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在邪恶的中宣部工作的日子

回忆在邪恶的中宣部工作的日子
一，我是中宣部“五朝老兵”，还是老中宣部的子弟 　　1978年，时任中组部长兼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胡耀邦和公安部先后给我平了江青和谢富治加给我的十年冤案。1979年经王若水推荐，我调入中宣部理论局工作，当时胡耀邦已是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从此，我经历了胡耀邦、王任重、邓力群、朱厚泽、王忍之五任的中宣部长的更迭。1987年初，总书记胡耀邦和中宣部长朱厚泽先后离任，我于年底离开，可谓“五朝老兵”矣。 　　1950年，我11岁从福州迁居北京，当时我父母亲都已是中宣部的干部,父亲郑公盾先在中宣部主办的学习杂志社工作，后到红旗杂志社工作；母亲陈璋在中宣部行政后勤部门工作。我从1956年开始，一直住在沙滩中宣部大院的宿舍。    因为前者，我对五任部长主政下的“五朝”中宣部，有个比较的认识；因为后者，我对文革前中宣部自有子弟特有的历史感受和认识，同时也有新老中宣部比较的历史认识。 　　我来到北京后，中宣部的业务办公室在中南海，行政和后勤办公室在西四大红罗厂。当时我父亲在中南海有办公室，平时我看病也到中南海门诊部(作为中宣部子弟在那里享受“统筹医疗”待遇)，我还有机会在中南海国务院图书舘查阅图书资料，1956年，我为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编写《孙中山与列宁》一文，曾在那里翻阅胡汉民编的《总理全集》等,达一个星期。 　　1956年中宣部全部办公室搬到沙滩北街2号原北京大学旧址，包括北大红楼、民主广场、图书舘楼、孑民堂和女生宿舍群等建茿。之后，又在民主广场西部盖了办公大楼；在民主广场东部(甲2号)盖了两排宿舍楼,称红前楼；在图书舘楼的东侧盖了含大小会议厅的教育楼；在图书舘楼的西侧盖了工字楼；在大院的北边(乙2号)盖了一片四层的公寓楼，称新北楼；最令子弟们高兴的是，由稿费大户于光远和曹葆华捐资在红楼的西北角修了一个游泳池。 　　当时合署办公的单位还有红旗杂志社、马列硏究院和编译局，几个单位的业务是分开的，但行政、后勤、党委机关和图书舘是合而为一。中宣部的图书舘楼，原是北大图书舘楼，建于193O年代。藏书十分丰富，特别是近现代的历史资料，甚至强过北京图书舘。我在那里借阅过同盟会1906年在法国创办的《巴黎新世纪》和在日本创办的《天义报》，以及江亢虎的《旅俄日记》，都是难得一见的珍本。从1956年开始到文革结束，我一直享用沙滩的图书舘。 二，文革前中宣部留给我的印象 　　(一)它权力极大。那是意识形态能掌控人们身心的时代，而中宣部就是统管、、意识形态的部。毛泽东往往直接指挥中宣部，不仅他的大秘书陈伯达、胡乔木都兼中宣部副部长，而且他有什么想法或部署，往往就会找中宣部或思想理论界的秀才们谈话。它不仅管干部和群众的思想,管指挥和控制人们思维的理论,而且还管教育部、文化部、文联、作协、体委、卫生部、科学院（包括哲学社会科学部）、新华社、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中央广播电台、出版总署、文字改革委员会、新华书店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的宣传部等;部内设有各专业处,专司对这些国家和政府部委、机构进行指导(实则是行使中央对它们的领导)，全面钳制社会科教文卫和人的思想精神。中宣部是党内高级秀才最集中的地方，中共重要文牍多由他们参加捉刀，他们在中共党文化的创造、积淀和传播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 　　（二）老中宣部的部长副部长，处长副处长，甚至一些骨干干事，不仅都有革命资历,而且都是知名的有关专业的专家学者，甚至是权威学者，似未见外行领导内行的情况。但以势压人，强制学术为党的政治服务是常见的。这主要是由这个体制所决定的。就个人而言，当年我接触的父辈留给我的印象是，他们多有明显的优越感，是为党内的知识分子，自认为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又身处高位，虽有许多党外的朋友，但不免自负，在关系上有居高临下不平等的情况。更主要的是，既作为党的工具，在党发动的“阶级斗争”中，必须坚持党性抛却人性，往往会说出违背自己意志的话，做出眛着自己良心的事。但在私下里，我接触他们，又让我觉得都有很强的个性，很浓的人情味，讲道理，通理性，赋有自由民主意识，有所谓知识分子的味道。不仅如此，1956—-1957年，他们中如于光远、秦川、林涧青、张先畴、戴临风，还有我父亲等，他们当时都有赞同和欣赏后来被认定为是“右派”的言论。“四人帮”垮台后，老中宣部的不少秀才，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先行者，似非偶然。 　　(三)但是，如何通过这个部去实现共产党对全体党员和人民群众思想意识的掌控呢？这就是中宣部的职能和职责问题。在中共建政不久有过争论，主要是胡乔木和陆定一(中宣部部长)的分歧。胡乔木主张“学苏联”，主张基本照搬苏共领导意识形态的体制；陆定一主张“抓思想”。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认为陆定一比较正派，胡乔木比较不正派。大概在毛泽东任命胡乔木当副部长，事实上也是常务副部长，就出现了胡乔木常常坐在台上讲话、布置工作，陆定一坐在台下聼会的局面。那时候，胡乔木能够统筹中宣部的工作，包括安排陆定一要做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就是狗仗人势，有恃无恐吧。 　　陆定一是中共高层比较开明而有独立见解的人。人的思想应是活的，有自主的思想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陆定一的“抓思想”，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他的“抓思想”，除了提出“双百方针”有一定意义外，并无什么积极效果。他和乔木的二人之争也无结果，或说结果是“合二而一”了：就体制而言，是沿袭了苏共“思想专制”的体制；而“抓思想”，随着30年（1949年建政到文革结束）的政治运动迭起，剩下的也只有“思想斗争”、“思想批判”、“思想改造”了。加上胡乔木提出，中宣部的工作人员要当参谋、干事和哨兵，后来更露骨地提出当思想警察，中宣部也因之而凝固成思想统治、思想控制、思想压制“部”了。所以，入长中宣部凡二十年的陆定一，在他弥留之际曾哀叹：“文化革命前，我们中宣部十几年中做了什么事？无非是抓阶级斗争，一个政治运动接着一个政治运动，整完这个人之后接着整另一个人。”（他跟去看望他的于光远、秦川都说过这样的话）所以无论是学苏联还是抓思想，最后都变成全面专政的工具。 　　不要小视毛泽东讲的“马克思十秦始皇”这句话，它吿诉我们，他所要的就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共产主义道统十中国的帝王的皇权专制主义传统。其实，这也就是“毛泽东思想”的两块基石，也是所谓“党文化”的核心内容。中共建政后，就是打着马克思旗号，让封建帝王专制主义复活，而中宣部则充当了教化毛泽东思想即党文化的基地。可以说，这就是老中宣部的历史。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还有什么活路？包括共产党的机体还有什么活力？ 　　即便如此，毛泽东还觉得中宣部跟不上他。文化大革命爆发，毛泽东把中宣部定性为“阎王殿”，把陶铸调到中央任四把手兼中宣部长，不久，陶与江青发生矛盾，遭整肃下台，中宣部即被撤销，其职能被中央文革小组接管。中宣部原来的部、处级干部成了“阎王”和“判官”，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解决专制主义暴政问题，而且更把它推向极致。它的本质问题就是“全面专政”和毛泽东的个人独裁走到极致。因此，毛泽东一死，文化革命也就破产了。 三，历史的大转折——四人帮覆没 　　其实,文化革命到后期，毛泽东还没死，社会各个阶层都走投无路了，全民都反对文革，都觉得文革不能再继续下去。于是出现了“四五运动”。这个群众的民主运动中最尖锐的一句话就是：秦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告诉统治者，现在不能再搞专制主义了。 　　在“四五”运动的鼓舞下，整个社会涌出了一个反思热潮，不论是知识分子、工人、农民、职工、上山下乡知青，还是文革前的“当权派”、“右派分子”、地主富农及其子弟、资本家、华侨、港台关系户等等，无论什么身份的人都在反思，认识到这个国家的专制、残暴、封闭、畺化、落后、贫穷、愚昧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病逝，一个月后的10月7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突发政变，拘捕了毛夫人江青、侄子毛远新和文革领军人物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文革事实上宣告结束。这是1949年中共建政后的一次历史的大转折。接着出现了一个以“掲批四人帮”(事实上就是批毛、批文革)和真理标准大讨论为标志的思想和政策的大突破——思想解放及平反冤假错案的运动。 　　思想解放的潮流，来自体制外，也来自体制内。一是民间的自发的，从“四五”运动到西单民主墙，包括民间自发成立的思想文化的机构和刊物（如《北京之春》、《探索》、《今天》等等）；一是在体制内的思想理论界拼杀出了一批闯将，不仅对文革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而且对传统体制连同毛泽东思想进行了剖析和批判，特别是真理标准讨论到理论工作务虚会，他们是引领思想解放运动的中流砥柱。因为他们奉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被称作“实践派”，又因他们反对专制主义，主张社会民主，又被称作“党内民主派”。 　　在党内民主派中，包括不少老中宣部的人。老中宣部的人经过文革的反思觉醒，竟成为思想解放运动中的中坚力量。其中包括周扬、于光远、童大林、秦川、黎澍，林涧青、阮铭、李洪林、洪禹、林子力等，还有在思想意识形态系统中的夏衍、胡绩伟、王若水、张光年、戴煌、刘宾雁、戈扬等等。1976年中央成立了以耿飚为组长的宣传小组，1977年10月，中央决定恢复中宣部，张平化任部长。 　　这个运动的旗手是胡耀邦，他在四人帮垮台后，先后担任过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中组部长和中宣部长。胡耀邦组织、主持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和民间自发出现的“西单民主墙”的大小字报，把思想解放运动推到了高潮。 　　当时社会的巨变还表现在，农村出现了势不可挡的“包产到户”的农民自发运动，而且得到党内开明派、一些地方大员的支持和鼓励，如安徽的万里和四川的赵紫阳等等，赵紫阳还提出城市经济管理的松绑、简政、放权。开辟了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门径。 　　邓小平这段时间里主要在观望，寻求表现自己的机会。他利用“实践派”把“凡是派”的势力搞下去。在历史迅变中，他搞了几个大动作：一在国际上，他主张并促成对美国和西方实现开放；同时，要求美国只承认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和台湾的条约、驻军和外交关系。二是发动对越南战争，向美国和西方世界表示和苏联彻底决裂。三是在理论务虚会第二阶段，他提出四项基本原则。这是邓小平第二次出山后所烧的三把火。这样，邓小平这个新的权威出现了，他的政治态度开始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 四，在历史潮流下 　　在这风驰电掣潮流中，不少是跟着跑的人。不要认为跟着跑的不起作用，有了众多跟着跑的人，才会形成浩浩荡荡的潮流。不论是顺时还是逆时的潮流。当时比较集中体现这种思想潮流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之前的预备会——中央工作会议和民间的“西单民主墙”，把这股历史潮流推向高潮。正如叶剑英在三中全会上讲的：“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是党外民主的典范”。 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思考，形成一种合流，促进了社会进步。应该说在当时，宪政民主似乎是可望又可即的东西。 　　当时社会的巨变还表现在，农村出现了势不可挡的“包产到户”的农民自发运动，而且得到党内开明派、一些地方大员的支持和鼓励，如安嶶的万里和四川的赵紫阳等等，赵紫阳还提出城市经济管理的松绑、简政、放权。开辟了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门径。 　　当然，反对的势力是有的。 　　一是“四人帮残余势力”和文革习惯势力，后来也被称为“毛派”， 这个势力当时比较孤立，基本上处于守势。 　　一是曾操控中央舆论大权、以汪东兴为首的“凡是派”，当时汪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掌管意识形态，他手下有中宣部长张平化以及原康生的班底吴冷西、熊复、胡绳、李鑫等知名秀才，它的现身应与真理标准讨论同时。这股势力和思潮到1980年代伊始，已被党内外思想解放者和以邓小平为首的文革中的“走资派”合力压下去了。应该承认，当时统管意识形态的汪东兴还不是太恶劣的，他只是用一些高帽子来吓唬思想解放派，吓唬“实践派”，还没有、也许也没有能力在组织上进行整肃。在历史潮流下，汪东兴只好辞职了，手下的那批秀才，也不得志了。 　　一是以胡乔木、邓力群为代表的“左”派势力，他们依附于权势的“核心”、游走于邓小平和陈云两位超级权贵之间，有恃无孔、狐假虎威、兴风作浪，“三中全会”后，他们收编了“凡是派”的成员，形成强大的反对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势力。 　　但是，在那段时间里，我们看到的主流还是，社会解放欣欣向荣的局面，看到一种希望，是我们心情最为舒畅的一段时间。 五，在中国巨变的岔路口 　　就中共中央而言，当时似都认识到必需摈弃阶级斗争为纲，把重点放到搞经济建设上来，要求拨乱反正，闯出一条新路。但是，路怎么走，却有着不同的理念和观点。其中主要有“两个凡是”、“完整准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和“鸟笼经济”。 　　“两个凡是”是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及其秀才们提出的，曾一度被华国锋所认可。它多少反映了华得到最高权力后的复杂心理：要表白自己不仅是毛合法的继承人，而且还是忠实的继承人。应属于实用主义的口号和策略。华国锋强调的应是，不要主动去触动毛的决策，是一种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态度，不能认为是真的“凡是”。如果是真的“凡是”，他就不会打倒“四人帮”，让邓小平再度出山，实行重点转移，容忍甚至支持胡耀邦搞思想解放运动和平反冤假错案等等。和汪东兴不同，他没有去反对真理标准的讨论。但这个口号，在当时历史环境里，在广大干部和群众心理上的影响是恶劣的，同时多少也遏制了社会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开辟。 　　“完整准确”是邓小平针对“两个凡是”口号提出的，即完整准确地坚持毛泽东思想。纯属伪命题，因为毛泽东思想本不是一个科学体系，且其自相矛盾处甚多，无法证伪，更无法对它进行定量定性分析，何以实现“完整准确”！之后他更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从自己的历史情况和现实处境出发，既要否定毛的文革，又要掩盖自己历史上的错误，还要打着毛的旗帜，保护毛的专制主义的道统。这是不折不扣的机会主义的口号。因此“完整准确”既出，本质就是“我”说了算，就是掌握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和裁判权。邓修改了宪法——取消了四大，改写了党章——把“完整准确”和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党章，还搞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他“完整准确”的历史版，如毛搞“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一样，巧妙地“肯定”了自己的历史地位，继毛之后成为中共、中国的第二代独裁者﹙邓自称为“第二代领导核心）；同时，重塑了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合法性；紧接着，他又大反“自由化”，继搞掉党中央主席华国锋之后，先后又罢黜了两位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甚至调动几十万军队，血腥镇压了以学生为主的北京市民的民主运动，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反人类罪行。他是复辟专制主义的主要责任人。 　　 “鸟笼政策”是陈云的主张。主张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允许市场之鸟享受在鸟笼中跳跃的自由。这在冲破一统的僵死的计划经济体制伊始，有些小积极意义，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它便成为改革的主要阻力。在政治上他和邓可称伯仲，都坚持专制主义体制，是“老人帮”首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胡耀邦提出的治国理政和立身行事的指导思想。以实践为标准就是错了就要改，哪怕是毛主席提出和反复提出的；就是要从自欺欺人的空想彼岸回归到常识；从君本位、神本位、阶级本位、意识形态本位回归到人本位，回归到民生、民权、民族的根本问题上来；就是要抛却把人的主观意志强加给社会历史，回归到尊重社会历史发展的自主性上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实践标准的口号服膺了党员，也服膺了百姓，轻而易举地战胜了两个凡是的口号，华国锋做了真诚的自我批评，中宣部长张平化也做了自我批评。但是，半年后的理论务虚会的第二阶段，这个口号被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压倒了，实践标准的许多观点被说成“资产阶级自由化”遭到批判整肃，胡耀邦试想以这个观点来写《历史决议》也被邓小平否定了。邓小平事实上复活了“两个” 凡是的精神，只是把对毛泽东的“凡是”改成对他的“凡是”。实践的标准被彻底打压下去了。这是胡耀邦这一正确思想在中国的历史命运，也是坚持真理和追求真理的党内外知识精英们的历史命运。  六，胡耀邦和华国锋、邓小平、陈云的关系 　　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改革开放初期这段历史，不难看出：华、叶、胡、邓、陈几人中，在为人民这个基本点上，在现代化和全面改革上，华和胡基本上是相通的，他们有共同语言，可以一谈几个小时。而胡和邓之间，只有工作和打牌之交。华接受汪东兴和他的“秀才班子”提出的“两个凡是”（还有“两把刀子”）的口号，自有当时环境的制约，而且他很快转变了认识和态度（1978年7日4日，华与胡长谈时已明确反对汪东兴和吴冷西的“砍旗”说），并带头做了检讨。胡为“右派”平反、为地富摘帽，事先都与华商议后提出。华在三中全会前工作会议开放民主讨论，三中全会后反对胡乔木反右，也都和胡一致。1976一1980年期间，民主派与专政派较量，华、胡和叶剑英、赵紫伯、李维汉、习仲勋等属民主派；陈云、王震、胡乔木、邓力群、姚依林等属专政派。陈云在11届3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和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错案上有过共识，但整倒华国锋后，就一直把胡耀邦当作主要政敌加以打压。 　　邓小平时而讲民主，时而讲专政，白猫黒猫，有利于他篡夺权力的就是好猫；1980年12月倒华之后，邓才完全主导专政派。当年，中宣部几任部长的更迭，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实现的。 七，80年代是专制主义逐步复辟的十年 　　不少朋友把80年代的十年说成是“邓胡赵新政”的十年，是“改革开放黄金时期”。我的观察和感受却是：虽然这十年成绩斐然，是胡耀邦、赵紫阳等改革先驱在世界民主和改革大潮下，带领全国人民努力走出文革灾难，纠正历史错误，但更是专制派与民主派激烈角逐的十年，专制主义逐步复辟的十年，是从全面改革转变成跛足改革，即用专制主义政治支撑片面经济体制改革的十年。畧述几个重要节点： 　　（1）1980年3月，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腰斩了理论务虚会，从而终结了思想解放运动，12月与陈云联手拱倒华国锋，自己当了军委主席。邓及陈云取得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的权位。 　　（2）从1979——1982年根据邓小平意志，并在他直接控制下，通过撰写《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修改党章、修改宪法，从而确立了邓小平在党内的绝对权威的地位。 　　（3）1980年陈云、胡乔木等专制派利用波兰团结工会事件大做文章，宣称“如果我们经济工作处理不好，宣传工作处理不好，有可能发生波兰事件”。致使中央已然起动的“肃清封建主义影响的决定”“流产”了。同时，陈云还提出“缓改革重调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动议，改变了中央既定的改革开放的思路。 　　（4）1981年在邓小平主导下批《苦恋》（电影剧本，电影改名《太阳和人》），接着将思想解放运动中知名理论工作者郭罗基赶出北大，发配到南京。如此，在文革结束后专制派又创造了思想大批判和以言治罪的先河。 　　（5）1982年，在邓小平和陈云指使下，邓力群、王震先后入长中宣部和中央党校。邓力群以中宣部为基地，一统意识形态各部门；王震在党校公然提出要“打掉胡耀邦的智囊团”。顷刻间，中宣部由胡耀邦时代的思想解放部、思想建设部变成了思想统治部、思想压制部；中央党校也由思想解放的策原地变成了“反胡”的前沿阵地。 　　（6)1983年，可谓专制主义决战决胜的关键一年。年初，专制派欲夺人民日报的权，未能如愿。3月，陈云伙同胡乔木、邓力群等制造了未遂的倒胡耀政变。同在3月，胡乔木、邓力群利用周扬在马克思逝世百周年的学术报吿，依仗邓、陈权势，通过阴谋诡计，扳倒了周扬，并整治了《人民日报》——拱走社长胡绩伟、罢黜副总编王若水。10月邓小平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中大讲反对精神污染(讲稿由邓力群组织亲信撰写)，并策动邓力群，通过中宣部发动了一场震惊海内外的全国性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人称“小文革”。 　　（7）“清污”运动在党内外引起严重恐荒，遂被胡耀邦、赵紫阳制止。如此，民主派和专制派的斗争到了最后阶段。1984年，胡、赵联手草拟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调任朱厚泽替代邓力群任中宣部长，1985年，中央讨论胡耀邦主持起草《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的关键时刻，得到赵紫阳的支持。同样，在邓、陈的布署下，专制派开始加紧包围和孤立胡耀邦；反“自由化”扩展到揪“经济领域的自由化”；1986年9月12届6中全会上，邓小平一声吼：反自由化还要反20年，亊实上压倒了通过的《精柛文明决议》。 　　（8）1986年底，借口学潮责任，邓小平布置批判整肃胡耀邦，1987午1月生活会，正式罢黜胡耀邦。 　　（9)1989年邓小平联合陈云等老人帮，罢黜赵紫阳，并调动数十万军队进北京，血腥屠杀民主运动中的学生和市民。至此专制派取得彻底的胜利，专制主义彻底复辟。总之，我们要全面看待11届3中全会的历史作用，也要全面看待3中全会后十年的历史作用。同时，还必需看到，这十年也是邓小平联合专制派陈云老人帮，步步为营，复辟专制统治的十年。 八，中宣部是一党专政和全面专政的重要工具 　　中共没有建政之前，中宣部并不起什么大的作用。但是，中共建政以后，一个组织部长、一个中宣部长，一个是管人、管干部的；一个是管思想，管人精神的，他们的地位就很重要了。 　　国民党有中宣部，是孙中山从苏俄学来的。这个中宣部很厉害，一旦这个政党取得了政权，就可以据此搞一党专政，甚至全面专政。什么叫一党的全面专政？广义地说，一个党派，不仅垄断了国家的政治权力，而且还垄断了国家的经济，严格控制了社会的思想、精神、文化，这就是全面专政。这是全面专政的基本内容。共产党全面专政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党凌驾于国家之上，并通过国家把社会给吃掉，让所有的社会团体、机构，社会上的诸多人们共同体都丧失自己的独立性，成为政党和国家的附庸。比如说工会、商会、农会、学会、妇联、学联、文联、作协、科协、记协、律协等等，本来这都是社会机构、社会团体，它们统统成为共产党和国家的附庸。甚至连民主党派都一样，都成为共产党的走狗和附庸。 　　本来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团体、机构或者形形色色的人们共同体的利益是应该得到国家保护的，但是没有。相反，都变成由共产党来统治、控制，并使之沦为它统治社会的工具。何况我国所有社会团体、机构、组织都只能由官办，实际上取消了宪法规定的结社的自由，这就叫全面专政。  　　1957年以后，中共基本上实现了全面专政。这之后就没有本来意义的民主党派了。1956年以前，如果说民盟等所谓“民主党派”还能有一些独立性的话，1957年以后就彻底没有了。 　　当然，实现一党专政和全面专政，也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大概从1952年“五马进京”，执掌中央政府权力开始，经历了54年公布《宪法》，改变国家和政府权力结构，联合政府已不存在；56年完成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57年开展反右运动，完成了党和国家吃掉社会的任务，事实上已实现了一党专政和全面专政了。到1958年，毛泽东开始大折腾----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1962年，他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搞“四清”和教运动。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尤其在整肃知识分子的历次运动中（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直到反右运动），中宣部亊实上起到了前线总指挥所的作用。 　　即便如此，毛泽东还觉得中宣部跟不上他。文化大革命爆发，毛泽东把中宣部定性为“阎王殿”，把陶铸调到中央任四把手兼中宣部长，不久，陶与江青发生矛盾，遭整肃下台，中宣部即被撤销，其职能被中央文革小组接管。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解决专制主义暴政问题，而且更把它推向极致。 　　文革时期，就是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现在不是还要恢复一个人说了算吗？所以历史真很诡异。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个问题？我想通过讲几朝中宣部历史的演化，也许能给人们提供一些思考的资料 九，关于中宣部长的下场及其“盖棺论定” 　　有人说，中宣部部长多数下场不好，因为在民意和圣意之间很难取得平衡。 　　是的，当中宣部长的，如果要想平衡这之间的关系，或看重了民意，当然不会有好下场。但也不能结论为大多数中宣部长下场不好。就“四人帮”倒台后，邓力群、王忍之、丁关根、刘云山的下场没有什么不好，起码在中宣部长任内可以这么说。刘云山这样德才兼缺的人，就是从中宣部长任内步步高升，做了中宣部长还不够，还要做政治局委员，还不够，还要做政治局常委；不仅要管中宣部，还要管全党。这说明，随着邓小平擅政、专制主义全面复辟以后，担任中宣部长的很难再有思想家、理论家，而代之以趋炎附势、能玩弄权术的政客了。 　　下场不好的，有老中宣部长陆定一，有文革初期的部长陶铸，他们都属于有一定独立见解的人。文革后的第一任部长张平化下场也不好，那是因为他压制真理标准的讨论，逆历史潮流而行。作为中宣部长的胡耀邦的下场并不坏，他是当中共中央主席和总书记以后的下场不好。他的后任王任重下场不好，是因为看到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讲话形成思想理论界沉闷局面，而召开了北京地区理论讨论会，从而被邓小平罢黜。作为中宣部长的朱厚泽下场不好，大概只有他算是“在民意和圣意之间”失衡，王任重的最后所为，也可归入此类。 　　当然，什么叫不好的下场？还有别的标准。我觉得，也可以倒过来说：胡耀邦倒是有“好下场”，那么多人为他报不平，人民越来越怀念他；朱厚泽也是这样，三宽政策永驻人心；陆定一现在口碑也不错，起码被认为是说过一些好的意见，做过一些好的事情，有一定的觉悟的部长。而邓力群等人，虽有最高当局的嬖宠，但生前被视为奸侫，死后骂名仍不绝。 　　那么，这就可以给他们做历史定论吗？当然没那么简单。 　　什么叫定论？非得说那么三五句话来盖棺论定吗？什么是盖棺论定？一个人死了以后，不可能再有什么言论和活动了（除非他以前掩盖了很多事情，后来被发掘出来），已经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已经完成了他一生的活动，不可能再改变自己的历史了，当然也就盖棺论定了。也可以说，他的历史行为，他的实践已证明了他是什么人，已经被历史定格了。这是任何组织结论、追悼会（或遗体吿别会）悼词、权威人士的文章评价，所无法比及的。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搞出一个《若干历史问题决议》。那完全是把个人的意志强加给历史。历史已经做了结论，他还要用个人的意志来推翻历史的结论，把他那（套）什么准确完整……四项基本原则等强加给历史，对建国以来、特别是文革的历史做出他的结论。这真是岂有此理！所谓盖棺论定本来就应该是历史实践的结论。 十，需要认真思考的两个天大的问题 　　一个是，在共产党建政之前，为何那么多大小知识分子因为热爱这块土地、热爱这个国家，怀着争取自由、民主、富强、现代化的愿望参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结果却是换来一个更独裁、更专制的政权，甚至还出现了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这就是共产党建政以来的历史事实。 　　一个是，文革促醒了这个民族。于是在十年生聚教训下，出现了思想解放运动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奇观，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改革开放的伟业。人们又燃起新的希望，希望通过改革开放，解决中国专制、封闭、落后、贫穷问题。然而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搞着搞着，怎么专制极权又回来了？不仅如此，还搞出一个垄断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权贵资本来了？ 　　记得前几年，胡德平搞了一本回忆他父亲胡耀邦的书，名叫《中国为什么要改革？》，组织一些朋友展开议论，议论的题目就是《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我说，为什么要改革的问题还要讨论吗？现在，一个是专制主义全面复辟，一个是公权力的全面腐败，一个是严重的两极分化，一个是环境被严重破坏，一个是产生了权贵资本，一个是破坏了世界相对和谐的经济政治秩序。现在应该讨论的是，中国改革为什么会改成今天这个样子？30多年的改革，怎么就改成这个样子？这是必须解答的问题！我谈中宣部的历史，也是希望有助于解答这些问题。 （注：本文转发于倍可亲backchina博客，发布者用户名为chinesman，真实作者姓名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