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十年（15）低薪生活，其乐融融
我和静仪结婚时，两人一个月的工资加在一起61元人民币。好在我们两家家里不要我们负担，平时在学校生活开销也不大，在当时还过得去。大女儿出生之后，我们的工资加起来有72元了。当时的消费水平比较低，女儿每天喝一瓶新鲜牛奶，一个月才3元；一瓶液化气2.7元。反正工资管三人的基本生活是够了。小女儿出生以后，就有点捉襟见肘了。尽管我们非常节俭，仍然入不敷出，家中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但我们生活却非常愉快，一家四口，其乐融融。
当时如果要买超过月薪一半的大件必需品，就“起会”。在那个贫穷时代，大家都缺钱，于是就兴起了“互助会”。如果哪一家急需用钱，那一家主人就作为互助会发起人，“约会”，比如，我想买一只上海牌手表，需要120元，于是，我就约请12位老师，每人每个月出10元。发起人，当时称“起会人”拿第一个月的“会钱”，大家根据各家的需要，协商拿会钱的顺序。起会人负责每个月收齐后交给那个月应收“会钱”的老师。
为了节省买衣服的开支，我们通过一位在长江航运公司工作的家长，首先从上海买回了一台蝴蝶牌的缝纫机。周末逛街时，经常去布匹专卖店看看，有时可以碰到质量花色都还适中的打折的零头布，就买回来存着。也许现代年轻人还不知道那个年代有专门卖布的商店，更不懂什么“零头布”。顾名思义，就是一整匹布卖到最后实在没有人要的一点点零头。商店根据品种质量、花色、所剩零头的多少决定折扣的多少。而有的花布剩下的一点点，折扣最多，可以做小孩子的短袖上衣，或短裤，还可以将不同花色但质量差不多的零头布买回来，拼接起来做女孩的裙子，也很好看。
缝纫机买回来之后，我买了一本《服装裁剪》书，学会了裁剪，静仪学会了缝纫。从此，我们家大人小孩的衣服全是自己做。那个年代，没有事业可立，家里也没有钱，就是不缺时间。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从有限的无用的时间中挤出了一点一点钱，让我们的两个女儿随着年龄的增长，年年换季穿新衣穿花衣，享受贫而不穷的幸福快乐的童年。
后来买自行车、上海牌手表等，都是一年“约会”一次，逐年慢慢添置的。
我当班主任与学生就是亦师亦友的关系，课堂上是师生，下课后就是朋友，再加上学生都住在学校附近，经常到学生家去走访，与家长也就非常熟悉了，像至今还有联系的刘汉生同学，他的父亲是我们“水中”隔壁菜场卖肉食的师傅，每天只要走到他的摊前，他总是笑眯眯的给我割两毛钱的里脊肉，他知道我们没有冰箱，为了孩子的身体，只能每天去买一点肉。他每周还给我留两根筒子骨，给孩子煨汤喝，大家都说筒子骨煨的汤，可以给小孩补钙。那个年代，筒子骨是非常紧俏的啊！才七分钱一斤！不是有钱就能买得到的！
还有一位煤炭公司的滕师傅，武汉液化气公司成立时，他是第一批液化气站的员工。他特地给我送来煤气灶和一坛液化气，说：“李老师，你住在单元房，有条件使用煤气了，一坛煤气2.7元，你们家才四口人，可以用一个多月，你用完了，让我儿子回家给我说一声，我马上给你送去。既方便又便宜。这个煤气灶有点贵，要27元，你分三个月给我就可以了。”说完就给我装好了煤气灶，教我们正确使用方法，才下楼回家。
住在我们家隔壁的史红老师的家里买回一台黑白电视机。她们家也是两个女儿，与我的两个女儿差不多大，一放学回来，我的两个女儿就站在他们家门口，看他们家的电视，想看什么节目全由他们的两个女儿控制。看着女儿那么喜欢看电视，总是站在别人家门口看电视，我下决心给他们买一台。那时一台武汉生产的14寸黑白电视机要400多元。我到学生杨云仙家访时，与她在武汉电视机厂负责销售部工作的爸爸，聊完该生在学校的情况后，就问问他们厂电视机的销售情况。那位杨师傅是一个非常精明的武汉人。他更清楚年轻教师工资低，于是，他问我：“李老师，你如果想买电视机，可以一个月拿十块或是二十块钱吗？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以先给你一台电视机看着，每个月付十块吧！等你全部付清后，我再把附有保修条款的发票给你。好吗？”杨师傅善解人意的一席话，真是让我感动不已，让我喜出望外啊！
第二天下班后，杨师傅就把一台橙色外壳的“武汉牌”14寸黑白电视机，送到我家，热情帮我调试好后才走。
我当时没有任何一点攀比的想法，就是为了两个女儿的心理健康，不能让孩子产生自卑心理，让她们做到自己想看什么就看什么，不能从小就看别人眼色做事。让她们的心理和身体一起健康成长。
我的大女儿在大学四年级临近毕业分配时，给我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说：“我觉得我们家好像是介于传统与开放之间。你们对我和妹妹管教也是如此。不过我真的好感激你们为我们创造的学习和生活环境，正是这些在潜移默化中造就了今天的我。我虽然不能成为名人、伟人，但作为凡人，我们已经生活得很幸福了！”
现在回头看，我的两个女儿真是生逢其时。我们没有钱给他们更多更好的衣食、玩具，但我们有许多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在他们成长过程中，我们这个四口之家，无论在哪里，都是“一个也不能少”！记得有一次，两个女儿回武东奶奶家去玩了一天，到吃晚饭时，三岁多的小女儿就吵着要回家，不吃饭，哭着要回家，要爸爸和妈妈，谁说都不行，大女儿说吃完饭就回家也不行。奶奶只好叫叔叔送她们两回汉口了。
当她们的同龄人为了上一个哪怕是区重点中学而不得时，她们姐妹俩都在湖北省最好的重点中学生活和读书了。感谢我的老师和校长，在恢复全国高考招生之后，不看学历重学力，不仅让我走上了语文教学专业成才的高速路，而且让我的两个女儿在华师一附中受到最好的教育，为她们后来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