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 老萧杂说 于
西安封城14天以来，我未著一字。
武汉封城期间，我写了十几篇文字。自然有湖北是老家，关注得多一些的缘故。
而西安之于我，在全国省会城市中，去得最多，朋友也最多。
未提笔写点什么，不代表对西安疫情持漠然态度。七八个朋友被困家中或羁旅古都，我忍不住一一询问是否安好，有无吃的，有没有被“挖萝卜”转至城外。
封城之下，西安被媒体披露的所有故事，桩桩件件，我都了然于胸。每一件事，都值得写入文字，感叹评说几句。
一字未写的原因，是发生在西安的这些事，武汉封城期间都上演过，有的简直像一个模板印出来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有甚好说的呢？
与鲁X所说的“耳不忍闻”，“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事情虽然不是一个事情，却是同一种感受和心境。
有过武汉封城、通化封城、石家庄封城、扬州封城、瑞丽封城，殷鉴不远，西安就从没真上过心、抄过一次作业、有过一点预案？
即便冒被删文封号的风险，也忍不住要说：以我对这个城市乃至这个省份某些官员颟顸、虚浮和怂赖程度的一贯了解，西安今天遭遇的一切，早已埋下伏笔、有了定数。
重申一遍，就是如此。秦岭别墅事件以后，那个地方的诸多官员，没见丁点的长进。
此番它们演绎的各种生硬、骄横、冷漠、折腾、混乱，真苦了长安城里1200万苍生黎民，也苦了那些疲于为他人奔命的抗疫人员。
如果没有贾平凹发声，西安封城的事，我是打算继续沉默的。人微言轻，说了也白说，弄不好还可能被它们扣上一顶蹭热点、赚流量的帽子。
我所耿耿于怀的是，空前大疫之下，文人云集的西安，可以没有一个写日J的作家，所有作家也可以一言不发，但不要说些类似小学三年级作文水准的话。
无从肯定，贾主席是在怎样的情境下，说了这番可概括为“感动”的话。西安正举全市之力“清零”，似乎还无暇统一动员各界名人站出来发声，为抗疫鼓劲加油。
大概率的，这番感言属于他的“自选动作”。
文学“陕军”，曾令人刮目相看。彼时的陕西作家，是因亲身经历和感受了国家及个人命运的多舛与变化，体验了平民所遭受的生存苦难，才创作出反思民族历史文化、感怀爱家恋土的黄土地人生死悲欢的文学作品。
不回避苦难，甚或与苦难相伴，以此换来平民意识、平民生活体验和悲悯情怀，这是陕西文学的不幸，这又是陕西作家的幸事，算是上帝给予他们的创作恩赐。
正是这种直面苦难的审美意识，铸就了陕西作家的悲悯情怀，促使他们表达对社会弱势群体和卑微人群寄予的格外关注与深切同情，张扬被社会淡漠的良心、良知和人文关怀，从而形成独具陕西作家特色的文学苦质精神———直面苦难，承载苦难，超越苦难。
抗疫中的任何一次封城，都近乎悲壮。此番西安抗疫，不论省市层面还是市民层面，都是不惜代价的。作为与西安相隔千里的人都不乏某些基于人性的悲悯之情，身居西安的贾主席，当然也可以感动的。
而此次西安封城中的生命之重、人间悲欢，怎一个“感动”了得。
相对于人生苦难，拯救远比颂扬重要，批判更比讴歌实在。写平民、写苦难、写悲剧，这是文学的功能所在。
贾平凹是陕西最有才华的作家之一，文学苦质精神在他身上的烙印比较明显。但凡他尊重现实、尊重生活、心怀悲悯，文字便充溢着灵气，《古堡》《浮躁》《美穴地》等作品莫不如此。
而《废都》之后，他虽显高产却因缺少必要的生活体验，使得《白夜》《土门》《高老庄》《怀念狼》《病相报告》等后续作品呈现东进西寻、捉摸不定之态。
现今陕西文学因创作实绩衰淡，曾经的辉煌不复存在，“陕军东征”只在大学课堂上被人提及了。
陕西文学已然落伍，很大程度上与陕西作家无视生活苦难，从生活体验中挖掘和升华审美思想源流不够有关。
单从社会身份、职务层次方面说，贾平凹是陕西文学界执牛耳者。大疫之下，高扬文学的苦质精神和救世理想，提升陕西文学的审美品格和社会价值，进而走向审美的澄明之境，这才是贾主席首先应秉持的姿态。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抗疫乃至其他任何灾难，全西安人都可沉浸于感动，唯独贾平凹应予克制。
感动得多了，贾平凹就不再是成色十足的贾作家，而成地地道道的贾主席了。
对于可以随口而出的感动，保持适度的克制，包括贾平凹在内的靠文字吃饭的人，不论有名或无名，身上便会少去很多的油腻味儿。
火当然是最好的消毒方法，某些情况下不重要的东西能够烧掉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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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你这个畜生烧了最好！
消毒水洒满街→结冰 司机打滑自撞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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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病毒同归于尽的操作
江雪西安日记：长安十日——我的封城十日志
陝西西安疫情严重，2021年12月23日零时起「封城」。（视频截图）
来自微信公众号「默存格物」的大陆知名媒体人江雪的文章《长安十日——我的封城十日志》记录了一些封城细节和感受。在严厉控制言论的牆内，作者只是用平和的文字表述，但仍然难掩内心愤怒的呐喊。
我的封城十日志
小区裡的大喇叭又响了起来，一遍遍重複著，喊人们下楼做核酸。队排了很长。测核酸的女生，每做完一个，都使劲地用消毒水拍打著自己的塑料手套。我闻著那冰凉的气味，想像著她的手已冻成青紫。
这是2021年12月31日。旧年的最后一个黄昏，暮色即将降临。从阳台上看出去，大街上空寂无人。这城市不再有车水马龙的傍晚，死一般的寂静让人感到荒谬而又有一丝恐惧。
1. 封城当日
12月22日下午，西安封城令宣布当天，我闷著头在南郊的家裡编稿子，隐约感觉到疫情变得严重。家门口的一些餐馆几天前就被贴了封条，门口的便利店前一天已不再接快递，生活开始不方便。3点多，朋友随喜微信留言，说还是去买些菜吧，储备一些食物，马上超市都要关门了。我相信她，她是资深的公益人，有多次远程救灾的经验。于是立马出门。
到超市就发现情形不对。虽然当天的新闻发布会还没召开，傍晚的大抢购还没开始，但人们的购物车都塞得满满当当。我决定多买一些，共享单车是驮不回去了，最后还是用车载了回去。
果然5点多的新闻发布会上，下了「封城令」，虽然政府说「物资供应充分」，但人们已开始抢购。我因已买好东西，心裡比较笃定。忙完了，出去转转。路上看到，高新区的沙井村村口，聚集了一大堆人。整个村子外面，沿路边有两三百米，都已被绿色的板子隔了起来。
从天桥走到路对面想看看详情，这才发现，有一家正在营业的商店，也被隔在了挡板裡边，暂时还灯火通明。我站在天桥的台阶上，和老闆打招呼。他告诉我，下午紧急封村，商店过一会儿就得关门了。
村口聚集了上百人，人们都戴了口罩，摩肩接踵，没有其它防护。路边，有一辆警车，闪著灯，车上没人。
一个年轻女人，买了一堆东西，塑料袋胡乱放在地上，正蹲著给家人打视频。一个中年男子，靠著自行车，发愁地看著人群。他告诉我，早上他出去干活时还好好的，晚上8点下班回来，就发现村子封了，进不去了。他告诉我，一个月的房租是500元。
我知道那种房子。20年前刚毕业，我就住城中村，大约十多平米，没有卫生间，在楼道裡做饭，採光不好，黑咕隆咚的。
两位清洁工，手裡拎著塑料袋，大约也是买了点生活用品，站在人群裡，黄色的保洁服很显眼。问他们，说是下午4、5点出去干活的时候，还能出来，晚上干完活回来，就进不去了。
很多年前我做过保洁员的报导，知道他们租房，只能在城中村，因为他们有推车、扫把等工具，就算租得起楼房，也没法住。当年报社附近的黄雁村，就是保洁员们的一个聚集地。后来那裡整体拆迁，盖起了楼，他们也就失去了一个落脚的地方。
我陪他们站在路边，感受著他们的无奈。年龄大的一位很胆小，生怕说错了什麽。年轻的那位，却始终笑著，对我不时点著头。口罩后是黝黑的面庞，我能感受到他笑容的温暖。
一忽儿，隔离板介面的地方，人群一阵骚动，似乎开了一条缝。听人们说，现在村裡的领导正开会，还在等说法。两名保洁员也赶紧凑了过去，一会儿又失望地散开。看看手机，已将近晚上10点。人们聚在这裡，在寒风裡至少已等了两个小时。
几天后，看到网上说，住在城中村的一个年轻男人因封城吃不上饭，饿得大哭。我就想起这个封城夜。不知道这个男人是否也住在有几万人的沙井村，也曾在那一晚被堵在村外、一脸茫然。
又去了几个地方，然后回家，此时大街上已空荡荡。吉祥路上，俗豔的红灯笼挂满了路边的梧桐树。有人站在路边，拎著大包小包。高新路上，骑摩托的外卖小哥小吴正赶著送零点前最后的餐。他说，虽然封了城，人总要吃饭，商场裡的一些餐馆应该会开门，会有单子跑。说话时他还笑嘻嘻的。
那时候，我们还没想到，这场「封城」，会如此仓促不堪，朝著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这个夜晚，那些被堵在家门口的人、超市裡抢购的人，孕妇、病人、考研学生、建筑工人、城市流浪汉、路过西安的旅游者……可能都低估了这场「封城」将为他们带来的灾难。
而那些为这座城市按下「暂停键」的人、那些手握权力的人，他们又可曾想到，他们将怎样影响居住在这城市的1300万人的命运？如果这不是比天还大的事情，那还有什麽是呢？
2. 残存的市场
至少在封城之初，一切似乎还说得过去。很多社区门口的超市、蔬果店，遮遮掩掩都还在经营。虽然人们的流动已停止，但基本的生活供应还在运转，不过慢了许多。
我所在的小区，院子裡每两天做一次核酸。大门虽不能自由进出，但物业开个「出门证」，也就是一张小纸条，就能出门。据说隔离政策是「每一户两天可以有一人出去买菜」。
我并不需要外出去买菜。一来还有储备，二来小区旁的便利店还开著，勤快的老闆娘隔著栅栏记下大家的需要，不管是蔬菜米麵油，还是生活用品，配好货，再递进来。12月25日，下雪了，有蔬菜车停在了小区门外，菜很新鲜，还有鲜肉，邻居们自觉地排队去买。一位女士在人们羡慕的目光中，抱走了自己订的一大束鲜花。
没有人能预料到，仅仅过了两天，全西安人都开始在网上找菜，全民买菜难。在这样一个物质过剩、人人都要减肥的年代，吃饭会突然成为一件难事。
12月26日，封城后第四天。在网上看到消息，说大家最近都在关注的湘西田田老师回家了。为田田老师高兴的同时，我想起了一位年轻的律师朋友，他的妻子，此时也在网上呼喊，盼著丈夫能回家。但她的声音实在是太微弱了。
心头憋闷。我决定以买菜之名出去转转。
拿「路条」出了门，在积雪未融的街道上扫了辆共享单车，享受这难得的自由。大马路上，公交车还在跑，但并没有人坐。某个站台的躺椅上，躺著一位流浪者。大街上，不时掠过外卖小哥、快递员的身影。
路上警车不少。出来10分钟，大约看到四五辆警车。
平日经常去买菜的甘家寨村口，用挡板遮住了。板上贴了好几张纸，歪歪扭扭写著「调料」、「辣椒」、「榆林豆腐」、「土猪肉」字样，都留了电话。有两个男子，就隔著挡板，一手交货，一手扫码付帐。
这是一个庞大的城中村安置区，也是周遭一个著名的集市。每到傍晚，村裡灯火通明，红尘万丈。好几个快递公司的服务站都设在这裡。和周边社区相比，这裡衣食住行，自成一统。虽然封城，但村裡的好多小餐馆还开著。此时，社区的围牆外站著一溜儿外卖员。不一会儿，就有餐馆的小老闆匆匆跑过来，隔著栅栏把待送的餐递给他们。
一位外卖小哥正坐在摩托车上玩手机。我和他聊了一会儿。
小哥姓刘，今年29岁。老家在宝鸡。他说，22号那天听到要封城，想赶紧回老家，结果一问，回老家就要集中隔离，隔离费还得自己掏，一天得210元。太贵了，他决定还是留下来。但他租住在沙井村，村子已封了，他也回不去。
没办法，他就住酒店，因为这样可以自由进出，还能继续跑单。而大街上的酒店，最便宜的是每天150元，他和人分担。这些天，开门的餐馆少了，单子少了，但外卖员也少了，所以他每天还能跑三四百元，甚至超过了他此前的日平均收入。
几天后，看到新闻，老家在咸阳淳化县的一个男人，封城后，为了从西安回家，蹬了一辆共享单车，在零下6、7度的关中原野，从晚上8点骑到早上6点，将近90公里，在接近老家时被防疫人员「抓住」了，罚款200元。还有一个年轻小伙，为了回家，从咸阳机场走到秦岭，又在山裡走了八天八夜，一直到了分水岭附近的广货街，被人发现。
我又想起了小刘。不知道后来「管控升级」，他还能出来吗？即使能出来，又有单可跑吗？一天150元的住宿费，他又怎麽承受？后悔那天没有留下他的电话。
3. 管控升级
12月27日，突然听说全西安「管控升级」了。小区保安说，原本执行的「两天出门买一次菜」，已经作废。从今天开始，任何人都不能进出小区。
28日，全网都在呼吁「买菜难」。我所在小区门口，大门紧锁，物业的人不再让大家在门口停留，在栅栏内登记买东西。我扫码加了门口便利店的群，这才发现，这可能是我接下来唯一可依靠的生活补给渠道。
后来想想，道理其实很简单，如果所有的人都不能出门，那外面物资再丰富、宣传再好，其实也和普通人没了关係。
便利店的群裡一片混乱，已有四百多个人。人们都在找吃的、抢吃的。老闆娘规定，每天「接龙」只能限于早上一个小时，但每个刚进来的人，都要先抢接龙一番，自然被老闆娘一顿训斥。
翻了翻群裡信息，看到小区裡有年轻人在求助：「谁能卖给我一副碗筷？到处都买不到。」我留了话，让他10分钟后在楼下取，然后给他收拾了碗、碟、筷子等一套餐具，送了下去。
隔著绿化带，问了一下小伙子的情况。小伙说，家在附近，公司在这边，封了后回不去，但办公室从没有开过火，所以啥都没有。他好不容易弄到了一个炖锅，但又没有餐具，也没地方买……作为感谢，他带给我一点零食，包括一袋鸡肉肠、一小包士力架，还有一盒特仑苏奶。
第二天，情形更糟糕。看到群裡有两个年轻人说，已经吃了一週泡麵，嘴都烂了。一个说，她现在所有的库存，只有两包方便麵。另一个说，自己已「弹尽粮绝」。
我留言给两位年轻人，说第二天中午，我给他们送一顿盒饭。一位谢绝了，另一位答应了。临睡前，我取出了冰箱裡的一块牛肉，想著第二天给这位姑娘做西红柿炖牛腩。没想到，第二天她留言，说自己有吃的了，不用给她做了。再三邀请，她还是说算了。猜测她是因为自尊，或者还有一丝戒备，就没有再强求，只告诉她，有事可以和我联繫。
我也开始数著自己的库存过日子。看到邻居说天天做油泼麵，为了省菜。就送去了四朵香菇、两个西红柿、一个西葫芦。再加上一桶我封城前买的啤酒，挂在她家门口。她挺开心，回赠我几个甜脆的苹果，我求之不得。
此时，看到网上说很多小区，邻居之间开始「以物易物」，拿方便麵换香菸、大蒜换土豆等，哑然失笑，但我相信，这当然是真的。
突然进入了物质匮乏的状态，人也开始对食物计较。我老想去厨房看看，清点一下冰箱裡的存货。封城已近一週，提前採购的食物，也少了一大半。想著再补给一些，但在便利店的群裡，根本接不上龙，很多人说自己已在饿肚子，等吃的，央求店家能早点配货。我决定不去凑热闹，另谋生路。
4. 人们的自救
从12月28日到12月31日，至少这四天，关于怎麽买到菜以及生活必需品，也就是如何能吃到饭，大部分西安人只能依靠自救。
有外地的朋友好奇，问快递能送到吗。事实上，在12月21日左右，西安的快递已停，人们无法从外地网上购物。封城后，微信群裡流传著一些网购平台，称疫情期间可以送菜。但我下单才发现，只要住在西安，就无法配送。平时常用的「盒马」，永远是「快递小哥已约满」。好不容易找到一家「人人乐到家」，下单买了些菜，但付帐后两天，还没有动静，也就退了。
12月29日政府新闻发布会的直播，评论区被「买菜难」攻陷，结果乾脆关闭了评论。
我和几位朋友在一个志愿群裡讨论。他们都参与过各种救灾，经验丰富，都不约而同地说，这次在西安，要做点事，实在太难了。封城之初，他们就组织了线上线下几千名志愿者，但却没法发挥作用。政府「一刀切」关闭了所有小区，通行证又非常难办，志愿者根本没法离开居住地到一线服务。这也是他们多年来都没有遇到的情况。
其实很容易想到，我们这些小区居民还是幸运的，家裡一般都会有点馀粮，不至于马上挨饿。最悲惨的是老旧小区、城中村、建筑工地等一些「三不管」地带的人。难以想像的是，那些平日在公司上班的年轻人，封城后也成为吃饭最难的人群之一。他们平时不做饭，没炊具，有的就住办公室。此时外面餐馆关门，外卖停止，连大门都出不去，方便麵都成了稀罕物。
12月30日晚，气温零下。在一个小群裡，朋友留言，刚在街上给流浪者送完餐回来。这位朋友热心慈善公益，与人合作，十多年如一日，坚持为西安街头流浪的赤贫者提供食物。这几天，他在南郊的工厂为流浪者准备食物，然后送去城裡，一晚上送了185份热饭菜。他因有通行证，倒没有什麽阻碍。
封城前，我曾参加朋友的活动，给流浪者们送过一次棉衣。知道他们平时主要在市区的银行、ATM机下等地方避寒过夜。如今封城，他们一方面被驱赶，另外，因为街道上没人，不管乞讨还是拾破烂，都没了条件。对他们来说，这注定是一个极为艰难的冬天。
元旦这天，我和好不容易有点空闲的张姐聊了会儿天。她做公益机构已十多年，原来为残障者服务，近三四年投入社区工作。这次疫情，她一直在和社区合作，链接资源，参与了很多救助活动。
张姐告诉我，遇到封城这种极端情况，社区邻里自救非常重要，类似独居老人、孩子等人群的特殊需要，有人没吃没喝等，一些燃眉之急，邻里互助完全可解决。包括在一些重大危机发生的时候，社区内的自助自救都是不可缺少的。但目前的情况是，社区不做这些事，人和人相处如在孤岛。在这块儿，原本公益机构可以做很多事，在社区耕耘建设。但这一点，往往又被政府忌讳。
说到目前到处吃菜难的状况，她比喻，类似于把大家全圈起来，再由政府工作人员去「投喂」，试想在上千万的城市，怎麽可能实现？一个社区有两万人左右，基层工作人员一般不超过十个，光各种行政指令都忙不完。她感叹说，认识到的社区工作者，以年轻女性为多，很多也都是母亲。这些天她们根本回不了家，都是超负荷运转，很多人就打地铺睡在办公室，让她都觉得「心疼」。
「政府还是没有认识到，行政力量不能解决所有的事情。就像这次防疫，基层工作人员这样没日没夜地辛苦，效果又如何呢。」我们聊著，不知不觉过去了一个小时。
5. 我们的建议
12月31日上午，我终于买到了疫情以来的第一箱菜。说起来还是通过邻里互助。我在小区微信群裡看到卖家的海报，发现价位比较合适，108元一箱，一箱20斤。赶紧下单，第二天就送到了，还挺新鲜。
此前，网上已曝出不少新闻，政府的免费菜发到了一些小区，但网友追查，一些自称保障丰足的小区都和政府有关。与此同时，住在曲江的朋友开始收到「爱心菜」，不少人开始发「正能量」。但我的判断，即使政府送温暖，一时半会也到不了我们手裡。道理很简单，市场停摆，全市日常的物流配送都停著，1300万人的大城市，靠基层工作人员、志愿者短期内送菜上门，可能吗？
取到菜，问了老闆两句。老闆说菜是从宁夏调来的，调了5000件。因为前些天办不下通行证，没法送。只要小区的需求在5件以上，他们都愿意配送。「市场永远比政府聪明」，这是句老话了，此时此地，我才能感同身受。
事实已经很明显，持续多天的「卖菜难」，本质还是人为灾难。在西安，并不存在物资匮乏，只是物资难以送到最需要它们的人手裡。看到很多自媒体文章，有一篇，作者叫兽爷，一语中的：「我们有天猫、京东等那麽强大的物流系统，政府为什麽不用？非要自认为聪明地自己去送菜上门？」
天天看著朋友圈、微信群，内心被各种信息轰炸。随著管控升级，每天都有坏消息传来：高危孕妇无法去医院备产，肾移植后急需用药的病人无处买药，农民工在关门的建筑工地上无法吃饭，考研学生滞留街头挨饿……因防疫管控而引发的各种次生灾害频频发生，再下去，并非没有爆发人道主义灾难的可能。
12月31日，一早和朋友们聊，讨论该怎麽办，和随喜等朋友形成了一些建议。我决定，以市民个人的身分，先把这些建议发出去。这份「西安一位市民关于解决吃菜难问题的紧急建议」中提到：必须逐步恢复市场秩序。首先恢复末端物流系统，让菜贩、果蔬店、超市等能进入小区供应，包括让各种救命药品进入居民手中等。并且鼓励社会力量进入救助系统，鼓励民间自救等……
最后，还是决定不署名，为的是不被贴上「标籤」，只让市民的心声能表达出来。但天知道，我心裡是没有恐惧吗？朋友敏涛前两天写了几篇日志，就是呼吁解决「卖菜难」的，文章发出两天，就找不到了。我熟悉的一家平台，已开始删掉西安疫情的所有「负面」……
6. 「西安只能胜利」
2022年的第一天到来了，一大早，拉开窗帘，晨光熹微，街道依然沉寂如荒原。
我拿起手机，本来是想写一点新年的心情，随手点开一个视频，却看到在距离我不远的南窑头社区，一个外出买馒头回来的小伙子，在社区门口被防疫人员围著殴打。
画面上，白花花的馒头洒了一地，我彷彿听到自己心碎的声音。打人的人，面对自己的同类——这寒风裡买回一点食物的人，怎麽能下得去手？是哪怕最微小的权力，也会让人变异吗？是在有权者眼裡，暴力才是成本最小的解决方式吗？我默默关掉了手机，此时此刻，我只希望自己闭目塞听，能平静地度过这新年一天。
这城市表面的寂静掩盖不住它的兵荒马乱。从个体角度来看，从12月27日以来，几乎每一天，都有灾难发生著。最初是各种吃不到饭，后来更多的是关于治病就医的呼救。我过去待过的报社，成立了一个「记者帮」的栏目，希望「帮一个算一个」，记者去帮市民买药送药，解决一些实在过不了的关口。每一天，收到的求助信息有上千条。
新年到了，我所在的小区内，家家户户门上都贴了封条。因为另外一栋楼上有两例确诊病例的人，听说按照最新的社会面「清零」政策，如果再有病例，我们小区的住户，就要全体被拉走集中隔离。
在小区单元群裡，我简直能感受到大家都在瑟瑟发抖。12月31日半夜，被全体拉走集中隔离的糜家桥小区，就在我家附近。而明德门8英里小区被拉到灞桥公租房集中隔离的人，已在求助。我们至少还是在自己温暖的家裡啊。此时，不再需要物业提醒，单元群裡，大家都在加油鼓劲：先停止一切购物、下楼，一定确保安全，否则，全小区的人都要被拉走集中隔离啊。一位邻居最担心的是家裡养的五隻猫，其中三隻，都是一线防疫人员寄养的啊……有朋友提醒我，还是简单准备一下，以免真的被突然拉去集中隔离。
1月3日，又一天过去了，群裡有人说：「终于又保住了一天」。我们就这样活在「盛世」。
中午，看到网上流传著一个叫「太阳花花花」的女孩的消息：她的父亲心脏病发作，费劲周折出了小区送到医院，医院因为她所在的小区是「中风险」，先是不接受，后来勉强留下，拖了几小时，要做手术抢救，但终于没有抢救过来……
我通过小红书去找这个失去父亲的女孩，我想知道，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她到底遭遇了什麽。如果有机会，我想抱抱她。也想告诉她，我们遭遇的苦难，应该被记录下来，也不应该白白承受。
我留言希望这个女孩能和我联繫。但到傍晚时分，也没有消息，却发现她小红书上第一页关于父亲去世的内容，已被删除。好在我截了图，那上面显示，有很多人已关注她。评论中看到一条，大意是：在这荒谬的城市，只要不是死于病毒，就不算死亡。
1月3日的黄昏又降临了。这是封城后的第十天。我没有等来小红书上女孩的消息，却看到了一个曾经熟悉的朋友留言，一大段话，大抵是为「社会面清零」叫好。末尾有一句是：「西安只能胜利，别无选择，没有退路。」
我很无语。默默地把那个女孩讲述自己失去父亲的遭遇截图发给他。说真的，我不想和他产生任何的辩论。
但最后，我还是忍不住发去几段话。
「『西安只能胜利』，这是正确的大话、套话，也是空话。与之类似的，还有『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这句话是不错，但具体到每一个普通人，我们可能要想一想，在这裡，我们是『我们』，还是要必须被付出的『代价』？」
「事件过后，如果没有反思，不吸取血泪教训，忙著立功摆奖，歌功颂德，那人们的苦难只能是白白承受。」
我不打算再见到他。但我想告诉他，这个城市，不管最终如何从宏大叙事去讲述这场苦难，在今晚，我只关心那个失去父亲的女孩，关心那个流著泪去找一个陌生的防疫人员要卫生巾、一遍遍诉说的年轻母亲，以及那些被羞辱、被伤害、被忽略的人们。他们原本不需要遭受这样的痛苦。
我也想说：这世间，没有一个人是一座孤岛，每一个人的死亡就是所有人的死亡。病毒没有在这城市带走生命，但别的，却真有可能。
编者后记
江雪：甘肃天水人，1996年毕业于西北政法大学。从事新闻行业20馀年，长期做调查性报导。原《华商报》深度新闻部首席记者、《华商报》评论部主任。2009年受美国国务院邀请，参加「国际访问者计划」。2015年，江雪脱离体制，成为独立新闻人，多次因转发信息，微信被封号。2020年「两会」召开前夕，江雪疑因其所撰写的《在国家哀悼日，我拒绝加入被安排的合唱》一文，一度被遭西安警方带走。
总书记在这篇文章中阐述苏共2000万党员对苏共的解体的责任时，扼腕长叹“竟无一人是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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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表达是天赋人权！就连专政独裁的中国宪法中都保护公民言论自由，虽然那只是个摆设
江雪和方方一样，只是记录她个人的所见，所闻，所想，无论这些见闻是正面的是负面的，都是对历史对当下社会负责。掩盖历史事实，人为创造盛世，那是欺世盗名，和共产主义理论一样是空中楼阁，是黄粱美梦。有了这些哪怕是负面的见闻，历史才真实，也才能让后人和现世的人民汲取教训，铭记那些英雄
西安版方方日记获广泛转发 独立媒体人写下封城见闻
中国陕西省西安市因疫情封城至今已超过两个星期。在西安居住曾任调查记者的中国独立媒体人江雪以文字记录封城前夕至今的见闻，并且以日记形式在网上发表，获得广泛转发，被外界视为西安版“方方日记”。江雪批评当局仓促作出封城的决定，误以为单靠行政力量就可以控制疫情，完全忽视公民社会的力量。
《我的封城十日志》1月4日在互联网发表，日记以2021年除夕，作者江雪居住的小区外喇叭响起，要民众排队做核酸检测的场景作为开场，描述了12月22日封城令下达前的情景。正在编稿的江雪隐约感觉到事态严重，并听从友人的建议，赶忙前往超市购物，不久官方果然宣布封城。
江雪在日记中写道，当时没想到，这场封城会“如此仓促不堪，朝着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
出于隐私考量化名“丁女士”的西安居民对于江雪发表的日记感同身受，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当中的内容真切反映了疫情下的实况。
“丁女士”说：“市场上蔬菜等物资其实并不缺少的，问题在于政府在管控升级后把整个市场给停摆了。中国已是物流非常发达的国家。平时城市里的居民，尤其年轻人，养成了从网上购物的习惯。像蔬菜和米、油这些很多人都习惯从网上买，但是当局的管控升级以后，网上快递都停顿了。”
中国当局忌讳公民社会
在民间力量方面，江雪的日记提到，几个参与过各种救灾的志愿者在封城之初组织了几千人，却没法发挥作用。政府“一刀切”关闭所有小区，志愿者没法到一线服务。
江雪写道，遇到封城这种极端情况，社区邻里自救非常重要，类似独居老人等人群的特殊需要，有人没吃没喝等，一些燃眉之急通过邻里互助完全可解决。在一些重大危机发生的时候，社区内的自助自救都是不可缺少的。但目前的情况是，社区不做这些事，人和人相处如在孤岛。
“丁女士”说：“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被当局认为可能会威胁到领导和党的专制吧。这几年各行各业都受到了一些打压。不光是公益组织，就连媒体的空间也在缩小，大学里面的言论自由也在减少，民营企业的空间也在缩小。行政的力量在强大，社会的力量在变小。”
据当地媒体报道，西安一名孕妇元旦晚上到医院求医，但因核酸检测报告过期4小时被拒入院。她在医院门外等候超过2小时，地上遗留大量血迹，最终8个月大的胎儿流产。该事件引起大批网民猛烈抨击。
江雪的日记提到，她过去任职的报社成立了“记者帮”栏目,他们每天都收到上千条求助信息。西安一女孩发帖说，她父亲心脏病发作，却因为所在小区是“中风险”被医院一度拒收，最终不治身亡。江雪尝试联络女孩，但帖文最后被删除。
“丁女士”说：“这个女孩的爸爸心脏病发作要送医院。她想尽办法出了社区，终于把她爸爸送到了医院，但是医院说，他们所在的小区属于中风险地区，所以拒绝让他马上入院，没有及时抢救，最后不得已就要做手术。本来只是一个不是很大的救治，但后来发展到要做手术，然后在做手术过程中她父亲就去世了。”
江雪质疑“西安只能胜利”的说法
江雪在文末表示，有朋友早前留言为陕西官方喊出的“社会面清零”叫好，又说“西安只能胜利，别无选择，没有退路”。江雪认为，“‘西安只能胜利’是正确的大话、套话，也是空话。”她又说，事件过后如果没有反思，当局不汲取血泪教训，忙着立功摆奖，歌功颂德，苦难只能是白白承受。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丁女士”说：“我认为她写得非常深刻。灾难还没有过去就开始摆庆功宴。对于官员来说，他们也希望把事情做好了，他们也好有政绩，但确实他们的行政能力非常差，作出了非常愚蠢的判断。他们认为行政力量能代替社会上所有其他力量，有点像计划经济。我觉得最大的漏洞就是他们仓促的作出了封城的决定，同时又没有相关的预案跟上。”
原籍甘肃的江雪是法律专业出身，毕业后却没有进入公检法体制或者成为律师，而选择了当记者。根据她以往发表的回忆文章，当时人们觉得公检法非常腐败，自己又觉得担任律师太商业，内心希望从事和公益有关的事。
任职华商报时，江雪对延安警方擅闯民宅并以男女主人观看色情光碟为由处以罚款和刑拘事件进行调查报道，最后让事主无罪获释，警察登门道歉赔偿。江雪一举成名，更获得中央电视台颁发“全国八大风云记者”名衔。
进入2010年代，随着中国媒体报道空间逐步紧缩，江雪离开当时就职的财新传媒，成为独立媒体人。
来自西安的“人道中国”创办人周锋锁赞扬江雪写下封城日记的勇气。
周锋锁说：“任何人在这个时候要写出来都是冒有很大风险的，她肯定很清楚这些。在发表之前肯定也经过长期思考。这日记最重要的是，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西安普通人真实发出的声音。特别可贵的是，她强调民间自救、自助。当然，她也是面临很大的压力，官方经过武汉（封城）以后进一步加强管控。人们自我审查已经成为常态。”
江雪安危备受关注
江雪在发表有关西安封城日记后曾向香港明报表示，自己只是希望记录所见事实，强调自己整体写得克制、温和，而且会持续把日记写下去，记录封城的情况。
周锋锁对江雪目前的安危表示关注。他说：“肯定是已经受到各种警告和打压。这时候肯定有很多人想问她实际的情况。现在江雪是有这种公信力的。官方当然也害怕这事会引起效果。目前看来，江雪已处于被严密监视的状态。她现在是一个高度敏感人物。”
两年前，中国著名作家方方曾以日记形式记录武汉封城期间大小事情，引起广泛回响，但同时也受到各方质疑。方方因此被中国当局和文学界排斥。近期她更从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名单被剔除。
外界把江雪与方方相提并论，《我的封城十日志》则被视为西安版的方方日记。
张海：当局没吸取武汉封城教训
原籍武汉的张海与父亲本来住在深圳，2021年，张老不知武汉有疫情，专程到武汉看病，结果感染新冠病毒去世。其后张海向地方法院提起诉讼，向政府和医院提出索赔。他向美国之音表示，江雪笔下被封城的西安与两年前的武汉几乎没有分别。
张海说：“（武汉）封城的时候菜价是很昂贵的。有关系的一些人就可以卖菜，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发财。网上的什么京东都给停了。它安排卖菜的这些人肯定是有利可图的。中国是个人治社会。发生封城，你能把菜拿去卖，这肯定是有关系。这值得人们深思，就像中国有句话：‘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他认为，中国当局根本没有吸取两年前的教训。
张海说：“在中国，不管是什么地方，病毒突然爆发会导致当局措手不及。地方官员害怕自己的官帽子不稳，赶紧要封杀所有他们认为不利的消息。（武汉封城）到现在已有两年，说明中国地方政府并没有吸取教训。既然你敢瞒报，为什么不敢追责呢？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些所谓的官员为了官帽子，不会管普通老百姓的死活。它把政治生命放在第一位。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对它来说是次要的。”
江雪的封城日记发表后，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在个人微博发文评论说，他愿意相信作者讲述的西安封城以来大部分故事和细节都是真实的，但作者对文章素材有明显的选择性，“这种选择性是她的价值观决定的，倒未必受某种政治动机驱使”。
胡锡进写道，部分知识分子一直存在一种信念，他们的使命就是记录人间的痛苦。因此，他认为无论大多数人喜欢不喜欢，都应该允许这样的表达。
胡锡进发表评论时，江雪的文章仍然完整地出现在互联网上。胡锡进认为，这是社会对待批评应有的开放和包容态度，因为包括江雪的批评者在内，几乎没有人希望中国互联网上只有一种声音。但事实上，不少转载江雪日记的链接近日被指“内容违规”而遭删除。
一个李文亮走了，百个，千个李文亮，还心有余悸。
一个方方闭嘴了，百个，千个方方，还试着写日记。
菜刀实名制了，哨子实名制了，日记也该实名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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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看到新闻，志愿者已经在第一线往墙头涂黄油了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