿、蒋介石、吴稚晖和顾孟余为国民党代表，中共中央随之指定谭平山、张国焘、瞿秋白为其代表。
六月，维经斯基等人组成远东局驻沪代表团，中共派出陈独秀化名“老头子”为驻远东局常任代表，瞿秋白化名“文学家”为常任副代表。其间，中共的许多重大决策都是在远东局与中央执委会的联席会议上讨论和决定的。
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
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严厉地批评中共中央提出的退出国民党的要求。布哈林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批评中共党人退出国民党的意向。在北京的共产国际代表彼得罗夫（Petrov）指责中共 “要求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的情绪”是“一种极其有害的、错误的、投降主义的观点，这是一种必须彻底批判的失败主义的思想”。
七月十二—十八日，在维经斯基的指导下，中共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在上海举行。会议讨论了中共在北伐中的组织路线、国共合作的策略以及民众运动的政策等问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等文件。会议一方面指出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等都是对共产党的进攻，把过去被视为国民党中派甚至左派的蒋介石与戴季陶一起归为新右派的代表，再一次提出了中共要向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任务；另一方面，会议接受了共产国际提出的中共继续留在国民党内的决定。陈独秀是中共总书记，而且素有“大家长”的名声，然而他说话的分量，跟维经斯基相比，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他不得不表示“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共多数意见”，他力争摆脱国民党控制的努力又一次以失败而告终。关于北伐，会议仍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对于群众运动的领导上。这次会议通过的《军事运动议决案》认为中共在北伐中只是“参加”一些工作，“进行相当的政治宣传”，以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关于农民运动的问题，会议指责刚刚兴起的“农民运动在各地均发生‘左’倾的毛病，或提出口号过高，或行动过左”，对农民运动作了许多限制。
从七月至十月，北伐军先后攻占株洲、长沙和武昌等地。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越来越轰轰烈烈，农民协会成了许多乡村唯一的权力机关，即“一切权力归农会”。同时，中共中央多次公开表示赞成汪蒋合作。
十一月二十二日－十二月十六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莫斯科举行着重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七次扩大全会，通过了相关的决议案，明确规定中共不得争取对国民党的领导权，认为“应当团结（国民党）左派，与之密切合作，而不要企图代替他们做领导工作”。斯大林在会上作了《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演说，他认为：由蒋介石统率的北伐军是“人民的革命军队”，它“是中国工人与农民为自己的解放而进行的斗争中的最重要的因素。……广东军的推进，就是对于帝国主义的打击，就是对于帝国主义在中国走狗的打击”。斯大林给中共提出了两个任务：一.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使蒋介石的军队“成为中国革命思想的真正的和模范的传播者”；二.研究军事，以便“在军队中占据这个或那个领导职位”。会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印度人罗易（Manabendra Roy。罗易在一九二九年底因公开批评共产国际的极左政策被共产国际开除。一九三0年出版专著《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罗易在一九三0年十二月秘密返回印度，次年七月在孟买被英国当局逮捕，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刑满释放。罗易出狱后宣扬反对极权主义，支持反法西斯战争。二次大战爆发前，罗易违反当时印度国民大会众领袖及印度共产党的主张，力主印度与英国合作对抗希特勒及法西斯，认为只有自由的英国得到胜利，印度才可能获得独立。罗易在晚年成为激进的人道主义者）赴华监督落实共产国际执委会七大的精神。
十二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陈独秀作政治报告，指出从北伐军在江西战场胜利以后，中共和国民党的关系发生了许多新变化，出现了许多危险倾向，联合战线随时都有破裂的危险。报告批判了国民党的右倾，不过着重批评的是党内的“左”倾，认为党内的“左”倾是造成当前危机的主要原因。会议根据陈独秀的政治报告作出决议，认定当前主要的危险是民众运动勃起并日益向“左”，蒋介石因恐惧民众运动而日益向右，“左”、右倾距离日远，将会破坏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国民革命运动。决议规定中共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辅助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汉口特别会议“以退让求共存”的决定得到了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联席会议的同意。
十二月，共产国际电令中共中央，让中共党员参加国民政府及各省政府。这是鲍罗庭的主意，虽然维经斯基和陈独秀因为担心加剧与国民党右派的冲突而加以反对。不久以后，谭平山出任了国民政府的农政部长，苏兆征出任为劳工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