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迄今已经过去了50年，这是很有意思的一年，无论于国于己都有些大事小事发生。偏偏那也是本人此生唯一记过详细日记的一年，那时叫做“红色日记”，是随时准备拿出来公开的那种，毫无隐私可言。想必很多同龄人都写过类似的“日记”，多半都是受了《雷锋日记》《金训华日记》等的影响，但不知有多少人保存了下来。今年我曾根据当年的日记，撰写了一篇《半个世纪前的那场世乒赛》，现在想想其实还有不少事情可以回忆一番。文字自然都是些惨不忍睹的套话，很多词语已久违多年，不过字里行间还是可以梳理出来一篇“流水账”，特此冠名。
在1971年1月1日的开篇日记中，我这样写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战斗的一九七一年来到了！…… 新的一年是一个新的开端，革命的道路还很长，还需要我们去接老一辈的班。然而我们都很年轻，都缺乏锻炼，在三大革命实践中，要天复一天、年复一年，时刻不放松思想改造。”在随手写下这段文字的五年、五十年之后回望当年，突然领悟到，1971年正好是十年动乱、百年大潮的时间中点。而彼时幼稚的自已却完全无意识，至于后来世道人生如过山车般的变化，更是无论如何都想不到的。
自从1966年六月文革开始，我已经不记得小学的最后几年都干了些什么。我们于1970年初开始中学生活。仍然保持小学里的班级，只是改成军队编制，班级称为“排”，小组变成了“班”。1971年1月是初中一年级的最后一个月，因此也是期末复习考试月。那时的课程统统称为“社会主义文化课”，1月11日考语文和政治，12日考英语和数学。评分方法是平时学习表现60%，期末考试卷面40%。1月17日的日记：“对卷面分数也要重新评定，将你做的题在小班里讲，答对了讲不出来就证明是抄的——降分，当时没答对或抄了而现在懂了、会做了就提分。同学先民主评议，老师再集中考虑。”
1月24日至31日一共放了八天寒假，每天都很忙碌，例如：到合作社排队买年货、在家洗衣服、小组学毛著、到同学家串门等等。26日大年三十，我和同学到一位军属同学家做好事，“我们给她家扫地她还不让，正好碰见她家炒花生，我们就帮她烧火，临走一人还抓了一把花生吃。” 27日是农历辛亥年春节，看了三个电影：电视纪录片京剧《沙家浜》《红灯记》，以及科教片《送瘟神》，写了一页纸的观后感。寒假里收到了上海伯父家两个堂妹的来信，江苏的四叔还寄来了1970年出版的《十万个为什么》“工农兵版”一、三、四、五册 (网图)，书中的科学知识和例子都“与时俱进”了。
2月1日新学期开始，11日初一新生入学，文革后首次恢复高中，我们进入初中二年级，全校师生一共2300多人。开学后第一个月的事情有：评四好集体、五好个人，召开“学代会”、红卫兵整风；2月17日上街游行，支持印支三国人民“反美救国”斗争。1970年下半年开展全民“学哲学用哲学”，大讲“辩证法”。初二开始上工业基础 (即物理) 课，2月24日学习“运动与静止”的概念，我在日记中写道：“动与静是相对的，任何一个物体，在某种情况下是运动的，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则是静止的，没有绝对运动也没有绝对静止。”当年“教育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学生上讲台，我在语文课上讲了《战斗的十年》，但内容完全不记得了。
那时一切政治挂帅，每天上学首先“天天读”，终日“斗私批修”“改造思想”，几乎到了自虐的程度。后来的学哲学似乎有意思些，但当时对那场运动的背景却并不了解。从1970年10月起，我在日记中多次记录了上哲学课、参加各级“学哲学讲用会”的事情。各种名词如“内因外因”“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一分为二”“对立统一”等等，倒背如流，十分烧脑。后来大学报考数学专业，也许与这一段经历有关。我还被推举为学生代表，参加了市直教育系统“双代会”，1971年3月12-16日到市里开了五天会。目睹当下种种，我有时会说笑：“这些都是姐姐50年前玩剩下的”。
3月28日至4月7日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了第31届世乒赛，我在日记中多有记载，收录在《半个世纪前的那场世乒赛》博文中。例如4月1日的日记：“在中国和日本争夺冠军的决赛中，中国队以五比二赢了日本队，荣获男子团体赛世界冠军。”在后来观看的新闻纪录片中，记住了那一届的男单冠军、长发披肩的瑞典新秀本格森和他的队友约翰森，这也许是我最早知道的瑞典人，也是一代中国人的少年记忆。近日媒体报道，定居美国多年、69岁的本格森将重新出山，协助佩尔森指导11月下旬参加在美国休斯顿第56届世乒赛的瑞典队。
5月15-19日举行了文革五年以来第一次市级中学生田径运动会，国家和省级田径队莅临表演。本人从小就不擅长体育，但是由于为运动会写稿，因此有幸当了一把瓜众，十分尽兴。印象最深的是跳高运动员郑凤荣和倪志钦，郑凤荣曾于1957年以1米77的成绩打破女子跳高世界记录，是中国第一位打破女子世界纪录及田径世界纪录的运动员，倪志钦则刚刚在1970年以2米29的成绩打破男子跳高世界记录。我在日记中写道，5月16日听了倪志钦《毛泽东思想指引我攀登世界跳高高峰》的报告，5月18日倪志钦在表演赛中跳过2米10和2米15的高度。那次还看到一本1963年在印尼雅加达举办的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画册，知道了不少八卦。
文革期间的中学生活，很多时间是参加学工、学农、学军及拉练，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初二那年大满贯，一样都没缺。5月18日至6月10日间，我们全年级同学前往渤海边的柏各庄军垦农场4584部队学军，距离约20公里，来回都是步行。5月18日清晨5点出发，下午3点半到达，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走这么长的路，脚上还打了泡。柏各庄农场以种植水稻为主，是由芦苇滩改造成的水田，那时刚成立三年。我们的主要劳作是下田补秧，还进行了实弹射击。虽然每天都很紧张辛苦，但由于是第一次离家过集体生活，所以大家都觉得很新鲜。6月10日回程，一路夜行军。
6月23日至7月2日，我们又到玉田县石臼窝公社大辛庄大队，参加“支援三夏”学农劳动，主要是拔麦子以及在场上打麦子。由于路途较远，我们是乘汽车去的，分散住在老乡家里。回程先步行十几公里，号称“拉练”，然后乘车。我对学军记得很清楚，但对于这次三夏劳动却全无印象。我在日记中写道：拉练途中联想到“红军北上抗日，爬雪山、过草地，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英雄气概”。三年半后，高中毕业的我下乡务农两年八个月，切身体验了当农民的辛苦。近年来旅行出游，也会常常邂逅或青葱或丰盈的农田果园，但只是观光客的感觉了，图为瑞典的麦田。
7月份北京军区管辖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到我们学校来招人，要求政治、身体符合条件的适龄青年报名。当年中学毕业后前途未卜，而兵团是军队待遇，因此颇受欢迎。主要面向初三学生，尽管他们还有半年才毕业，但也有初二的同学报名。我们班就有一位女生那次去了内蒙，7月19日我们到火车站为她送行。那天的日记中写道：“火车开动了，那巨大的车轮、滚滚的白烟，满载着煤都战友的深情厚谊，把我们的思绪带到了很远的地方。”一年后这位同学回来探亲，口音都变了。
7月下旬主要是总结讲用及复习考试，仍然是“民主阅卷”。那个月还发生了一件大事，7月16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重要公告，周总理与美国总统尼克松的顾问基辛格进行了会谈，并邀请尼克松于明年五月以前到中国进行友好访问”。之后学校领导又作了时事报告，对政府公告进行解读。尼克松于1972年2月21-28日访华，他称这访问为“改变世界的一周”，同时也改变了我们后来的命运走向。但当年是想不到这些的，只是想到开放以后可能会有很多外国人来访，千万不要说错话。50年过去，这些大人物中，只有98岁的基辛格依然健在，重读旧日文字恍如隔世。
7月25日开始放暑假一个月，前十天听报告、小组政治学习、参加老师的“暑期路线学习班”等活动。在学习班上，讨论学习最高指示“教改的问题是教员问题”的体会。教我们的语文老师是一位老夫子，在学习班上大放厥词：“教改的问题不是教员的问题，而是社会的潮流，政府的法令。”听得我们目瞪口呆，他的一口唐山话抑扬顿挫，至今犹言在耳。
8月7日，我和弟弟及一位同班小姐妹一起，乘四个小时火车，到北京玩了一星期。上小学时每年暑假我都要到北京舅舅家住些日子，一直到1967年。我在日记里写道：“今天我们来到了首都北京，一别四年的北京城啊，起了非常大的变化。”9日星期一原计划去故宫，但是不开门，改去天安门广场，原来从那时就遵从“博物馆周一闭馆”的国际惯例了。10日去动物园，开眼长知识，“大象的鼻子像手一样灵巧，海豹扑食非常迅速”。12日去故宫，14日打道回府，图为2018年秋拍摄的故宫神武门。
8月21日我们听了街道关于采集中草药的动员，有如下记录：“真是不看不知道，百草百物都是宝。原来什么蒺藜狗子、算命草、马芩菜、猪毛菜、蒲公英等野草，肉钻子、蜗牛、蛐蛐、拉拉蛄、麻雀等虫鸟，还有什么冬瓜皮和籽、杏仁、丝瓜络、南瓜子、大枣、山里红等等，甚至连我们平时随手扔掉的鸡蛋皮、玉米须等全是药，应有尽有。真是不知时往外扔，宝在眼皮底下不识宝；知道时往里拾，遍地一看全是宝。今天下午小组同学一起出去采药，战果辉煌，捉的蜗牛一个瓶子都放不下，还采了许多草药。送到居委会一看，草药更多，真像摆杂货铺一般。”
8月25日新学期开始，与上学期大同小异，天天读、听报告、学先进、搞“教育革命”等等。8月27日听了传达《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上网查了一下，这个会开了三个半月，中心就是对于十七年的教育路线和知识分子世界观的“两个估计”。8月29日，我和四个要好的同班闺蜜请一位人称“老记者”的摄影老师给我们拍照，“共十二张，合影七张，单人每人照一张。”自从上中学后，我的课外工作主要是负责写黑板报，从班级一直写到学校。那年九月迎国庆出专刊，全校班级黑板报联查评比，忙个不停。
1971年是“918事变”40周年，9月份有两篇日记与此有关。9月10日听开滦煤矿老工人潘家善讲述1941年1月25日在丰润县发生的“潘家峪惨案”，潘家峪“全村1707人，被日本鬼子残杀1230人，有33户全家被杀绝，烧毁房屋1300多间”。现在维基和百度均有这场惨案的专页，我在日记中的数字与网页基本符合，2006年潘家峪惨案遗址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月23日下午政治学习时间，校领导作了《警惕复活的日本军国主义》报告。10月25日的一件大事是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提案。
初二下半年的工业课开始学习“功”“压强”等概念及简单机械，我在日记中有多处记载。9月15日，“工业课是到学校机厂上的，参观了皮带、齿轮等传动装置。”10月5日，“到南厂听工人师傅讲了工业现场课，首先参观了风压机，又看了油压千斤顶的构造，随后从理论上对其省力性能进行了推导。这两种机械都是根据压强原理制成的，但也同其他任何机械一样，都是省力不省功。”10月23日，听外班一位同学讲课。10月28日，我自己上讲台讲解油压千斤顶，还画了一张彩色的工作原理示意图。那天有学校教育组的老师和工宣队师傅来听课，所以我特别紧张，中学课本来自网络。
10月31日，我们开始到俗称“南厂”的唐山机车车辆工厂参加学工劳动，先后半个多月。我们分配到了工厂的要害部门动力车间，六位女生分配到了机钳班，主要负责维修风泵水泵。11月5日进厂一星期，那天路过打砂车间，地上全是铁砂，有些同学没注意滑倒了，还有又笑又叫故意滑的。这时老师在后面大声喊我的名字，我心里委屈就哭了，几个要好的小闺蜜也一起哭了。晚上我写了长篇日记，狠批“自己头脑中的小资产阶级脆弱性”，下决心“不做挨不得碰不得的娇花嫩草”。直到不久前我才得知，那天其实是几个淘气的男生在老师那里嚼舌根。
钳工是机械工业最古老的工种，以手工作业为主，技术性很强。11月12日“我们学了一天锉刀，这是钳工最基本的技术。这活儿看起来很简单，只要用锉刀在工件上来回挫就行了，其实里头还有不少名堂呢。我刚拿起锉刀时，总也掌握不好平衡，不是这边高就是那边低，用劲不均匀，锉得高一块低一块，这主要是没有掌握它的规律。后来师傅告诉我们，挫刀要始终是平行的，前手只起一个扶的作用，劲要用在后手上，同时姿势也很重要，脚成丁字步”，后来还练习了锉六方。学工期间由工人师傅讲了工业课“水泵”这一章，知道了“水泵是利用大气压强，把水从低处抽到高处”。
1971年不能不说的，就是震惊中外的“913事件”，当然事件发生时老百姓是不知道的。刚开始学工时，有一天工人师傅开会，不让学生参加，隐约听他们读文件：“定时炸弹，自我爆炸”。后来一位闺蜜告诉了我这件事，她是在家里听父母说的。学工期间的11月6日我们被召回学校，校方正式传达了中央文件。11月23日“市革委会教育局下来一个通知，停唱下列四首歌曲：《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我们走在大路上》《争取胜利》《红卫兵战歌》”。“913事件”彻底颠覆了以往的认知，在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孩子心中引起的震撼，怎样形容都不过分。这也是我们对现实及信仰产生怀疑的开始，以后遇到再奇葩的事情都见怪不怪了。
1971年发生的最后一件大事，就是12月7日交大唐院内迁四川的第一批教职工及家属踏上旅途，铁道部安排了专列火车，整体搬迁共三批。那天“车站上锣鼓喧天，送行的人群如同潮水一般”。不少同学陆续跟随父母转学内地，我自己也在一年九个月之后来到峨眉山下，直到1977年底考取大学离开。几年前我在一篇博文中写道：“唐院建校与内迁是我和我的同学发小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件大事，占据了童年至青年时代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与全国所有三线子弟一样，我们从小就习惯了‘告别’和‘分离’，不知道哪里是我们的‘故乡’。”
那一年还看过如下电影：4月18日，彩色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5月8日，朝鲜谍战故事片《看不见的战线》, 印象最深的是女特务用钢琴声发指令。6月18日，越南故事片《森林之火》。7月24日，朝鲜故事片《南江村的妇女》。8月6日，新影纪录片《乒坛盛开友谊花：第卅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10月2日，朝鲜彩色故事片《摘苹果的时候》；还看过《鲜花盛开的村庄》，但忘记是哪年了，只记得影片中一位绰号“六百工分”的胖姑娘及一句台词“好看的脸蛋能出大米吗”。10月24日，彩色京剧《沙家浜》。12月4日，科教片《中国猿人》。12月9日，越南故事片《阿福》。图为我积攒的1967年发行的文5 样板戏邮票中的几张，网查一套新票现值五千多元。
文革中一场运动接一场运动，1970年又开始了“一打三反”。据日记记载，1971年唐山市至少召开了七次公判大会，甚至有16岁的中学生被判刑。那时虽然不再有大规模的打砸抢，然而“家庭出身”仍然像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上初一时，一次老师当众表扬了我和另一同学，竟被几位"红五类"出身的同学告状到校革会和工宣队处，说老师“打击贫下中农子女”云云。初二时开始发展团员，但无论我怎样努力，每次都没我的份。日记中不知记录了多少次老师、团干找我谈话，不断检讨入团动机以及心中的委屈，其实原因就是家庭出身，一直到初三上学期结束时我才入团。
初二学年于1972年2月初结束，1月10日我们开始了野营拉练，一路上“穿过了烟囱林立的工厂区，路过了披上银装的梯田”，于晚上6点到达第一个宿营地——双桥公社马家峪大队。第一晚全班女生分住老乡家的两间屋子，大家十分兴奋，“第二天”早早起床，烧火做饭，打好背包。就在一切准备就绪时，唯一的一位尚未起床的同学睡眼惺忪地看了一眼挂钟说：“刚12点20分”。原来我们把时针和分针看反了，于是解开背包重新躺下。拉练途中还在老乡家包饺子，嘻嘻哈哈、歪歪扭扭地学挑水，大概一共走了十多天，后来就没有记录了。
这就是我的1971年流水账，拉拉杂杂地没有重点。1977年恢复高考，北京市的作文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回想1971年，也算得上是我的“战斗的一年”。当年发生的或大或小的貌似孤立的一些事情，被1971这根时间线串起来，还真是互相有关联的。尽管那是一个荒唐的年代，但我们有呵护自己的老师，有同哭同乐的闺蜜小伙伴，周末常常结伴骑单车去老师家玩，有着自己的快乐和烦恼。那时正是“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年纪，最多不过是在一个十几岁女孩的小宇宙中，世界局势的惊涛骇浪投射下几片涟漪。在那样懵懵懂懂的年纪，对外界发生的一切并不是很明白。
有人说1971年是40-50后的“觉醒时代”，不无道理，后来的五年里又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1972-1973年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时期，就是在这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们才学到了一些真正的知识，开始作大学梦。 1974-1975年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大学梦断，上山下乡。1976年更是天翻地覆，“丙辰清明”是我记忆中唯一的一次用干支年记录的当代事件。那些年最重要的收获是养成了终身学习的习惯，因此1977年高考录取率最高的就是我们这些经历过“回潮”的同龄人。后来我的日记写得越来越少了，进大学前则完全封笔。
历史的车轮继续滚滚，不觉间半个世纪过去了，自己也告别故土，移居异乡多年，只是近来似乎又有些轮回的意思。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摇滚歌星鲍勃·迪伦在一首歌中唱到：“你不会得到你不应得的，因为我们生正逢时。”在我们长大成人的那个封闭的年代，虽然从来没有听过鲍勃的歌，但他也唱出了大洋这边年轻人的心声。四川大邑县建川博物馆群落里有一个文革馆，选几张十年前在那里拍摄的照片结束本文，上方二图分别为1959和1970年10月1日的《人民日报》头版。据说1971年北京的国庆游行检阅因“913事件”取消了，《人民日报》头版也没有刊登照片，但我已全无印象。本文图片除特别申明外，均为笔者所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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