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往事
——忆胡志明主席
1961年胡志明在河内主席府接见陶斯亮一家（左起陶斯亮、曾志、胡志明、陶铸）
胡志明对中国有特殊感情，他不仅会讲中国话(特别是粤语)，而且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都是朋友，来中国如同走亲戚一般频繁和自然。这浓浓的中国情结由何而来？它缘起于大革命时期，胡志明在中国，特别是在广州，以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与中国共产党人并肩战斗，一起走过血雨腥风的艰难岁月，为中国的民主富强做出了无私的奉献。在此期间，他创立了越南共产党，之后返回祖国，领导越南的救国运动形成熊熊燃烧之势。
胡志明主席于1959年在广州与陶铸、曾志合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胡主席常来广州，因此与我父亲也建立了深厚友情。1961年3月，应胡主席邀请，我们全家访问了越南。在河内主席府，我们受到胡主席的热情会见。他先跟父亲热烈拥抱，再与母亲紧紧握手，最后给我来了个“吻颊礼”。胡志明年轻时曾留洋法国，所以懂得这些洋礼节。但我那时不懂事，对胡伯伯的“吻”觉得不好意思，轻轻嘟嚷了一下。父亲悄声对我说“让老人家亲一下有什么关系么！” 胡伯伯确实喜欢孩子，他经常邀请一些孩子来主席府玩耍。这次为了我，他又找来了好几个越南青少年充当小主人，让我们一起看越南画报，一起参观主席府(一栋并不恢宏的法式建筑)，并在主席府台阶前合影。这是一次家庭式访问，没有繁文缛节那一套，从头至尾都亲切自然，有种宾至如归感。我们在河内游览了独柱寺、还剑湖等名胜古迹。又进入越南腹地参观了高品位的铁矿和一些企业，最后来到人间仙境下龙湾。下龙湾的景色与桂林相似，但是无论气势还是规模都更胜桂林一筹。那是因为它的石灰岩山峰全都耸立于海面之上。试想啊！在碧波万顷的大海里，散布着1600个丰姿秀仪的独立山峰，要不是上天的杰作，人间哪有如此奇观？我们中国客人个个对眼前的景色惊叹不已。
下龙湾管理处的同志请中国客人题词，父亲没有推辞，第一个留言，他的字好，那笔“陶式”狂草赢得一片掌声。母亲字也好，刚劲有力。最后越南朋友客气地、但是不容回绝地让我也写几句话，我那时的感觉是恨不能有个地缝让我逃跑，因为我的字丑得不能看，用父亲的话是“鬼画符”，如今这洋相要出到外国来了！
我四处哀告，可连父亲都笑着鼓励我“这么美的风景，你就写几个字吧！”无奈抓起笔来，但脑子一片空白，一个字都蹦不出来。看我呆若木鸡的样子，中南局大秀才、宣传部长王匡出面解救，他说：“你就写‘人人都说蓬莱好，如何比得下龙湾！’” 众人皆喝彩。于是我用毛笔哆哆嗦嗦地写下了这行字，唉，整个一个惨不忍睹啊！由于要上学，我必须提前回国，于是独自从下龙湾返回了河内，准备经南宁回广州。当天傍晚，我被告知：胡伯伯明早要请我共进早餐，我当时除了有点惊讶外，并没有什么其他感觉，反而现在回忆起来心潮难平。第二天大约七点钟，我被接到胡伯伯住所。胡伯伯是个没有家室的人，他住在一栋小小的傣楼风格的小木屋里，楼下的凉亭是开会的地方，楼上是他的居所。我受宠若惊地被胡伯伯邀请到楼上去坐。楼上只有卧室和办公室两间小房子。作为一国元首，没有哪个能比胡志明更简朴。他的办公室内只有一张桌和一把椅，根本没有沙发之类的家具。
胡伯伯拉着我席地而坐，一老一小无拘无束地聊天。记得最请楚的是胡伯伯问我未来的志向，我说父亲想让我当一名眼科医生，大学毕业后可通过交换生的方式到中山医学院眼科医院工作，从师著名眼科专家毛文书教授。“很好，当眼科医生好。” 胡伯伯笑眯眯地说。若不是文革浩劫，我的眼科医生梦真沒准能实现。近距离端详胡伯伯，发现与照片上的他一模一样。精瘦精瘦的身躯，蕴藏着无穷尽的力量，清癯的脸上蓄着白胡须，眼含笑意，无比慈祥。身上穿着的，是所有他的照片上从来不变的那套灰色布衫，脚上是双越南特有的用橡胶轮胎做的凉鞋。我从越南带回一双这样的凉鞋，在上海二医大，由于实在忍受不了解放鞋的烧脚而穿了一次，谁想竟受到批评，可这就是越南农民穿的鞋啊！我和胡伯伯，就我们俩人，坐在地板上开心地聊着，我完全忘了眼前这位慈眉善目的老人是越南至高无上的“国父”，觉得他就像一位邻家老伯。如今回味，方觉胡志明有着强大的人格魅力，他散发的气场能让人愉悦放松， 心灵互通， 同时又有崇高非凡之感。五年后，1966年国庆节，当我在天安门城楼见到毛主席时，兴奋紧张得语无伦次，那感觉与见胡志明完全不一样，毛主席是高山仰止，而胡志明是大地坚实！胡伯伯送了我三样礼物，一个是苏联伏罗希洛夫元帅送给他的小巧的不锈钢日历架，一个是印尼苏加诺总统送给他的象牙裁纸刀，还有一个是越南手工镶嵌的漆盒。胡伯伯将这么珍贵的礼物送给我，我本应珍惜有加，可惜文革中家被抄了九次，小日历架和裁纸刀都丢了，所幸那只漆盒保留至今。
1961年陶斯亮在河内与越南靑少年合影步行到主席府去吃早餐，一张很大的西餐桌，我们坐在桌端。虽是西式早餐却是非常简单，一杯牛奶，一个煎蛋，仅此而已。看来胡伯伯顿顿早餐都是这样的，而且都是一个人吃。回国后不久就收到胡伯伯寄给我的一个大大的包裹，还未及拆开看，父亲就让我转送给了我的一位生病且又家贫的同学，所以包裹里是啥东西我至今不知。礼物虽没留下，但总要给胡伯伯写封感谢信啊！我坐在桌前冥思苦想，搜肠刮肚，总算写了一纸对胡伯伯崇敬与感谢的话语。嗯，结尾一定要给力，要有“神来一笔”！但那惊人之语无论怎样抓耳挠腮就是想不出来。偶一抬头，见房间里有张宣传画，画上有一行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眼前一亮，就抄下这句话做了结尾。
我很得意地拿信去给父亲过目，看到后面他皱起眉头来，指着结尾那句话说：“用词不当！这句话你不能用！” “怎么不能用？本来就是知己么！” 我跟父亲犟，我的潜台词是，你们谁也没有从胡伯伯那里得到过如我般的待遇，因此我与胡伯伯就是“知己”！父亲见我如此不开窍，更严励地说“胡主席是越南党和国家的领袖，你一个小孩子家怎么能称胡主席为‘知己’？胡闹！这句话必须改！” 如今回忆起当年的这个不当用词，不禁莞尔，但胡伯伯能给我一种“知己”之感，一个乡里乡亲的老伯之感，而不是神一般的一国之尊，也说明了胡志明特有的气质，在他的胸怀里，不仅有江山，更有人间！
转眼到了1963年，学校放暑假，我去郑州看望正在那儿开会的父亲。父亲让我每天到郊区农村走访，看看农民的真实生活，增长社会见识。每天一吃完早饭，秘书便带着我骑自行车到郊区四处转悠。可能是此时农村已经从大饥荒中挺了过来，也可能城郊农民的日子好过一些，所以这次下乡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反倒是文革中，在大西北看到那触目惊心的贫穷让我痛哭流涕。在我眼里河南人真挺好！每户农家对我们都既热情又真诚。虽饭菜一般，但西瓜真甜，至今垂涎。我上交给父亲的考察报告叫《河南老乡》，弄得父亲泣笑皆非。8月上旬，河北和河南暴发了特大水灾，有的地方四年的降水量在四天内一泻而下，河北、河南变成一片汪洋。到8月下旬，开学在即，我必须赶回上海，但坐火车已不可能，于是父亲破天荒给我买了一张从郑州飞上海的机票，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坐民航机。当时都是小飞机，往往要经停几个城市，加油和上客人。我坐的是从北京起飞，经郑州飞上海的航班。登机后，发现机上的旅客主要是一群越南人。我被一位美貌的越南女子所吸引，她身材高挑，五官秀丽，皮肤白皙，穿一身越南民族服装，更显婀娜。我在欣赏越南美女时，自己也被身旁的一位越南中年男子所打量，看到他那疑惑不解的神情，我不禁心里暗自发笑，他一定在猜想：这个中国女孩子是什么人呢？看上去像个学生，拘束、朴素，穿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脚上是双露趾的破布鞋，拎一只广东不论城乡都最常见的旧藤箱。可这么普通的女孩子怎么能乘飞机呢？要知道六十年代能乘飞机的人，比现在坐“宾利”的土豪更稀罕。
就读于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时的陶斯亮他开始跟我搭话了，原来他会说中国话，而且说得很好。他告我他是越南电影局局长，率代表团去苏联参加“莫斯科电影节”，那位漂亮女子就是越南参赛电影《侯四姐》的主演。此次是回国途中，受上海电影厂邀请去上海访问。范局长主动介绍完自已后，就开始套我了，我哪儿是他的对手啊！三下五除二，没用多少时间就把我了解个底掉。不过旅途中有这样一位健谈的邻座还是很开心的。飞机降落上海机场后，从舷窗我看到一群人走过来，我一眼就认出了《红色娘子军》中吴琼花的扮演者祝希娟，她因这个角色而红遍中国。让我吃惊的是角色与演员本人反差太大了，眼前的祝希娟清纯秀气，穿一件粉红色连衣裙，捧着一束鲜花，一点怒目圆睁的吴琼花的影子也没有。趁范局长被中国同行簇拥之际，我悄悄溜了。过了没几天，我收到范局长的信，是封翻译成中文的信。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父亲写给我的那么多信都被红卫兵无情夺去，而这封信居然能保存至今，也算是个奇迹了。在那个荒诞岁月，若这封信落到别有用心人的手里，足以定我个“里通外国”罪。范局长的信是这样写的。我在上海的这些日子里一直等候着你给胡伯伯写的信，可是没收到。如果胡伯伯接到你的信的话，我想胡伯伯一定会很高兴的。假如你还没有写，我希望你赶快写吧！别再犹豫了。信可寄给我，我会替你转给胡伯伯的。今天当我向上海告别时，遗憾得很，没能见到你。我在上海的时间很短，但是在我心灵深处已铭刻下了许多美好印象。这是我永远忘记不了的中国共产党诞生和鲁迅先生斗争过的城市。正要告诉你，我很荣幸地见到了刚接好断手的青年工人王春梅同志(注：应为王存柏)。我极为钦佩和尊重他。这是医学界的榜样。希望你今后也能这样为人民做出巨大贡献。别忘了我对你说的话，多写日记，这是提高自已思想和培养共产主义国(际感)情的好办法。有时间应多看些文学作品。我很高兴的你也是一个爱好文学和电影者。我希望能收到你的信和相片。虽然你是我刚认识不久的一位中国青年，但我很喜欢你并永远忘不了。我将向我的女儿和越南青年人讲述你脚上穿的一双补丁鞋(原信译者注：说的乃生活朴素)。
看罢范局长的信，我笑着对同学说：“想不到我一双破布鞋还为国争了光呢！”
越南河内主席府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胡志明主席领导下的越南，与中国岂止是“同志加兄弟”，简直是鲜血交融、生死与共的一家人。没有胡志明，越南就打不垮法、美两大强敌，也就不可能实现统一。没有胡志明，中国也不会不计代价地援越。中国先后派各兵种32万余人秘密参战，牺牲上千人，伤上万人。援助越南200亿美元(六七十年代绝对是巨款)，其中93·3%为无息贷款。而中国在长达11年里的这些付出，只是在1979年中越关系恶化后，《人民日报》才披露出来。时光荏苒，在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我与越南不再有联系。胡主席和毛主席先后去世，中越关系大起大落，友敌交替，甚至兵戎相见。在经历了一场血腥战争后，两国关系又慢慢回暖，因此我才有了第二次越南行。
胡志明故居2001年12月，我随一个旅游团再次到访越南。此时的越南也已开放改革并初步繁荣，街面上的杂乱与精致的法式建筑混搭成一副特殊景象。主席府与胡主席故居已向游人开放，我得以重温青年时代引以为傲的那一幕。啊，依然是那个掀开一角桌布的餐桌，依然是那座傣式木楼和那两间小屋，小屋内依然摆放着一桌一椅，一切竟与我记忆中一模一样。但我突然间明白了，一般胡志明是不会邀请客人上楼的，因为他没有多余的椅子供客人坐，而我没关系，可以席地而坐，才有此殊荣。中国游客在观看时，有的惊叹，有的小声议论，都为胡志明简朴到清贫的生话所感动。
曾在一篇文章中看到，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对胡志明说：“你说世界上有清官，我就没见过。无官不贪，只有多少之别，没有真正的清官。”(见中共中央文件，国防大学编三卷本文革资料)。如果说毛主席彻悟到人生而有贪欲，从而要严加防范那是对的，文革前的干部队伍基本廉洁是不争的事实，而当下的腐败也印证了毛对官吏本质的洞察。但防贪反腐不从建立法治社会来解决，而是靠搞群众运动，什么“三反五反”，什么“四清”，这些都是锯箭疗伤，治标不治本。再说毛泽东说得也太绝对，世上没有绝对的东西，他面前的胡志明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清官。如果仅仅将胡志明当成一个清官，那就看低他了！他非凡的伟大，是我在写这篇回忆文章时顿悟到的。五十年代末或是六十年代初，从父母的交谈中，我不经意地，断断续续听到些有关胡志明个人感情的议论，当时根本没往脑子里去。但现在将这些记忆的碎片拼接起来后，觉得十分震撼，一个圣人在我脑海里站立了起来。
胡志明1923年在苏联一般人都知道胡志明没有婚姻，没有家庭，没有子女。其实共产党不是清教徒，早期共产党人都是最具有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一批年轻人，胡志明也不例外，何况他还相当地英俊。从他在苏联拍的一张相片看，西装革履的他，有一张轮廓鲜明的脸庞，黑而大的眼睛异常明亮而深邃，即便用今天的眼光也是很帅的。
大革命时期在广州，他曾有过一位中国妻子，回国后，投入到越南的民族解放事业中，残酷的战争环境，不允许他维持这段异国婚姻。待胡志明当上越南共产党主席后，和平的环境让他蒙生了想要一个家的愿望。
以他至高无上的权力，什么样貌美如花的越南女子找不到？但他心中偏偏装的是一位中国老战友，一位老大姐，可见胡志明是用情多么深的一个人，这份感情在他心中究竟珍藏了多久？不是十年八年，而是几十年啊！
他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家庭的要求，中方乐见其成。但越南劳动党中央却以组织的名义反对胡志明结婚，理由是胡志明已成为国家象征，民族英雄，人民领袖，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越南，在人民心中有着“圣人”的地位，如今突然要结婚，且是一名中国女姓，恐怕越南全党全民都无法接受。胡志明无条件地服从了越共中央的决议，一直到1969年79岁去世时，都一直过着“有国无家”的清廉生活。“清清白白皆为民往，忙忙碌碌皆为国来”，他真正做到了为越南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以至今是越南人民心中永恒的伟人。全世界的国家元首，能做到像胡志明这样的绝无仅有！你也许可以说圣雄甘地的苦行僧与禁欲主义可比得上胡志明，但我要说，甘地远远还没有尝到最高权力的滋味，而胡志明已在权力的颠峰之上了！权力，才是对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最好试金石。
周志兴按
那天参加《胡耀邦》（三卷本）出版座谈会，我恰好坐在陶斯亮大姐旁边。我利用主持人的职权之便，点名请陶大姐发言。因为我知道，她对耀邦有着很深的感情，也很了解。她说了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她说，我妈妈眼睛多毒啊，她说耀邦是党内最真的人。
读书会上的陶斯亮大姐
陶斯亮的父亲陶铸，是党内重要的领导同志，她的妈妈曾志，也是在战火和艰难困苦中走过来的，自然有一双火眼金睛。陶大姐本人又何尝不是有一双火眼金睛呢！她当过医生，在中央统战部当过副局长，当过市长协会的秘书长，现在还当着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主席。当着这个主席，听力自然是好的了，其实眼力也好，从她在会上的发言看，她对于人物的理解，入木三分。
其实，陶斯亮的大名，最早是和她的一封信有关，那封信，是写给她的父亲的。那是在1978年12月，一篇长达万余字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在《人民日报》发表，引起轰动。女儿对含冤而逝的父亲的无尽思念，勾起了无数饱经乱世离合者的共鸣。陶斯亮因而闻名全国。《胡耀邦》（三卷本）出版座谈会后，陶斯亮大姐对我说，我有一篇写胡志明的文章，想发给你看看，能不能在共识网发表？她很谦虚地说，共识网的文章思想性都很强，也许我的这篇不合格。我当然很高兴，正好共识网的副总编袁训会在场，我把训会介绍给了大姐。第二天，训会就收到了陶大姐的邮件，开头写了一封信，也很让人感动。她是这样说的：今将回忆胡志明一文投寄“共识网”。“共识网”是网络思想高地，发表文章多以政论和理论文章著称。而我写的是篇散文，不知合乎贵网风格？请斟酌。因颈椎病的缘故，我一般不伏案写作，都是用“e人e本”靠在椅上写的，所以版式很不规范，请你修改调好后再请周志兴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