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便还要享受毛毛雨
看了一位朋友的文章，其中有一句“小便也要享受毛毛雨”让我哑然失笑，这个朋友叫方达明，是在漳州当中学物理老师，文学功底不得了，他短篇小说《我的土豆》获第四届林语堂文学创作奖。短篇小说《气球》获第33届联合报文学奖小说评审奖。他家里的东西有一半是书，绝对是文学天才，遗憾的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在中国大陆几乎没有几个人知道他的名字。
你的一生会看到很多毛毛雨，方达明连小便也要享受毛毛雨，还有什么不能享受呢？怪不得他能写出那么好的文章。
在我看来，生命的每一秒都是人生的精华，如果没有这一秒的心脏跳动，生命就可能会终止，这就是为什么一点一滴的小便也是精华，为什么“小便还要享受毛毛雨”的原因。
“小便还要享受毛毛雨”这句话，是出现在方达明的一文《我的脚板印儿》之中。这篇文章，他用最平淡朴实的文字，描绘了一幅幅生动活泼的生活画面和心理画面，他的文字是立体的，多维的，你几乎找不到一个可以挑剔的字眼。他绝对是天才。
方达明的叙事总是藏头露尾，故意把故事和事件隐去，让想象充满整个空间。他的文字，总是变成了无数的横截面，变成了好些潦草横断的东西。他相信读者的聪明和阅读能力，相信读者的想象力可以填补那个巨大的空白。
阅读他的文字，你会得到一种真切，一种刺痛，一种颤栗，一种痛快淋漓。这篇文章，是故事的述说，也是一种心理的述说。故事的述说是命运，是事件。心理的述说是稍纵即逝的，那里隐藏着更大的真实，是在更深刻和更本真的地方，揭示和表露了社会和人性的真实。
方达明是把文字当成一种享受，是一个懂得享受生活的人。他的文章很有趣，有趣的阅读更是一种高级的享受。
以下是这篇文章的全文，红字的部分是我最喜爱的。
我的脚板印儿
方达明
“脚板印儿”这个词组看起来颇不吉祥，但总比“创作历程”要更有活人味，再说“脚板印儿”这东西你只要不把它们捡起来，看一看还是不妨的。
我1968年12月9日出生在福建漳州海澄的古月港边上，祖籍云霄。离我家七十米左右有一条小桥，叫港口桥，跟朱元璋的曾孙子一样老。桥口住著一个叫饭桶的大人，超神奇。港口桥没有护栏，坦荡得很，我经常坐在桥沿上，望桥下嬉闹的浪花。抬起眼，不远处就是宽阔得适合摆放航母的九龙江下游水面。我家租住在生产队的可以在夜间观察星座的队间里，夜里，银河经常呼呼喝喝地跨过我家屋顶。队间的前面是一口可以淹死牛的大池塘，叫乌地河，池塘的水是活的，青蛙经常在夜里把塘底吵得翻过来。越过池塘是一片毯子一般平整的水稻田，水稻田浩浩荡荡，一直伸展到日头每天收工的地方。那片水稻田肥得插根扁担都能发芽，可是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几乎天天饿肚子。我在水里抓过鱼、虾、田螺，摸过鸭子的屁股和水蛇的尾巴。我曾经叫得出田边屋角所有野花野草的名字，我曾经坐在田头看一家田鼠忙活了一整个下午。我喜欢水。被我领导过的动物除了鸡、鸭、鹅、猪、猫，还有一只战无不胜的母山羊。我没放过牛，一是出身不好，不可靠，二是大家都认为书和我的距离要比牛近得多。我作为新中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日子持续到十四周岁。然后我到镇上自己住，然后糊里糊涂地到城里上了两年学，然后到山上教了七年的物理，然后被我的妻子收容到了城里，继续教物理，顺便养了一个女儿。
我的第一个老师是我外婆，外婆带大了我们姐弟五个。外婆不让我跟别人家的孩子一样说假话，她说：“你跟别人不一样！”结果我到现在连句假话都说不囫囵，脸红，冒汗。只好不当领导。
我的第二个老师是我父亲。他从1957年开始在海澄乡下“监督劳动”，我懂事时林彪已经卸妆了，气氛比较放松，于是我爸只要有空就卷根尖屁股就著星光或者月亮的影子给我们讲三国，讲西游记。水浒他是不讲的，因为我们用不著当流氓。
我的第三个老师是我母亲，我母亲小时候是个天才儿童，数学天才。1975年夏天，幼儿班的老师找到我母亲，要她赶紧把我送到小学里，没想到小学竟然不要我，说我年龄不够。这样一拖拖到1976年秋，总算混进了学堂。我一进学堂，伟大领袖就主动离开了，于是空气马上毛手毛脚起来，供销社里甚至出现了一些不是毛选的书。我发现我喜欢书，所以我开始到处找书看，这年11月初，我甚至把攒了好几年的一毛一分钱拿去买了一本叫《候补民兵》的连环画。我母亲觉得我的行为很不气派，恰好当时她给“结合”到海澄镇上的公社手工业联合社上班，偏偏镇上竟然有一家图书馆，就在手联社隔壁，于是我妈每天都要夹回三本两本杂志来，有一回她一下带回了十五本，一齐压在我的书包上，说，你看个够！害得我忙活了四五天，差点忘了倒尿桶。后来她上班时干脆让我模仿跟屁虫，带到图书馆，丢进去，不管了。由此可见，母亲的爱常常是不讲原则的。我妈对我的这份爱造成的直接结果是我小学三年级就近视了，如今想看看对面游过的美女都使不上劲，只好抬头望云，大家都说我人品很好。
我在小学里冒充了很长时间的天才儿童，直到有人不愿意面对这种现实并且采取了一些有力措施，这种局面才得以改观。我开始还很高兴呢――这样就不会每个人都盯著我了，我也可以翻墙上树了，多爽。
我的第四个老师是我初一初二时的语文老师侯文普。他是晋江安海人，个子矮小肚子肥大，如今想起来，他满满一肚子都是墨水，不是脂肪。他是个资深右派，大学一毕业就当上了。在伟大领袖离开前，他一直在为学校的食堂养猪，因为猪也怕饿肚子，所以大冬天的他总得套只短裤头跳到池塘里捞浮萍喂猪，一边捞一边抖，搞得池塘里水花四溅。侯老师一开学就教我们古文，他要我们每天上课时先背下两首唐诗或者宋词，他教我们王云五的四角号码，他还准备要我们学元曲，他把现代文丢在最后，只讲生字生词和课文梗概，中心思想他是不管的，他说，《荔枝蜜》这种东西能叫文章吗？！侯老师开始还以为我是个小流氓呢，因为有次全班同学整整齐齐地张圆了嘴巴坐在大操场上承接老师的口水，我身为班长却原地来了个后滚翻，闪开了迎面射来的唾沫星子，还笑。侯老师第一次看到我的作文时大叫：“震惊！”还到处乱说。他从来不改我的作文，只在上面打分数。他的满分标准是85分，我的一位同学有次就得了85分，如今他是我们区的作协主席，直接领导著我，经常载我出去玩。侯老师图省事，每次都给我85，有次他不小心给了我98分，因为我写了一篇怀念我外婆的小东西，大概四张稿纸，他在课堂上念著念著，眼眶眼白红起来，鼻腔里也起了动静。为什么抠掉2分？因为我竟然写了两个错别字。人家写日记都要先写日期、天气等等等，再写内容，我有次只写了一句话：“妈的，小便还要享受毛毛雨！”底下签上日期。他大笔一挥，一个比他个子还大的红字蹦出来：“好！”他也有生我气的时候，有一回，他亲手把我的日记本重重地拍在我桌上，看都不看我一眼，走了――我一看，他在我的本子上划了一条愤怒的红蟒蛇，上面当然是我的字，我写：我们的班主任是“全校的矮子冠军”。我们班主任的身高只有一米四多一点，比侯老师还矮一截。我的脸登时热得受不了，从此我记住了，不尊重人是不可以的。我们上初三时他调回安海老家了，因为他也是有家室的人啊。后来老家的学校要他当校长，他不肯，当了副校长。2000年初，我和我的区作协主席同学约好了要请他回来住几天，才知道他1999年就退休了，12月底，出门要到对面的老年活动中心充当老人，不想有车飞过来，把他撞了，因为撞得太狠，他只好离开了人间。我很难过，但是没办法。我有一大叠的笔记本，上面记满了对我来说最要紧的东西。我在本子里画了一只土馒头，前面立了一个长方碑，上写：“侯先生千古！”我想念他，我非常想念他！
侯老师走了，我只好自己教自己。我教自己整晚整晚地看各种书籍，天上的地下的，过去的，未来的。我喜欢狐狸精。我教自己上课时买副黑框眼镜戴著，端端正正地坐在第一排睡觉，而且从没胡乱流过口水。一直到我分配去山里的中学教物理。
我快二十一周岁的时候，碰到了第五个老师郑镛。他是我好朋友的班主任。他是历史系教授，市历史学会会长，过几天他要去台湾当特邀教授，讲学。郑老师身段很好胸部很高，事业线相当的清晰。我在山上时，他每个月都给我准备下一叠书，等我下山来拿。人文、经济、哲学、艺术、野史，排著整整齐齐的队伍。当年我想调进城里来，他还特意带我搭公共汽车到县里找教育局长的爱人，说妥了，可是没想到隔天教育局长竟然把我扣住了，理由是我走了我原来的学校就坍了――局长纯粹是在嚼舌头，我又不是不周山。郑老师热爱姜太公，喜欢钓东西。我女儿一苇还在她妈妈肚子里的时候，有一天，他钓到了一只小脸盆大的王八，赶紧炖好了，叫我把一苇之妈运到他家吃，要求吃光光，吃得一苇之妈直打嗝。一苇的名字就是他取的。我如果心神不宁了，就跑到他家里讨杯茶水喝，顺便顺点东西回来。他是我的老师，更是我的大哥，我女儿叫他：“小狗阿伯！”我口袋里经常没带钱，但我的文字一点酸味也没有，跟他有脱不开的关系。
我的第六个老师是天上掉下来的，不姓林，姓涂，叫张惟默。我叫他师父。《纪念白求恩》里那几句动不动就跳出来的话语用来描绘他再合适不过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他让我感到生活是如此的美好。他是本百科大全，要什么，有什么。他骚扰我，他逼我写字，他时不时来敲我的窗玻璃：“是时候了，该起床了！”他告诉我，人是需要互相帮助的，人帮你，有机会，你也要帮人。我把这句话嚼烂了，吞下去了。我是个守信用的人。
我最喜欢的古代作家当然是苏东坡，因为我们使用的是同一种型号的心脏，我能感觉到他的心跳。我最喜欢的当代作家应该是林斤澜。至于为什么喜欢他，您找到他写的短文《十月电话》看一看就明白了。
二十多年来，我遇到的意外实在太多，搞得我好像是个超长途障碍赛跑爱好者。我很年轻的时候，竟然写诗，到了1989年，我发现写诗对我来说是一种极端不合适的写作方式，于是专心写小说，写得得意，不想遭遇到了主旋律。最大的意外是，1997，国家大喜，香港回归，可是我的所有重要稿件被意外全部遗失，而且汪曾祺过世了，王小波也离开了人间。我把腰摔坏了，眼眶撞裂了。我很不舒服，于是停笔，整整四年，一个字都没写。彻底换了世纪后，我把残留的几只小说整理出来，寄给当时的厦门文学常务副主编沉丹雨先生，沉先生竟然说我是天才，发！四个月发了3篇。可是，意外又来敲门了，真是的。2003年春节刚过，我写了《非典型性肺炎》，已经终审了，不想意外匆匆闯了进来，狠狠地把地板跺凹下去了。人是应该有底线的，可惜意外没有。这样打打停停，搞得很没自信心。在这关键时刻，我从兄弟何葆国那里知道了新语丝。新语丝月刊给了我足够的自尊心，就像侯老师一样。并且我还得了两次新语丝文学奖。但我没能拿到第一名，因为方舟子那一票我肯定拿不到，他是个有道德洁癖的人，他避嫌――不管怎么说我也是他的业余老乡啊。我会继续给新语丝月刊投稿，但我不会再参加新语丝文学奖的比赛了，机会应该留给比我更需要的人。
我还没见过一个可以把物理讲得比我更清楚的教师，听我讲物理可以充分体会到生活的美好。物理是基础教育中最有意义的学科，它会让你明白你生活的这个世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不用被每天骗去聆听各种养生讲座，或者反对转基因。
因为我不敢把物理讲得不清楚，所以我的工作量特别大，在我们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如果你被当成人才，那么你离棺材也就不远了。这直接影响到了我的小说写作，毕竟敬业是一个男人应该保持的姿态。饭神皇帝大。因为时间破碎，所以我无法在小说的整体性上动用太多心思，只好让它像水一般顺流而下。这点写短篇小说时还不要紧，但写中篇或者长篇就麻烦了。这就是我不敢动手把长篇生产出来的原因。到目前为止，我在结构上动用心思的并不多，短篇的如《曲蹄》，中篇的如《春江水暖鸡不知》，都拿得出手。我写得很慢，常常几千个字要磨上好几天，比如《春江水暖鸡不知》，两万多个字，我整整熬了三个月。有次我听人说她自己一夜打了两万多个字，差点晕死。这怎么可能，写小说又不是蹿稀。她不是头把门磕坏了那铁定是在说瞎话。我们国家人才辈出，从来不缺骗子，更不缺疯子。
我过几天就大忙了，我女儿要跳级上初一，因为不到法定骑车年龄，我得天天接送。我要跳级去当她的班主任，我还要上三个班的初三物理，到时肯定有点像下坡的车轱辘。我现在呆的这个学校叫漳州七中，我已经呆了十五年了，还想呆下去。
2011.8.20凌晨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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