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历史上诸多“革命”？
汉语中革命的原意是改朝换代，中国从夏商周至清经历了二十六次“革命”，平均每个朝代的统治不足百年。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大多数农民起义都逐鹿天下，问鼎中原，以皇权为目标。
日本皇权从公元前660年日本第一代天皇，直到今天，历经2600多年从未换过。英国历史上发生过黑死病、大宪章、百年战争、玫瑰战争、光荣革命、英国内战等等社会大动荡，但自１０２８年威廉一世诺曼征服后至今，一共出现了四十一位国王，都多少带有威廉一世的血统。波兰只有皮亚斯特和雅盖洛两个王朝。两个王朝有血缘继承关系。朝鲜只经历了高丽和李朝两个王朝。
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为了铸就万年基业，改封建制为郡县制， 变松散管理为中央集权，加强皇权，严厉控制，整个帝国如同一个铁桶。“朕为始皇帝。后世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谁料想，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秦帝国二世而亡。以后的帝国都袭用秦制，都没能逃过十几年到几百年就改朝换代的命运。大而严厉的中国皇权为什么比小而松散的欧州，朝鲜、日本的王权更短命？
主要原因是合法性机制。合法性是一个政权的基石。缺乏合法性则得位不正，不为民众认可，难以持久。欧洲君权的合法性主要来自于宗教，王位的继承需要教宗的确认。后来英国亨利八世脱离天主教，但每次新国王即位，还需要国教大主教的加冕。由于基督教在欧洲的普及，没有宗教的承认，任何王位篡夺者都是名不正言不顺。日本天皇和日本宗教是合一的，天皇就是神道教总神官，是天照大神的嫡系子孙，以血统继承王位。这种来自宗教的合法性确认，对非法的王位觊觎者是个很难跨越的障碍，把武力篡取的野心扼杀于摇篮之中。宗教的一贯性强调王位继承的血缘性，英国珀金·沃贝克（Perkin Warbeck）反叛，必需宣称自己是伦敦塔里的两个王子的弟弟约克公爵理查。而中国的改朝换代不需要一个统一的宗教承认，血缘不是障碍。所以有“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中国君权的合法性来自所谓天命，君权神授。秦始皇的玉玺上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皇帝称为天子。与血缘相比，实际上天命是一个更合理的合法性认证。如果天子失德无道则丢失天命，人民有权推翻他，而天命转移到新朝。革命本意就是天命的更迭。《易经》云：“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命给予人民推翻腐败王朝的正当理由。但是天命也是一个模糊的低位的合法机制。可以由天象和自然灾害来解释，也可以由神话传说编造，有很大的任意性。天命的解释权没有一个唯一的权威机构，甚至可以来自造反者的自封。黄巾起义的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陈胜把写下“陈胜王”的布，塞到鱼腹中，让厨子杀鱼时发现。吴广在庙中，装狐狸叫：“大楚兴，陈胜王。”元末农民大起义韩山童在河道埋下刻着“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独眼石人。几乎所有的农民起义都借用天象、谶语、童谣、自然灾害来作为天命的合法性。天命还可以事后核准，历史是由胜利者写成的，成王败寇，天命的合法性也可由胜利者追加。每个新朝都在自己的史书上编造了开国皇帝得到天命授权的神话。比如刘邦老妈在湖边睡觉，梦与神交，刘邦的老爹看见一条龙和她满床打滚，因此怀孕，生下刘邦。刘邦斩白蛇起义，遇一老妇夜哭，称其子白帝子被赤帝子所杀。《宋史》中说，赵匡胤出生时，赤光绕室，异香满屋，通体金黄，三日不变。
既要为我朝推翻前朝提供合法性，又要杜绝自己被革命的危险，所以汉景帝只好说：“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将天命授权当作理论讨论禁区。这是所有守成君主的忌讳。
原因之二是中国自秦朝开始都是中央集权制。而欧洲和日本都是封建制，君权受限，君位和权力结合松散，人们对王室有脱离权力的敬畏乃至敬爱，王室成为民族和国家的象征。追逐权力者不必通过对王位的追逐来实现。而皇权越大，越容易成为追逐权力的野心家的目标，权力变更只能通过改朝换代而实现。所以皇权越大，越容易改朝换代。
中国的农民起义也远比其他国家多，而且多以争夺皇权为目标。较大的有：秦朝的陈胜吴广，西汉的赤眉绿林，东汉的黄巾军，隋朝的瓦岗军，唐朝的黄巢，北宋的王小波、李顺、宋江、方腊，南宋的钟相、杨幺，元朝的红巾军，明朝的李自成和张献忠、清朝的白莲教、捻军、太平天国。《清实录》记载的农民起义超过300次，平均每年有一次半的农民起义。
跟中国相比，欧洲的农民起义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欧洲8世纪才出现了第一次农民起义的记载，从那时起一直到16世纪，欧洲大大小小那么多国家，农民起义加在一起也不十次。中世纪欧洲的战争，主要是贵族战争。
中世纪的欧洲，权力比较分散，国王、主教、封建领主互相制约。18世纪末瑞典和丹麦的国王与农民站在一起，反对相对较弱的贵族。丹麦君主将农民自由视作遏制贵族地主的手段。领主们不敢过分压榨依附属的农民，否则农民会逃走。这就会迫使各封建领主，实施一些比较仁政的措施，以招徕与留住农民。这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封建制度相似，存在很多小国，每个国家都在努力使“近者悦，远者来”。人民有用脚选择的权利。所以春秋战国516年鲜有人民起义发生（历史记载只有小规模的暴动和民溃以及盗跖和庄蹻这样的大盗）。封建制下，人民和国家的关系是间接的。中央集权的君主制下，国家的暴敛横征与人民直接冲突，是农民起义的直接诱因，比如明末的农民大起义。
官逼民反。但凡有一丝活路，农民都不会起义。实在是走投无路，才会揭竿而起。中国自秦朝以后都是集权帝制大一统的国家。分散的农民对皇权很难抵抗。封建制下，农民一般只向领主交租，而在集权帝制下，农民除交给地主的地租外，还要向国家交税。集权帝制用流官管理地方，官员们只向上负责，为了政绩和发财，刮地皮似地增加赋税。所以中国农民远比同时代的欧洲农民生活艰难。中国古代一个自耕农的年均粮食大约640斤，而同时代欧洲农奴的年均粮食消费量约为1070斤。11世纪的英国农民，每周能吃到一两次肉，这对当时的中国农民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欧洲社会呈多元结构和多权制衡，社会存在多种改正渠道，在农民忍无可忍之前，常常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每一次暴力的改朝换代都有对社会巨大的破坏性，所以中国社会两千多年来一直在重复“发展--毁灭和坐稳奴隶--坐不稳奴隶”的周期循环中。比较宗教和天命，民主制度以多数人的选票提供合法性机制，是更合理且平稳的“改朝换代”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