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卞莉轻生一事，着实在矿院沸腾了好一阵儿；尤其在徐爽的心中，掀起了巨大的波澜，她再一次下决心，离开这个伤心之地。她在心里又盘算着调动了，她曾有过两次联系调动又两次失败的惨痛经历……
自徐爽1999年从省城告状回来，周围的人就拿另外一种眼光看她了。尽管人们也对校领导不满，也时不时地说三道四，论长论短，但敢和领导较真儿的却寥寥无几。如果一个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人们会无私地给予同情。但倘若这人不愿接受这种待遇，一定要“支棱”起来，像个人物似地较真儿，讨个说法，比如，同徐爽一样，跑到省里闹腾闹腾，人们就看不顺眼了，觉得过了分，越了界，甚至有人还背地里指责她不够“厚道”——这不是坏咱矿院的名声吗？
矿院有史以来出了两个“告状英雄”：徐爽算一个；在她之前，有一个男教师，是教哲学的，因为十多年前助教评讲师时，有人倚仗权势挤了他，他就开始四处奔走讨说法了。先是往省里跑，后到北京申诉。他相信公道自在人心，最终，正义能战胜邪恶。不知是他运气不好，还是在他看来天大的事，别人拿着当芝麻粒大的小事一桩，官司始终打不起来，上面也一直没给说法。而他经常放下手头的工作上访，耽误了教学与科研，学校更有理由卡他了，所以，直到现在还是个“老助教”。开始，人们还替他打抱不平，后来，见他十几年如一日到处申诉，都成了上访专业户了，有人就悄悄说“这人不正常，有病，离他远点”。在矿院的家属宿舍区里，如果有人在路上碰到他提着包外出，就知道他要干啥，便打趣道：“呵呵，又要去了？” 慢慢地，这个人便游离于正常人之外了，还成了矿院人潜意识里“神经病”的代名词。
现在又出了个“女神经病”，矿院人在背后嘀咕：“难怪人家都说老处女古怪，是这么回事耶！一个职称，今年评不上，明年再评嘛，还折腾到省里去告状？真是一条筋！”“还是个预备党员呢，这点委屈都受不了”。甚至在于卞莉了却了自己的生命之后，人们还不忘拿徐爽和她相比“是的，要是于卞莉，再也不会干这等事儿。可惜，于卞莉……她……嗳……”
1999年12月中旬，徐爽作为预备党员即满一年了，不出所料，党委研究讨论时，一致认为徐爽没能处理好个人与集体和组织的关系，为了自己的“私事”，撂下本职工作，不远千里去上诉，本身就违背了作为党员的标准，故做出预备期延长一年的决定。对此，徐爽也不是太在乎，本来就觉得自己不像党员，离党的要求还差得很远，阴差阳错被人拉着混入了革命队伍，为了这个队伍的纯洁，为了给党挽回影响，延长就延长吧，反正自己的职称今年也没戏了，只好等明年了。
等2000年一评上职称，就打请调报告，走人，这鬼地方也呆腻了。不过，到时再联系接收单位恐怕来不及，应该早点作准备。徐爽当时脚踏两只船，一边考虑如何申请加拿大移民，一边想着调动工作。两边都不保险，两边都得鼓捣着。
1999年底，她将自己的材料整理好，先发到深圳特区的一所普通高校。不久，便收到那个学校人事处打来的电话，听起来像一位广东人，大概是位中年男人。他说，对徐爽的材料很感兴趣，他们恰好缺乏这方面的人才，希望徐爽能尽快到他们学校面试。徐爽告诉他，由于操作事故，自己的职称问题还没有解决，明年肯定没问题。问，能否缓一缓，晚点调过去？对方很开明，不愧来自特区，说：要我看，你各方面都不错，你可以先调入，我们先聘你为副教授，虽说是校内副教授，属于“地方粮票”，但很快就可以通过正常渠道转成正式的。
徐爽动心了，这也是个办法。过了几天，深圳男士又打来电话，还是催促她抓紧时间去深圳一趟。男士说，不要担心房子问题，像你这种情况肯定是三室一厅。然后，像忽然想起什么似地问：“你爱人的情况和你差不多吧？我们学院附小离这里就五分钟的路，小孩上学也是很方便的。”徐爽脸有些红了，赶紧说：“你不需要考虑爱人小孩，就我一人去。”对方愣了片刻，问：“怎么？他们不来？”“不是，我……我……是独身。”“离异？”“不，不，还没结婚。”对方好像不太相信地问：“你不是82年毕业的嘛？怎……”紧接着，又说：“晤，我知道了。你看这样如何，徐老师？我们再把你的情况研究研究，研究好了以后给你信儿。”说完就匆匆挂了电话。徐爽听出了对方口气的变化，她气鼓鼓地想：研究什么？研究我为何没结婚？你不要我，我还不想去了呢！自此，再未收到深圳一方的任何信息，看来，这“老姑娘”的身份把站在开放前沿的人也给吓住了。
2000夏天，徐爽好歹算评上了副教授。在拿到高级职称聘书之前，她就联系好了一所省内高校，人家告诉她，虽然她算个“人才”，但不属于“稀有金属”，还没达到不要档案，另外建档的层次，所以，一定要正常调动。不论辞职，还是离职，都要有档案，否则，无法接收。
很快，徐爽就拿到了高级职称聘任证书，遂将请调报告打到了人事处，第三天，人事处长就找徐爽谈话，告知学校的新规定：行政人员和工人愿调哪调哪，不受任何限制；战斗在教学第一线的教师，是学校的中坚力量，尤其是你这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更是骨干，是精英，学校无论如何是不放的，好好在学校干吧。言外之意是，死了这条心吧。徐爽气鼓鼓地说，“平时也没见多少人关心教师、在意教师，教师在这学校里就像工厂里的工人一样，只需低着头干活。咋一提调动，教师就变成‘香饽饽’了？调也没法调，走也没法走？”人事处长只得说，别跟我发牢骚，我没有权利放你走。
徐爽没有办法，只得径直找院长，请求调离。这次，朱院长一反常态，非常亲切地、耐心地询问徐爽生活和工作上有何困难，让她大胆地提出来，他一定会责成有关部门予以解决。
徐爽说，没有任何困难，就是想调走。朱院长和颜悦色地说，想调走，是有很大困难的，学校不能破这个例，开这个口。但有何要求，都可以提，前提是继续为学校工作。还说，我们一向倡导“感情留人，事业留人”。
还没等他说完，徐爽就反唇相讥：“既然是感情留人，那就不要强拉硬拽地让人留下来嘛。对学校有感情的人自然不会走的。”
“那你对学校没感情？学校培养了你多年，给你买医疗保险，交房屋公积金，还给你评职称，这一切都不能使你对学校产生好感？怎么能这样无情无义呢？”本来就不太喜欢徐爽的朱院长，一听这话就沉不住气了，他向来就不容别人冒犯。也是的，谁让徐爽像个二愣子似的，不知道头青蛋肿，给堂堂的院长话听呢？
徐爽的犟劲儿又上来了，“不管怎样说，我为学校服务了快20年了，现在提出调动不过分。我就想走。”朱院长的蛮劲也冒了出来：“想走，可以自动离职嘛！这是唯一可行的途径。”于是，徐爽想正常调入那所省内高校的愿望就泡了汤。
这之后，徐爽又安分了一段时间，要不是2001年初夏发生了于卞莉事件，加之又在一个会议上受到了意外打击，她也许就此这样下去，在矿院里混了。
那天下午，开全校党员大会，学生和教师中的正式党员和预备党员都得参加。会议主要是传达党中央的最新文件，还要研讨省委组织部长的讲话精神。哪知兼任着党委副书记的朱院长却理论联系实际，结合校内的典型事例讲解一个党员应该怎样将党的利益，学校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不能个人主义泛滥，为自己的一己私利就凌驾于组织之上，于学校的声誉而不顾。
如果说到这种程度也就罢了，好歹只是原则上说说，没有针对具体人。但朱院长似乎不尽兴，又进行了一番发挥：“有的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就没处理好，在职称问题没有及时解决的情况下，抛下教学，擅离职守，为自己的个人问题奔走；职称刚刚解决，又打请调报告，要弃学校而去。试问：这样的同志，党性是不是成问题呢？还好，经过组织上的一番教育，该同志有所醒悟。是的，一个人犯错误不怕，改了就是好同志嘛。”
在朱院长大肆发挥的过程中，已经有人朝徐爽坐的位置望了，几乎所有的教师党员都知道院长没点名批评的是谁；另外，学生也不是呆瓜，也有一部分认识徐爽的学生党员意识到徐老师犯了错误。徐爽的脸慢慢爬上了红晕，她满心烦躁，如坐针毡，不等会议结束，就冲出会场，一口气跑回宿舍，躺在床上，流出了眼泪。心想：“这个地方无论如何不能呆下去了，我一定要联系一个不要档案的学校，这样，就不必担心学校不放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