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娄）字一号文件》

12.《文（娄）字一号文件》

1962年六七月间，我已在工厂做汽车机修钳工学徒，适逢天津大学的亱大学公开召生，它是本科四年制，设有 机械制造工艺和设备，工业企业电气化，工业控制仪表和自动化，化学工程四个专业。

在大约四百名考生中录取了四个班，总共不到二百名。学生来自于天津各工厂企业机关学校，有高中，中专以上学历的工人、干部。我和同事朱君一起报名，他是上一届的二十一中高中毕业生 ，在我们六一年进厂的50多名学徒工中，仅有4个是高中程度。经过数理化考试，朱君和我均获录取。他在工业企电器化班，属于动力系；我在工业控制仪表自动化班，属于精仪系。

九月初开学了，每周有四五个晚上有课，像日大学的课程一样，专业基础课往往几个班一起在阶梯教室上课，机械零件由钱耀绪教授执教，机械原理由教研室主任刘平娟（教授/讲师）担任。老师讲课内容丰富精采，同学都有一定实践经验，师生互动频繁且有效。上机械制图课程时，同学往往提出的都是技改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老师们分外高兴，耐心细致地解决问题。上机械零件课时，有经验的同学们甚至会按老师要求，带些产品零件或半成品组合件来作示范。唯一可惜的是减员厉害，开学时一班约有50人, 学期未就少了差不多一半。究其原因，主要是三班倒的同学难以为继，其次是有的同学所在单位要去支援大小三线，不得已离开了天津。

这时想到当初进厂时，刚到厂报到，曾经有机会选择去救护车调配站学驾驶，开小救护车。不仅工作条件好，而且工资高。每月38元，一年以后47元。

正副厂长要我回家和母亲商量，却遭到她坚决制止，她说：“汽车驾驶不算一门手艺，以后人人都要会开汽车的。” 她说：你就沉下心来，踏实当学徒，认真学一门压身的技兿吧！”

我所在的洒运汔车修理厂，是只有白班的工厂。我的师付又是通情达理的八级钳工。看到我学的机械制图已经能在车间生产中派上用场，非常支持我的业余学习。平时厂里加班，他会安排别的徒弟上，一到五点就轰我下班去上课。

母亲还安排我在工厂背后，十二段工人新村舅舅的岳父岳母家吃晚饭，五点十分进门，老两口饭菜已经摆在桌上，有稀有干，热热腾腾。吃饱上车，飞驰到到天大。就这样，在家人，亲戚，工人师傅们的支持下，我每天像陀螺一样，三点一线连轴转。

大约六三年前后，天大负责夜大学的刘瑞福（教务）副处长，告诉我们几个班长一个好消息：“天津市政府刚刚下了一个红头文件，文（娄）字一号文件，明文规定，每周多给业余大学学生半天学习时间…” “你们几个班干部尽快传达给同学，各自回本单位去争取。”

原来这是天津刚上任不久的娄凝先市长的一项德政，意在加强天津工业企业的技术力量。回厂一问，人事科确见此文。从此，我和朱君，周六下午，直接骑车到水上公园湖滨轩，买一壶茶水，坐下来静心完成作业，复习和预习功课。这每周半天读书时间，对我们坚持学习确实居功至伟。

六五年中，大三快结束了，我觉得在汽车大修厂的工作还是和机械制造工艺及设备接触多些，就向刘瑞福处长申请转了专业，获准从精仪系转到机械系。这时，到机械班一看，算我在内只有十一人，工仪班和企电班都不过剩下五六个人了。

一天，上班时间，人事科的于干部把我和朱君叫到办公室，他说：“你们知道吗？娄市长调走了，文（娄）字一号文件不执行了，你们的半天学习时间没了！” 我们看着他，好气又好笑，心想，你就这水平！又不能和他硬顶，只好客气的提醒他：“不会吧？政策不会因人而易吧！您是否先问问李厂长再定不迟。” 后来，他可能真问了李厂长，据说碰了一鼻子灰，他哪里知道，李厂长也在新华业大攻读机械工程。哈哈，后来再也没有听于干部提过此事。

那位于干部，早在我们上大学的第二年。另外一位有高中学历的学徒工，住在香港路的韩君也想循例申请报考夜大学，开介绍信时就遇到他的阻扰，他公然称我们是“漏网之鱼”，不再给开介绍信，韩君未能如愿。

文革当中的一天，早晨上班时听师兄弟们笑谈说：“昨天晚上于干部被人事科的科长从派出所领回来了！” 原来他办了一件糗事：“一位交通民警，看见远远过来一个小红点，走近才看出是一辆自行车，没有车灯，车把上插着一根香烟，微微的闪着红火。交警拦下他一问，才知道他还是工厂的保卫干部，毫不客气地通知保卫科把他领回。”

事后，几个胆大的工人兄弟常常和他开玩笑：“小于，来棵烟，点个火！” 不久，他就自己申请调走了。

我们顺利的在 “文革” 前，1966年6月，完成了大学本科学业。早早在厂里干起技术员，工程师的工作。又过了十多年，多亏了天津大学，负责夜大学的刘瑞福处长的支持和帮助，我们这些66届的天津大学夜大学毕业生，在1979年，拿到了迟来的天津大学本科毕业证书。

它来之不易，改变了我们后来的人生轨迹。在改革开放的大潮里得以各尽所能回馈社会。

每念及此，就想到了娄凝先市长，李佩伦厂长和刘瑞福处长，我们生命中的贵人和导师！永志难忘。

吴西 09/2020

附：娄市长大公子语

请向陶宏惠转达我的谢意。文章所提到的那个文件应当是真的而且应是1962年或以前的时间下发的，不是64年的事。因为63年底我父亲调去南大。那一年市领导变化较大，胡昭衡杨拯民从外省调来，我父亲和杨振亚李士曾调走。我父亲在任时主管天津教育，特别在那几年天津的业余教育发展很快，搞得比较好走在其他省市的前面，62年左右还在天津开了全国经验交流会。文章作者赶上了那一拨受惠一生，不可重复的机遇铭记至今，偏巧让老同学陶宏惠看到了，也是缘分！想起她的邮箱地址有个“2006”，我的邮箱地址也有一个“2006”，大约都是那年建的邮箱，又巧了。[Grin][Grin][Gr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