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泰山-看俞大維、李鹏的勒石》
一个外国出生的小子，‘有眼不识泰山’，能与大人物有什么交集？不信？还真有一点点。
那年突发奇想：杜甫诗云：‘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长这么大，没登过泰山，算什么‘纵横客’？打定主意：天下名山觅遍登。越洋飞机于是盘旋，降在沿海机场，转火车到达山脚的泰安站。
登山说起来容易，独行徒步上石阶7000 余，对体力是个考验。虽自小几度受过运动员严格训练，爬到最后几级也是双腿麻木，硬挺着登了顶。从南天门还要再上一层，好在不那么陡了。只有青天在上，景色空阔；环顾四野，齐鲁皆在眼底，荡胸生层云，如画般大小山峦起伏，再无此山高。登过此天下第一山的人，自有抒发不尽的豪情壮志吧？
回味经过的岩石上，有很多丰润浑厚，气势壮观、宏阔的大字石刻，多乃颂泰山之雄伟：如“登泰观海”、“天日苍茫”、“呼吸宇宙”、“置身霄汉”、“青碧丹崖”、“泰山乔岳”、“俯仰乾坤”、“天柱东维”、“与国同安”、“可摘星辰”等，其中不少是各代帝王的题刻。不知何故，毛没登过泰山，也没勒石。有两句话也是拍马小人刻的，未经本人授权，是赝品。
字数多的文人雅士题字，林林总总的不少，风雅有韵味。也有兴之所至， 大片‘题词’之现代名人。字写得最差的当属曾位居总理的李鹏先生。无论谁来评说，也根本超不过普通中学水准。内容不过是党八股的陈词滥调，非要勒石，永远献丑。字写得好的是俞大维先生，扎实的古今中外文化修养，溢于言表。俞先生和我隔了几代人，不太了解，只知道是两岸学界公认的前辈高人。一位朋友给我补课，来了一个email ，才惭愧自己孤陋寡闻。今愿与诸君分享：
1958年8月23日下午6时30分，中共用沿海各据点340门苏制大口径火炮，突然疯狂轰击金门，24小时落弹5万7400发。金防部陆海空三位副司令官抗日名将吉星文、赵家骧和张杰被炸死，时在金门巡视的国防部长俞大维，也被炮弹炸伤头部。据说，共军有情报知道俞大维当天在金门，故第一波炮击即集中金防司令部，意欲杀俞大维而后快也。
星移斗转，换一个场景，四十一年后的北京，1999年9月18日下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召开大会，表彰研制「两弹一星」有贡献的元勋23人，由‘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代表致答词，他开宗明义说：
“今天受奖者大都是七十岁以上的第一代科学家，在座者有第二代梯队及第三代梯队，我们第一代梯队对国防科技发展的成就交出了一张成绩单，算是对国家的期望有了一点交代。在此我要特别告诉大家，有三位先贤前辈是我们这一代人永远感恩与怀念的，由于他们三位的远大眼光，以及培育人才的宽宏胸襟，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才有今日的开花结果。”
是哪三个人呢？钱学森说：
“第一位就是俞大维先生。例如在场的受奖人任新民、屠守锷、姚相斌、孙家栋、黄纬禄、徐兰如、沈正功及谢光选，都是在俞大维的兵工厂及研究机构工作或出资送出国留学，培养出来的人才。”
听到这里，在座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报以热烈掌声。可能这位科学家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严谨态度，一时也影响了政治人物。
钱学森表示感恩和怀念的三位前辈，都是著名科学家，他们是：俞大维、吴大猷和翁文灏。吴大猷曾任中研院院长。年轻的人可能不太知道翁文灏，他是有名的地质学家，后从政担任过行政院长。1949年大陆巨变，他到法国避难，1951年回大陆，1971年辞世。
钱学森提到三位先贤，但是他特别强调俞大维博士：
他曾就读美国哈佛大学数理逻辑博士，德国柏林大学听过爱恩斯坦讲相对论。回国救亡，以学者身分受邀从政，于1933年初担任国民党时代军政部兵工署署长，主管全国军火武器之研发与生产制造。俞先生上任后，中日大战一触即发，不可避免，立即从德国、瑞典及捷克等国购买先进武器，弹药、枪炮材料，引进有关科技，大力整顿金陵、汉阳，巩县及上海等各大兵工厂之生产方法，革除陋习，并有独到的创见与建树。
钱学森有中国航天之父的美誉，他推崇俞大维说：
“俞大维深知工业的发展，要在科技研究方向扎根，所以在抗战军兴之前，即成立许多研究发展机构，如理化、应用化学、弹道、精密工具和光学等研究所，并高薪聘请德国弹道学权威克朗兹（Cranz）博士来华教导协助，同时在国内延揽理化方面专才随克朗兹工作，培育了许多兵器与弹道方面的人才。1937年中日大战爆发，俞大维奉命将全国二十多个兵工厂迁移到大后方，抗战八年期间，国军作战所需轻兵器和弹药不曾短缺；而兵工厂也培育了大批兵器与弹道专才。”
钱学森接着说：“在我国导弹研发领域中，我钱学森不过是理论上及精神上领导者，而在硬件设计、工艺、实际生产制造等方面都是任新民、徐兰如及谢光选这一批出身兵工厂的人，领导一群技术工人的集体成果。”
钱学森最后感性地说：“俞大维主持兵工厂业务长达十四年，有‘兵工之父’的美誉。他是中国近代国防科技发展史上第一位大力开拓、耕耘、播种，灌溉、施肥的始祖和园丁，我们不能忘记他。”
尽管俞大维博士对中华民族和海峡两岸都有巨大贡献，但在台独去中国化和‘教改’的操弄下，一般人尤其年轻人对他可能很陌生了。
俞大维的家世和求学过程都有点与众不同。他祖籍浙江绍兴，1897年生于湖南长沙。祖父俞文葆清代举人；父亲俞明颐曾任道台。母亲曾广珊，是曾国藩的孙女。妹妹俞大彩，是台湾大学前校长傅斯年的妻子。一代大儒陈寅恪的母亲是俞大维的姑母，陈寅恪的妹妹是俞大维的夫人，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祖父陈宝箴与俞大维的父辈、祖辈都相交很深。
俞大维童年在上海，即学会多种外国语言，并深得数学和化学之诣趣。自圣约翰大学毕业后，1918年负笈美国哈佛大学，主修数理逻辑，三年12门课，统统拿A。拿到哈佛博士，又前往德国柏林大学留学，继续攻读德国哲学及数学及军工，听过爱因斯坦讲授相对论。
从哈佛到柏林，前后七年，俞大维都与他表哥陈寅恪同窗共处。他们是两代姻亲，三代世交，七年同学。傅斯年曾说，俞大维和陈寅恪，是中国最有希望的两个读书种子。
俞大维在政府官员中虽以博学著称，但是他最为大家赞誉的，还是他的清廉。美国两位在华记者芭芭拉?塔克曼在她的著作《史迪威传》以及怀特在《霹雳中国》中，都多次批评国民政府官员贪污腐败，却极力推崇俞大维清正廉洁。
1956年9月28日，美军太平洋区总司令兼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史敦普(左)上将夫妇，结束五天访华活动，乘专机离台飞往冲绳，国防部长俞大维(右二)、海军总司令梁序昭(左二)等人至机场送机。（图╱本报资料照片）1956年9月28日，美军太平洋区总司令兼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史敦普(左)上将夫妇，结束五天访华活动，乘专机离台飞往冲绳，国防部长俞大维(右二)、海军总司令梁序昭(左二)等人至机场送机。（图╱本报资料照片）
俞大维在德国后期转为研修军事准备抗日，曾参与国民政府购买德国军械，被政府任命为驻德国商务调查部主任，后来多次督导采购外国军需物资。按照国际惯例，收取工厂佣金是天经地义的事，至于暗箱操作，就更难防范。但俞大维自始至终，一身清白。为了防止弊端，凡是大规模的订货，俞大维都亲自参与。1930年他奉命采购欧洲有名的博福斯（Bofors）生产的75型山炮，他亲自到工厂所在地瑞典去洽谈。当时政府每年都向该厂购买12门这种山炮，厂方也照例为他准备了12门，并告诉他将有一笔不菲的回扣。当他知道这笔回扣正好可购买3台同样规格的山炮，立即说：希望你们赶工，15门山炮一齐交货。
中国研发原子弹，并非始自中共，国民政府早有计划：1945年11月，军政部部长陈诚、次长兼兵工署长俞大维，邀请吴大猷（物理）、曾昭抡（化学）与华罗庚（数学）商谈研制原子弹。
专家意见是我国毫无基础，要先由培育人才着手。陈、俞采纳此议，聘吴大猷、曾昭抡及华罗庚三人率领王瑞駪、唐敖庆（化学）、孙本旺（数学）及李政道、朱光亚（物理）于1946年赴美研习。俞大维还以兵工署的名义向国外派了不少研修生，后来，这些人才为「新中国」国防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抗日虽然胜利，内战反而更惨烈。1949年形势骤变，俞大维随政府到台湾。1950年3月，蒋介石任命俞大维为国防部长，他因耳病未就职，改任驻美采购主管。1954年，蒋再度任命他为国防部长。俞大维既不是黄埔出身、也不是国民党员，当然谈不上是蒋介石的亲信、嫡系。但是蒋坚持要他担任国防部长这样的要职，充分显示对他的认识和信任。
俞大维最忌将时间耗费在开会与应酬上，上任第一天，讲了五分钟的话，就搭乘军舰到金门、马祖、大陈巡视。他在职期间去大陈、马祖、金门各岛130次以上，平均每两周去一次，人称国防部长的办公室在金门。他的信条是：
我不能去的地方，怎能派我部下去呢？
俞大维担任国防部长，坚持任人唯贤；他说：我用人就不问是否出身黄埔或行伍，只要忠诚能干又肯干者，我皆喜欢。
在历史上，君臣之间肝胆相照、推心置腹如唐太宗与魏征那样的典型，极为少见。进入民国时期，蒋介石与手下的文臣武将貌合神离甚至明争暗斗者也不在少数。但是，蒋与俞大维的关系却是个例外。
俞大维自幼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精读古籍，博览群书，更重要的是他以效法圣贤为人生目标。他曾向母亲询问曾国藩的做人处世的准则，老夫人说：
文正公一生严明治军，谨慎治事，勤俭治家，恪守民族传统美德，不近人情的事不做。
于是，‘不近人情的事不做’这一条，成为俞大维生平恪守不渝的处事原则，他在《九十随语》中说：
自幼及长，影响我最深的，是母亲经常对我转述曾文正公的一句话——不近人情的事他不做。我也是如此，不近人情的事，我不做。母亲是曾文正公的孙女，这句话由母亲说来倍觉平易深远，我因而终身奉行不辍。
俞大维与蒋介石并无渊源，国难期间他毅然从德国回来为国家效力，从兵工署长、交通部长做到国防部长，在常人眼里，多半会认为他与蒋介石必然过从甚密，但据俞大维自己说，他与蒋见面机会不少，但谈话次数极少。
俞大维感到蒋介石信任、厚待自己，又没有在他身边安排亲信监视他，或对他有所掣肘，自己没有后顾之忧，在国外所学的专长有了充分施展的机会，基于这些，俞大维深深感念蒋介石的知遇之恩。
抗战胜利之后。当时兵工署尚未回迁，俞大维正在重庆侍奉母病，联军要求蒋介石速派深晓军械的俞大维到上海，接收日军一座重要军械库。这事使事母至孝的俞大维陷入两难，他写了一份‘陈情表’给蒋介石，称自己‘报国之日长，报母之日短’，请求另派他人。
蒋介石不但没有怪他‘抗命’，反而派专机并配备了医护人员将俞大维母子接到上海。此举不仅使俞大维能够到上海履行公务，而且使俞母的病得到及时和最好的医治，使俞大维得以忠孝两全。这件事更使俞大维对于蒋感怀，在国府撤离大陆时，毫不犹豫地随蒋同行。临走时，周恩来曾通过俞大维的近亲极力挽留他，俞大维表示，对于国民政府前途的艰险他很清楚，但若不报蒋先生的知遇之恩，便是‘不近人情之事’，而不近人情之事他是发誓终生不做的。
俞大维效古之君子，报知遇之恩，主要是通过恪尽职守、做好工作来体现，并不是挂在嘴上，或者是时时跟随左右，奉迎唯诺。俞大维晚年曾对人透露：
总统府和国防部同在「介寿馆」。他的办公室与蒋的办公室有一道暗门相通，可以随时见面，但是他们两人谁也没有用过那扇门，可见他们是互相理解、互相信任的。
蒋介石去世后，每逢忌日或冥辰，俞大维必去慈湖陵园叩首谒陵，风雨无阻。晚年的俞大维行走不便，以轮椅代步，依然每年两次谒陵，泣下不能自已，常常感动在场的谒陵群众。
1977年，俞大维身体大不如前，于1月20日立下遗嘱：
余追随故总统蒋公四十七年，曾任兵工署长、交通部长、国防部长。赖蒋公专纯信任，得达成艰巨任务，知遇之感，永志难忘。
余去世以后，遗体火化，不举行任何吊祭或纪念仪式，亦不得收受亲友赙赠，骨灰由长子扬和驾机撒于金门海面，先飞过故总统蒋公之陵寝及故副总统陈公之墓园，以致余最后之敬礼。
立了遗嘱十六年之后，俞大维于1993年初皈依佛门，法号‘净维’，当年7月8日辞世，享寿96岁。遗嘱将藏书分为两类，军事科学书籍捐赠三军大学，文史哲及自然科学计7000余册，捐赠台湾大学。
晚年的俞大维对两岸关系十分关注。他曾对人表示，希望两岸和平，不要再起干戈。他说：
凡是打过仗的人都不愿意看到战火重燃，因为战争只能带来灾难，对谁都没有好处。
对于俞大维这番话，不知今天两岸还有多少人听得进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