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味蕾很可能在那一年就已经被彻底摧毁，诛杀殆尽。所以我对美味既没有理性认识也没有感性认识。
那时候，尽管觉得与邻里相比生活条件并不算低，但还是记不起来有什么值得留恋的食物。
老话说人得吃过见过很，这重要，有了见识才能避免在大庭广众露怯，贻笑大方。
我没有，我脑子里不存储任何菜肴的名称，也没有想起来就能流口水的食物。我一直对饮食比较厌恶，那个过程从头至尾耗费大量时间，最终的结局确是什么都没得到，它们参观过我的内藏后，留了点打赏就都走了。
姥姥家倒是每天都有好吃的，而在孩子们的世界里大多是饿，不是馋。只要吃饱了就不会为了好吃再坐到餐桌上。
我家的伙食很单一，他们两个也不会做什么，也没有什么食材供他们做。
他们上班的时候，家里有半锅米饭，还有一碗肉酱。
我在炉子上烧一壶开水，盛一碗饭。等水开了先倒进碗里，浸泡米饭，其余的水灌满暖壶。
随后拿起汤匙把那些石子一般坚硬的米粒分开，充分接触热水，过几分后就可以吃了。
肉酱是个好东西，它包含了荤菜和咸菜的所有特性。每吃一口，都会因口中肉粒的多少、大小获得惊喜。
唯一的缺陷是肉粒太少。
其实我好像每天都很饿，总是到处翻东西吃。夏天可以吃个西红柿，或者一条黄瓜。
我还见过有同学吃生茄子。吃的嘎吱噶吱响，像一条啃骨头的狗。
冬天就没有任何可以即食的东西。土豆和大白菜没法洗了就吃，糕点和饼干只有春节的时候才有，那也得有计划的吃，得大人同意。
有时家里蒸馒头，就拿个馒头啃。他们蒸馒头的水准很不稳定，馒头常常是实心的，灰中透亮，那是面起子放多了。
我也不知道面起子是什么东西，好像现在叫酵母粉。我从没尝试过蒸馒头，我怕蒸出来比砖头还硬，也许也是为了纪念那个会蒸馒头的女孩儿。
对海鲜没有兴趣不是因为有佛性，小时候也吃不上几回海鲜。如果家里出现螃蟹和大虾，那不是拿来吃的，是我最喜爱的玩具。
而螃蟹这种东西，倒现在我也不吃。几十年来我也没找到它的肉长在哪里，为什么要为了吃饱去跟它搏斗十几分钟。
她们也不让我吃，说我浪费，还包括虾爬子、排骨、鸡脖子鸭头什么的。
所有带壳的东西我都不吃，毛克除外。
我也没见过什么水果，从香蕉、荔枝、草莓，到哈密瓜、火龙果、猕猴桃，我用了半个世纪才认全。
在曼谷第一次见到莲雾的时候，我以为是辣椒，还在赞叹上帝，怎么会创造出这种肉质肥厚的辣椒。
所以这辈子脑海里与食物相关的东西只有两样，肉酱和面条。有它们就能活。
对于青菜，最亲切的就是西红柿和黄瓜。每当胡同里有人喊：小铺来菜了！我就会从抽屉里拽出里面夹了一块钱的副食本，操起菜筐冲出去。
凭我的飞奔速度，还是每次都迟到，前面已经排起长龙。
看着堆积如小山的西红柿，还要庆幸今天应该可以买到。
售货员穿着脏兮兮的白大褂，坐在一个木制钱箱子上，她的面前是一个铁制小台枰。
她手里拿一个簸箕，铁枰上挂着一支圆珠笔。买菜人递过去副食本，她接过来用圆珠笔在上面划一下，然后把簸箕插进西红柿堆，那些西红柿滚下来，她再把簸箕放到铁枰上。
我从来没见过她们笑过，除非有不排队的熟人过来，随意装一兜子她面前的蔬菜，她会笑的好像皇上要选她进宫。
而她转向我们的时候，那张脸比自行车鞍座前脸还长。
买菜不许挑，无论是绿色的西红柿，还是已经裂口腐烂，只要进了那个簸箕，就都是你的。
我当然不敢反抗，可有不屈服的刁民，她们会伸手去捡出品相不好的，但这个举动足以让售货员把簸箕一扔，起身离去。
后面排队的会一起谴责那个矫情的人，我们都得慑服于那个娘们儿的淫威，人在矮檐下。
没人知道副食店会卖什么，所有商品都是随机的。这还得在满足了内部人员需求后才能面世。
好在街坊们很友爱，没工作的闲人也多，只要有人喊一嗓子，我们就算得救。
“小铺来鱼了！”我们就会买到两条比黄瓜粗壮一些的冰冻青鱼。
“小铺来豆腐了！”天，这个得有豆腐票。赶紧拿个小铝盆，带上豆腐票和五分钱，一溜小跑。豆腐们转眼就没。
没人喊“小铺来鸡蛋了！”
副食本上从来没有鸡蛋这一项，想吃鸡蛋得自己养鸡，一只鸡每天下一个蛋。想吃两个蛋就得养两只鸡。
鸡们到冬天就不下蛋了，它们就被迫参加春节的晚宴。鸡总是那么苦命。
冬天时可以用大米换鸡蛋，我不知道那些人为什么不要面粉。
我家换不起，大米都不够我吃的。院门口的崔姥姥家可以换，她家两口人，还有个偏瘫的崔姥爷。
我能跟这个世界交流的时候，崔姥爷就偏瘫。他坐在一张靠墙的木凳上，下巴带着一个围嘴，手里拿着拐杖。
每当我进到那个仅有十平米的屋子，他就用力把手杖向地上戳，嘴里含混不清的说话。我一句都没听懂。
这老头姓崔，崔姥姥姓什么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据说崔姥姥年轻时在天津的青楼里，因为脚出了问题，就卖给了扛长活的崔姥爷。
崔姥姥小个子，小眼睛，收拾的干干净净。她对吃比较讲究，所以她要吃鸡蛋。
就是她，给崔姥爷送终，一直伺候着这个老头走到生命尽头。
崔姥爷倒是有几个儿女，他出殡那天我才第一次见到，听说是从抚顺过来的，崔姥爷应该是抚顺人。
每年春天即将来临的时候最艰难，什么好吃的都没有。蔬菜只有酸菜、土豆、大萝卜，有的人家兴许还有几棵白菜。
而这个时候要饭的人也出现了。在早春的明媚阳光照耀下，每天至少有五、六个讨饭的上门。
他们头上扎个原名叫白毛巾的手巾，肩背旅行袋。旅行袋上绑个茶缸，手里拿根木棍，可以做拐杖也可以打狗。
他们操着外地口音，分不清是山东话还是河南话，总之倒口很严重。
他们不要钱，只要馒头，你要给他几分钱他也不拒绝。
他们的自我介绍都是一样的：“可怜可怜吧，家里遭灾吃不上饭，可怜可怜吧。”
我当然可怜他们，可我也是什么都没有。
通常他们到不了我家门口，院门口第一家是崔姥姥家，崔姥姥会给半个馒头或者几分钱，并且告诉他们不要再往里面走，里面都是同一家的。
在崔姥姥抵挡几阵之后，没粮草了。他们就去第二家，就是跟我姥姥不同派别的那家，张姥爷家。
张姥爷是个更夫，白天都在家，他也是给半个馒头什么的，也是说不要往里面走了，里面都是一家。
我很焦急，他们为什么不继续前进，我这也有馒头。
终于有一天，崔姥姥没弹药了，张姥爷家没人，讨饭的终于落我手了。
我认真的听完他的开场白，然后去拿了姥姥家的一个馒头送给他。
他显然很感激，没完没了说了好半天我一句都没听懂的话。
结尾时我也要说别往里面走了，都是一家。的确，里面就是我家。
那天晚上我又被暴揍，因为姥姥家的馒头数不对，我说白天来讨饭的，我就给了一个。
我妈打我的理由是因为我说谎，她不相信一天来了六个讨饭的。
馒头作证，那都是真的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