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美人”素为西方英雄传奇之模式,其源深矣。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特洛亚之战,是由年轻美丽的海伦引起的;十二世纪的骑士文学中的骑士们,则把爱情当作人生首要追求,得到贵妇人的欢心就是他们的最高荣誉。直到历史传奇大师司格特的历史传奇中,仍不绝如缕地弹奏著英雄美人的老调子。
然而在我国的英雄传奇中,情形却恰恰相反。传奇英雄不近女色,似乎成了一种不成文的惯例。《三国演义》中的关张赵马黄五虎上将,几乎和性本能永远无缘。张飞是从未涉及妻小女色之事。赵云偶有涉及,却表现决绝。当桂阳太守赵范见子龙文武双全,威仪出众,要将寡嫂樊氏许嫁他,不料他“大怒而起”,厉声呵斥。 孔明说,“此亦美事,公何如此?” 赵云回答:“主公新定江汉,枕席未安,云安敢以一妇人而废主公大事?” 刘备说,“今日大事已定,与汝娶之,若何?” 赵云回答:“天下女子不少,但恐名誉不立,何患无妻子乎?” 刘备听了连忙称赞:“子龙真丈夫也!” 似乎娶了妻子就不“丈夫”了。
最为突出的恐怕莫过于那位“义薄云天”的关云长了。当他保护刘备二夫人于土山被围,身为俘虏之后,途中在驿馆安歇,曹操“欲乱其君臣之礼”,使关羽与两位嫂嫂共处一室。于是“关公乃秉烛立于户外,自夜达旦,毫无倦色”,以此避嫌。到了许昌之后,“操待之甚厚,小宴三日,大宴五日;又送美女十人,使侍关公。” 但关公仍不为所动,把十个美人“尽送入内门,令伏侍二嫂。” 曹操送战袍、名马,他都接受了,唯独对女人表现出极端的审慎。对美女的拒留在此成了考验英雄懦夫的试金石。
有趣的是,历史上的关羽并非这样一个无情无欲的“神”,而是爱美人的英雄。据《三国志》 裴松之注《蜀记》记载,刘备曾和曹操一起攻打吕布所占据的下邳。攻城之前,关羽向曹操表示想得到吕布手下秦宜禄的妻子,在城将破之时又屡屡提及此事。曹操怀疑秦宜禄的妻子有异常美貌,先遣人迎来察看,果然美丽无比,于是就自己留在了身边。关羽为此很不高兴。而到了民间传说里,关公却变成一个被奉若神明的正人君子。清代的一出名为《斩貂》的戏曲,描写张飞俘虏了貂蝉送给关羽“铺床曡被”,却被关羽当作误国的“妖女”杀了。从历史人物的关羽到小说、戏曲中的关羽,极其清晰地向我们展示了传奇英雄被“净化”的过程。
在另一部英雄传奇《水浒传》中,那些英勇无敌的梁山好汉亦如出一辙。李逵、武松、鲁智深、刘唐、阮氏三雄等,都从未有过凡心。虽然这些草莽英雄可以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金银,唯独于女色二字,则避之如恐弗及。似乎一旦沾染了女人气味,英雄之概就烟消冰释了。
英雄传奇中这一大批泯灭性欲、半人半神的英雄形象,在现实中是不可思议的,不能不说是一种“畸形”。 倘若要寻求这种畸形现象的原因,我们只能到以性为耻的文化背景中去找。
虽然说,我国古代也曾出现过与世界其他地区相同的生殖崇拜现象,但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人类的自然情欲——性,历来都是被鄙视和压抑的。道家所追求的是无情无欲,超脱尘世的一切诱惑,摈弃功名利禄和各种欲望,色欲当然也不例外。儒家除了重视子嗣延续,对“性”也采取一种淡漠甚至鄙视的态度。贪色,历来为正统儒士所不齿。因此,“万恶淫为首”便成了几千年而未曾改易的古训。
于此相呼应的是“女色祸水”的观点。中国历来就有一种视女人为不祥的倾向,如《诗经》把女人比作鸱鸮(猫头鹰),《左传》说不可与女子同舟、同车。文化人类学家认为,视女人为不祥的起因是原始人对女子经血的恐惧。但也与中国人对性的恐惧有关:在中国古代人看来,精是人体元气之本,一个人一旦贪色,就会伤了元气,一事无成。这种“女色祸水”的偏见在上古即已露其端倪,神话中英勇无敌的后羿,因妻子美貌而被蹇浞暗算身亡。后代史书因女色而亡国丧身的记载,更是不胜枚举。国家的衰败、朝代的更替,无不与女人的罪过联系在一起。野史中那些亡国之君的侧旁,总是有一个或数个“妖妇” 在“蛊惑”“圣主”。似乎国家的重权不是掌握在皇帝手中,而是在女人手中。就连史学巨擘司马迁也说,“桀之放也以末喜……纣之杀也嬖妲己……幽王之禽也淫于褒姒。”
这种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中的对“女色”、对“性”的鄙视和恐惧,就是不近女色的中国传奇英雄的产生土壤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