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就那样真切地看到他的恐惧。初秋，他坐在病床上，盖着棉被，浑身止不住地颤抖。
我低低地冲他喊，你坚持住啊，你! 说完自己都感到了这些话的苍白无力。他疲惫地抬起眼，看着我说，我控制不了，邓，我知道我不行了。
我泪流满面，那一刻，仿佛有什么东西就那样随着他的话倏地一下从我身体里飞走了。后来我明白了，那是希望。
参加完他的葬礼，主任把我拉到一旁，说，邓，记得那次聚会吧，我他妈就说邪门了吧。
那次聚会是在一个同事的家里，她荣升科里的团支部书记，请客。
医院里很有意思，可能是因为人员相对固定，每年进来的毕业生就那么几个，每个科室的年轻人不多，所以我们这些大龄青年，哪怕三十好几了，也一直在团组织里呆着。
有个同事不知道有什么不满，喝到后来，借着酒劲，突然抓起桌上的两只碗，啪地摔在地板
上。摔得我心惊肉跳。一只粉碎，一只摔成两半。
当时主任就说，凶兆啊，凶兆。只怕是会牵连到主人家（主任说风俗里只有丧事时才摔碗的，平日里不小心打破碗是另一回事，老人们会赶紧圆回来，说是岁岁平安)。
那只被摔得粉碎的碗在他身后，摔成两半的碗在我旁边。不知是巧合还是真的是预兆，后来他挂了，我病得半死侥幸活了下来。
他是两年多前确诊的白血病，在协和住了一段时间的院，听说他父母拒绝让他弟给他捐骨髓所以没做骨髓移植，病情稳定了些就出院回来上班了。
聚会的那天下午，他来得比较晚，大家都在猜他会不会来，我正好坐在窗边，就探头出去看了一下。看见他正好骑着自行车从楼下经过。
从八楼的窗口望下去，他整个人像个虾球伏在自行车上，穿的是件深蓝色的外套，在十月份午后的阳光下，像个老头。
我是第二年的春天住的院，刚开始以为是支气管炎，后来出现了黄疸，白细胞计数接近白血病诊断标准的下限，心脏也出现了病理性杂音，在他们找到确切的原因之前，我放弃了诊治，出院回家，只是想最后的日子里能像个正常人一样生活，不想消耗在医院的病床上。
在家呆得也很无聊，刚开始走路脚下是虚的，气喘吁吁，父亲晚饭后就带着我出去散步，我搂着他的胳膊，一点点走，慢慢地缓过来，越走越长。后来能正常走动后我就回去上班了。
他是科门诊部里唯一到我办公室里来问我好的人。也许是因为同病相怜，也许是因为我们是家门，他给了我他自己一直在坚持服用的草药方子，还有各种注意事项，那时他的白血病已经控制得很好了，各项检查基本上正常了。
在此之前，我们并不太熟络。他比我还小一岁，结婚早，忙着他的老婆孩子，我忙着我的出国考试。见了面笑一笑，问声好而已。
他给我的方子我一直夹在日记本里，没有试过。我当时拒绝了所有的药物治疗。刚开始还每个月找个熟人去复查一下，几个月下来没有任何改善还徒加自己的焦虑，加上后来有天在医院食堂打饭无意听到其他科室的我都不认识的小护士们在谈论我的病情，也就懒得再去复查了。
渐渐地才知道了一些他的事。
因为娶了一个年龄大他好几岁的女孩子，女方还没有正式的工作（这事放在现在，真不是个事），父母一气之下和他断了来往，儿子的出世也没能改变他们的态度。
他说，错了啊，就算再难再苦，也不应该喝那样多的酒去糟蹋自己的身体。他原来是足球队里的前锋。
夏末的那个下午，他上楼来说周末他的几个朋友喊他出去聚聚。他来问我意见。我让他千万别碰酒，再就是一定要注意饮食的卫生，最好不要在外面吃。他说他也就只是想出去和他们坐一坐。我想他也应该出去散散心吧。
临走他说，对了，差一点忘了，递给我一张代休票，说是科里开错了名字，把他的加班休假写成了我的名字，就给我休得了。
周一刚上班，他们告诉我他住院了。左小腿被虫咬，感染了。
我去血液科看他，他默然地靠在病床上打点滴。整个左腿肿得老高。劝他转院，他只是摇头。
周六一早他就到医院就诊，但血液科说病床已满，让他星期一再来。他就到本科住院部，值班医生说怕治疗跟不上耽误他的病情，还是专科的好。他一气之下就回了家。
前段时间有个国内的朋友还抱怨，说现在妇科弄个诊刮，怎么都要求住院啦？原来不都是在门诊就做了吗？
我想，如果放在现在，不管他去本院的哪个科，都不会再有上面的问题了吧。又或许他不赌气，以看病为第一要旨，也许他现在也和我一样，还好好的活在这个世界上吧。
而最根本的是，如果他没有去，抑或我提醒他防蚊防虫，所有的这一切，也就不会发生了。蚊虫叮咬，这么常见的问题，我本该想到的呀。为什么我就没有想到呢……这么多年，每每有人要问我意见，我都会想到他，而有股后背发凉头皮发麻的抵触感。
科里倡议再给他的孤儿寡妻捐一次款（他住院的时候捐过一次），正值公司里提出给灾区捐款。团支部书记给我看两个捐款的资料，看着巨大的差额，我说还是公司的号召力大，她说我觉得好没有劲啊，你要是能走还是走吧，这里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