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一梦如是（7）
中国史上战乱灾荒，构成周期性社会解体和重建，被甩出正常轨道之民众，逐渐形成流氓这样一个为数众多且边缘化的下层阶层。一般来说，当整个社会处于正常状态，流氓在底层民众中的百分比仅占个位数，只是他们身上那种人性最阴暗甚至邪恶的部分，对边缘人群有巨大的感染力，一旦社会处于不正常状态，人群中的流氓比例就会大幅增加。而一个族群缺乏永恒的宗教信仰，伦理义理难以稳定延续，政治体制因此虚伪化，制度一旦有了谭嗣同所说的“官匪一家”特征，自然就是流氓文化滋生的土壤。
因此流氓的心理特征，反射的是社会的不正常形态。即对自己失去或从未拥有的一切进行“报复”，而且是不择手段的毁灭式报复。有文章记叙一个所谓革命老干部的自述：“我们这些人都是阴沟里的草，对每一缕阳光都怀有仇恨。”
中国流氓心态，没有比这句话描述得更生动贴切的了。汉人族群的流氓文化几千年历史，其传统十分邪恶。他们的精神世界还处于蒙昧状态，从不把人当人，没有任何法律和职业操守。社会底层平民文化几乎都有着十分强烈的流氓色彩。历史上所有的居心叵测者都会利用社会底层这种情感和冲动，作为造反运动的动力。
而中共在其建立初期，便大张旗鼓地利用蒙昧的下层民众。康正果的《还原毛共》一书指出：毛所利用的“革命的主力”乃是中国乡村最恶劣的流氓阶层，毛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暴力的示范和渲染堪称空前绝后，在把“莠民社会”之乱暴的势力改装成“革命行动”的运作上，毛泽东所起的作用可谓恶力昭著，危害至深，直接推动了中国社会劣化发展的趋势。中共还故意把马克思提出Workers of all countries, unite口号中worke“rs（工人）翻译成“无产者”（proletariat），“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 成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通过这些有意识的伪造和篡改，无产阶级中的流氓无产者被美化为越穷越革命的”革命先锋“。
在利用流氓无产者的同时，流氓无产者也大量进入中共。由此小聪明式的农民思维，自私趋利和数典忘祖的人性丑陋，在这个团体中被放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黑帮的潜规则和手段，逐渐成为中共对内对外的体制化程式。终于，中共完成了梁山泊的升级版。康正果引用王明在回忆录中关于中共七大排座次的场景的描述：毛当仁不让地居首位，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人不敢入座，须由毛安排他们的排序，才能战战兢兢地坐下来。
所以中共从来没有进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轨道，它的绝大部份成员没怎么读过马克思的书，几乎不具备任何关于马克思和社会主义的基本认知。他们中的许多人只是被其中的乌托邦幻觉所吸引，并用做有效的群众动员手段。他们基于不劳而获的想象，把马克思共产主义的“各尽其能，各取所需”理解为：各尽其能只是随心功德，各取所需才是政治正确。其实，乌托邦幻觉一直是人类社会最大杀手，有太多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代朝乌托邦幻觉里塞入不同的思想。所以一部人类历史，虽然思想各有不同，但乌托邦的理想始终如一。毛泽东在十年文化大革命贯穿始终的一段名言：“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基本代表了中共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认知。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中国人从不具有欧洲社会主义国家那种基督教信仰，因此也不具有社会普世价值潜意识。例如中国废止私有财产的渊源出自底层，目的并非追求平等，而是丛林社会根深蒂固的仇富心理。西方则来自上层，倡导者基于的是基督信仰众生平等的终极关怀，一如二十世纪初的托尔斯泰主义。所以，中共对于权力那种近乎病态的渴求和执着，与社会主义价值无关，完全是流氓的基因特征。关于这一问题，陈独秀曾经讲到，游民无产阶级夺权之后，必然是采取报复性的专政，无法无天，专制独裁，缺乏人道主义，背离马克思主义。他说这种强势的专政很可能最后是由腐败导致它的溃亡。
中共初期搞的所谓苏维埃或者红色根据地，无一不是像蝗虫过境，破坏整个地区的经济生态和社会价值体系，最终民不聊生。正如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指出：“群体很容易做出刽子手做的事，同样也很容易大义凛然。正是群体，为每一种信仰的胜利可以血流成河。”
百年来，中共对中国的改造，就是一个社会流氓化的进程，也是反道德伦理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流氓化的前提。但如果对普世价值的反动和消解，仅仅只是纯粹的思想纲领，流氓就不可能成为普遍的生活方式。康正果提出“革命者的物化”概念，即把普世价值认为尊贵的个体生命，在“革命”这个宏大目标的面前变得无足轻重，杀人从孤立的谋杀行为，变成有组织和有理论为之正名的“系统工程”。在这一套革命话语导出的认知思维下，“革命者被从人珍惜自身生命和怜爱他人生命的本质中被分离出去、成为非人格化的存在、最终让掌握党权军权者当作工具去任意使用和无情消耗”。
关键在于这是一种熔铸着罪恶的诗意。他们会在对“阶级敌人”的杀戮中获得最高尊严，流氓恐怖分子企盼的正是这点，它引发了某种弑杀暴君的天真信念，消解并取代了原来的社会道德伦理体验。对于至今仍处于下层边缘的民众，由此产生了某种古怪：一方面心系中共家国，一方面像流氓那样经久不息地破坏，它表明破坏这种生活方式（看起来仿佛是流氓的专利）是可以与爱国主义情感彼此兼容的。
国际社会一直没有搞清楚，中共这个非正常政治生态系统最成功之处是什么？而每一个中国人都明白，这个系统最成功之处在于：它能够让所有人终身面临一个选择——要生命？还是要自由？在中共治下，个体无权利也无选票，剩下的只是绑票。教育，医疗，就业甚至衣食住行，都成了对个体的要挾。任何人的生存和发展，都只能在逆者亡顺者昌的系统围墙中打转。（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