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鲁迅先生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去世了。85年后，也就是2021年的10月19日，一篇纪念文章，引发了一场朋友间的讨论。就鲁迅先生的历史定位，我的两个朋友观点截然不同，一个推崇，一个厌恶。讨论在一个只有三个人的微信群中进行，我被要求亮出第三方观点。我说：鲁迅先生是个伟大的作家，当得起“民族魂”这三个字。讨厌鲁迅的朋友，当即批驳我的观点，用他的话说，我是个“小粉红”，或者“自干五”，是洗脑教育的悲哀产物。其实不然，我敬重鲁迅，源于我的生活经历，还真和语文课本编选的鲁迅文章没关系。
小的时候，农村里庄户人家里能看到的书，除了当年的日历，就是《毛泽东选集》，其它的书籍很少见。八十年代末，我开始读书认字儿。当时《毛选》已经失去了神圣的地位，常常被妇女们和浆糊一起做成“夹纸”，然后再纳成鞋底儿，最终被踩在脚底下零落成泥。这样的用途，并不算太差。在不少人家，《毛选》和陈年的日历一起起，被揉软之后当手纸用，化作粪土。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书籍所承载的内容并没有什么价值，作为纸张，倒是有些实际的用途。
从那个艰苦岁月里存留下来的书籍，其价值必然远远大于纸张本身。在我家，《鲁迅杂文集》就是这样一本书。这本书，是父亲买的，或者是继承而来的，我无从得知。听母亲讲，她嫁过来的时候，家里还有很多藏书。父亲家和母亲家，都吃过读书的亏，所以对藏书并不友好，特别是母亲。我开始认字后，家里除了中医书籍，就剩下一套《毛选》和一本《鲁迅杂文集》。贫下中农的后人拿《毛选》纳鞋底儿，我的父母却不敢这样做，因为他们被政治运动“整”怕了。至于那本儿《鲁迅杂文集》，在父亲的保护和母亲的默许之下，才没和很多线装书一起成为我的腚下亡魂。
鲁迅先生的杂文，是我的启蒙读物之一。长大后，我也喜欢写作。对我影响最大的两位作家，一位是鲁迅，另一位是老舍。从鲁迅先生那里，我学到了观察社会的角度和批判的精神；从老舍先生那里，我学到了用笑话把生活的辛酸讲出来。刚开始，我读鲁迅杂文的时候很吃力。由于夹杂着日语的文法以及绍兴方言，鲁迅先生的白话文并不好懂。即便是翻烂了一本《新华字典》，我也就读了个囫囵吞枣，难求甚解。
现在想来，鲁迅的杂文并不在于文字的精彩，而在于对社会的洞察，对人性的剖析。而鲁迅先生的视角，因为太独特，说有些偏激也不为过。民间俗语说，少不读水浒，是怕小孩子沾染到江湖戾气，弄不好会拉帮结派，甚至谋财害命，走上不归路。鲁迅的文章，特别是杂文，对于小孩子来说跟《水浒》有点像，有正能量，也有负能量。从《鲁迅杂文集》，我涉猎了很多课本里不会出现的知识，学到了鲁迅先生骂人的犀利，也难免点行事偏激，什么事情都能挑出毛病来。
九十年代初，我上了初中。由于人口激增的缘故，作为农民子弟，我被分流到了一个位于庄稼地里的学校，即所谓的社办中学。学校的老师，要么缺能力，要么没学历。前者是毕业于师范院校的正牌老师，他们在条件好的国办中学混不下去，被发配到社办中学。后者都是乡镇干部的子女，高中毕业考不上大学，靠着关系来当初中老师。正牌老师，虽然能力不突出，但是比那些关系户还强很多。同学们都和我一样，都是农家子弟。之所以来上学，是因为年纪尚小，进不了工厂，也干不了农活儿，需要来学校过渡一下，长长身体。在这样的学校里，老师教不好，也不好好教；学生想学习的不多，就算想好好学，也学不到什么东西。于是，大家一起混日子。
春天的时候，学校周围长着小麦；秋天的时候，学校周围长着玉米和大豆。田园风光对于我这个农民子弟完全没有新鲜劲儿。上课的时候，老师除了读教学参考书给我们听，就是让我们读课本给他们听。这样的课堂，还不如庄稼地里干农活有意思。因此，我不喜欢学校，也不喜欢老师。除了体育课，哪一门课上，我都能挑出老师的毛病，并且分享给周围的同学，这样他们就得了由头上课起哄，从而被老师赶出教室，溜进庄稼地里去享受自由。尽管我很少出头闹事儿，但课上闹事儿的同学大都受过我的鼓动。因此，老师恨那些捣乱的学生，更讨厌我。
最讨厌我的，当属语文老师，他们多是关系户。偶尔有一两个正牌老师教语文，也没显着比关系户水平高多少。语文课上学习鲁迅先生的文章时，革命者的人血馒头，或者中医药方里的原配蟋蟀，老师按照教学参考书中的说法去引申几句，我是没有什么抱怨的。可是，就“三匹老乌鸦”和“一匹射碎了的小麻雀”，老师也按照教学参考书，大谈文学性、思想性、艺术性，甚至是革命性！这些无聊的内容，听老师喋喋不休也就罢了，我们还必须记录下来，考试必考。
这样的语文课我实在听不下去，忍不住问：“鲁迅先生有这样说的吗？” “教参上就是这么写的！”老师义正辞严地说。“那编教参的人亲耳听鲁迅先生说的吗？”我继续问。老师怔住了，顿了一下说：“听过，肯定听过！”“哈哈！”我笑道：“那编教参的老师得多老呀！鲁迅先生可在1936年就去世了。”“你又捣乱！”老师大喝一声：“给我滚出教室，去教导处报道！”
《鲁迅杂文选》不是白读的，我多少学会了点唇枪舌剑的功夫。“我不会滚。”我站起来，一本正经地跟老师说：“老师能不能教教我？”这样的求教，自然不会有好果子吃。先是黑板擦迎面而来，击中了我身后的女生，然后教鞭呼啸而来，砸到了同桌的光头。好汉不吃眼前亏，我没滚出教室，而是飞了出去，耳后是老师的怒吼：“你是孔乙己，你这个阿Q！”
“老师，你骂错了！”我在教室门口外，继续顶嘴：“你才是孔乙己呢！一个乌鸦算一只，三个乌鸦算三匹，这跟茴香豆的四种写法有什么区别？”“你就是孔乙己，你就是阿Q！”老师继续骂。鲁迅先生可以做到“横眉冷对千夫指”，我没有这么强的功力，只会笑嘻嘻地对老师说：“我当不了阿Q，我姓王，不姓赵。”老师怒了，吼道：“我说你是阿Q你就是阿Q！”“老师，你也不姓赵，叫谁姓赵，你可做不了主。”我就劝他道：“别骂了，再骂你就成祥林嫂了。老师被气坏了，嘴里反复念叨：“孔乙己！阿Q！孔乙己！阿Q！我说你是你就是！”很显然，他进入了精神胜利的状态。事已至此，我就再无和他争辩的必要，只能随他去了。
哼着“无怨无悔，我走我路，走不尽天涯路”，我骑车到县城里读书去了。新华书店对面的马路上有好几个人在摆书摊，有卖旧书的，也有租武侠小说的，那里是我求学的好去处。旧书大多是摊主按斤当废纸收购来的，既不值钱，也卖不了几个钱。所以摊主们对我这个只看书，不买书的孩子很是宽容。旧书摊逛得多了，竟然和几个摊主熟识起来。他们都是爱读书的人，有了好书，会推荐给我。在书摊前面蹲着看书久了，摊主还会递给我个小马扎，让我坐下来。
一个摊主常给我推荐鲁迅先生的作品，他还偷偷告诉我说，课本里的鲁迅文章，都是被删改过的。于是，在旧书摊前，我读到了教学参考书里提到的《呐喊》、《彷徨》、《故事新编》还有《朝花夕拾》等等。那时读书，只能明白个大概。虽然如此，也足够应付只会照本宣科的老师了。学习《阿Q正传》、《祝福》和《孔乙己》的时候，老师在讲台上上大课，我在同学中间讲小课，把从鲁迅杂文里学来的尖酸刻薄，全都用在了语文课上。在同学们的窃窃私语，甚至哄堂大笑中，老师真的气成了祥林嫂，把我赶出教室后，还没完没了地说：“要是他不捣乱，我肯定能讲明白！”
长大后，我一直庆幸没有成为洗脑教育的牺牲品。之所以逃过洗脑，一则是我生性顽劣，不服管教，二则就是年少时读了鲁迅，学会了批判，不会盲从老师的说教，保留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洗脑的牺牲品与小粉红的头衔，我是不能接受的。朋友也自称躲过了洗脑教育，依据是他反对课本里推崇的一切。既然官媒颂扬鲁迅，他就诋毁。我们到底谁是洗脑教育的牺牲品？洗脑教育的主产品是“顺民”，副产品是“反骨”。所谓“顺民”，自然是无条件接受被灌输的内容，课本说啥就是啥；所谓“反骨”，是“一小撮”被洗脑教育恶心到了，只要是课本鼓吹的，他都反对。“顺民”和“反骨”看似不同，其实他们有一个超大的共同特质，那就是不会独立思考，只能接受或者反对外来的观点。
鲁迅先生死后哀荣备至，原因首推他作品中表达的思想，其次还得益于过早地去世了，没有活过1949年。鲁迅先生的早逝，对他和家人朋友而言是个大不幸，而对后世的几代人，却是上天的福泽。鲁迅先生对社会的批判，定格在1936年，因此他的作品被选编进新中国的语文课本，我们才有机会在赞歌的缝隙之中，学到一点批判的精神，增加一点独立思考的能力。即便“教学参考书”把鲁迅的文章斩断切碎，煎炒烹炸，我们仍然能够尝到几丝桀骜风骨的味道。鲁迅的文章，是万花通红课本里的一点绿，一点黑，一点白，一点不一样的颜色。“千年暗室”不可能靠着他的几篇文章“一灯即明”，但是起码我们有机会认识到一些社会的黑暗。为了这个，我们要纪念鲁迅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