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十年（18）学工上工厂，学农下农场
文革十年期间，学生回校“复课闹革命”之后，中学教育改革新增了两门课，而且有课本《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学校师生及课程表简称“工基”和“农基”），在学校上课是理科老师们负责，班主任要负责带学生去工厂学工、去农场学农，美其名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课堂上学的是一些什么“理论”，我不知道；但是带学生去工厂农场“实践”，我有深刻体会。
前几天，在我们武汉市水厂路中学（以下简称“水中”）退休教师群聊起十年文革往事，不胜感慨。后来与当年元老之一的舒鼎瑛老师私聊，我记得她是1964年华中师大物理系毕业的，就问她还记得文革期间教《工业基础知识》吗？她非常兴奋地告诉我：“我不仅教过‘工基’，还教过‘农基’呢！”
“您还记得‘工基’教些什么，‘农基’又教些什么呢？”
“嗨！‘工基’比原来初中物理课本简单多了，而且知识点都是跳跃性的，没有系统，没有逻辑性，一点都记不得了！而‘农基’课本的内容印象却非常深刻。一是当时让我教九个班的“农基”，每个班一周两节，常常到后来走进教室得先问学生上节课讲到哪里了。每节课的内容一周要重复九次啊！再就是内容好记，讲到当年的农业八字方针时，82岁的老人竟然一字不差地脱口而出：“水、肥、土、种，密、管、保、工”。然后一个字一个字给我解释：“水是农业的生命；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土就是哪块庄稼地适合种什么；种是一定要有优良种子；密指的是要密植；管是说田间管理；保就是保墒；工说的是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
舒老师还回忆起教“工基”时，去一个空军基地登上过一架直升飞机参观；教“农基”时，到武汉四中大操场学过开拖拉机。第一次上了飞机，第一次开了拖拉机，印象太深刻了。尽管如此，老师们在一起笑谈，我们这些老师是在黑板上开拖拉机，在教室教学生种田插秧。
她常常跟六九届的学生说：“你们喊我一声老师，我感到万分惭愧，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并没有教你们多少知识，只是尽职尽责尽心的管好你们不变坏，真的是荒唐岁月的荒唐教育，幸好在76年后还认真教了几年书，不然这一生都不知道是怎么当物理老师的。”
当时，课堂上讲“工基”和“农基”，然后要求初中学生每学期上工厂“学工”一周，下农场“学农”一周。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
我们“水中”地处硚口工业区，学校周边有武汉市抗菌素厂、武汉市自来水厂、武汉电池厂、国棉三厂等。离学校几公里远，就到了解放大道西边尽头的东西湖农场。“水中”“地利”真是得天独厚啊！不愁学工学农的实践基地。
学校最后确定的学工基地是抗菌素厂和国棉三厂，学农基地是东西湖的荷包湖农场。
刘政秀书记特别重视学生在学工学农期间的人身安全问题。经常在班主任会上反复强调，希望班主任不要掉以轻心，特别是上夜班一定要注意学生的安全。我们班学工安排在国棉三厂，那个厂工人上班都是三班倒，即工人八小时后可以下班，车间的机器昼夜不能停。我们的学生也要分成三组，跟工人一起上下班，我把工作重点放在夜班那一组。一周三个组轮流上两个夜班，每个学生都可以见到了。而且，白天下午时间还可以去车间看看上白班的学生。一周时间平平安安完成了任务。
回头想一想，我的学生在工厂学到老什么呢？女生在车间还学到了一点棉纺女工的技术活，尽管不是“工基”课本上的内容。男生就惨啦！他们在车间跟着男师傅学“机修”，只要哪台机器出问题了，就忙起来，师傅修机器，学生就当下手，递给师傅老虎钳啊、螺丝刀啊。忙完那一阵就没有什么事了。师傅就躺在工休室睡觉，几个学生就打扑克，熬到早上下班回家。也还合十几岁孩子的味口，同龄人在一起蛮好玩，也不觉得累。那个年代，上学就是好玩，换个地方玩更新鲜。
至于“学工“实践中，学生学到了一些什么呢？还真不好说。当然，班上少数几个国棉三厂的子弟，上几天班，尤其是上两天夜班，至少亲身体会到了父母为了养育他们之不易，工人每天八小时为国家创造财富，实在是辛苦！
但是，国棉三厂女工多，男工少。特别是夜班，一个车间只安排一个机修工。我就遇到过一个帅气的年轻机修工，夜班吃宵夜短暂的休息时间，被女工中的少妇戏弄的情景。几个女工围着机修工，开始七嘴八舌，说他长得蛮帅，不知道雀儿管不管用。一个年龄大一点的笑着说：“把他的裤子扒下来看看不就知道了！”于是，几个个女工同时上去抓住他，一定要把他的裤子脱下来。也许这种玩笑对工人来说司空见惯，但是，对十几岁的学生而言，会产生什么后果呢？我不知道。
只知道，六十年代我读中学时，还学过《生理卫生常识》，正是对性知识懵懵懂懂时，尽管老师讲到男女生殖系统这一节，让我们自己看。自学后知道男女有别，男生遗精，女生来月经是性常识，仅此而已。但是荒唐岁月的学生哪有《生理卫生常识》课呢？难怪那个年代的流氓特别多！强奸犯被枪毙的也不少!
我们“学农”到东西湖荷包湖农场，每次两个班，师生自带行李。学生兴奋之极自不待言，如何安排哪两个班呢？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管理问题。至今，“水中的元老们为什么那样怀念刘书记那个领导班子呢？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他们对老师的管理非常人性化。四十个元老级教师中有六对夫妻，教导处排课时夫妻二人不在同一时间上课，保证家里有一个人看孩子；等孩子会走路了，总务处在教学楼一楼办一个托儿所，请一位临时工阿姨照护孩子；学工学农期间保证家里有一个人照顾孩子；去农场安排哪两个老师也考虑得非常周全。领导知道我和周良君是好朋友，更了解我们两人的性格特点。于是，让我们两人各带自己的班到荷包湖农场一起去“学农”。
教导处指定我负责带队，既要与农场和生产队联系每天的劳动任务及安排，又要管这两个班。我与周良君商量好了，他每天负责管、带两个班学生，完成劳动任务和晚间学生安全。我负责对外联系，每天早上集合学生表扬昨天的好人好事，指出存在的问题，布置今天的劳动任务及注意的事项；然后带帮厨的学生去买菜，指挥他们做好饭菜。
我们两人同心协力共同完成了一周的“学农”任务。
学生在“学农”活动中最大的收获，是不同程度地改变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状况。特别是到厨房帮厨的几个学生，可以看出那些出生在相对贫困一些家庭的孩子，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择菜、洗菜、切菜相当不错，一看就是经常在家帮大人做过事的，其中有一个孩子切土豆丝、萝卜丝既匀称，速度又快。原来那个孩子的爸爸妈妈都在上班，他是家中老大，每天放学回家要做一家人的饭菜。在他的带领和帮助下，其他几个帮厨的学生有了长足的进步。
通过在稻田劳作，一天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学生们才比较深刻地感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相对来说，学生学农比学工收获要大得多。但是，我们的中学到底该怎么教育学生呢？茫然无措！后来改革开放，各行各业都“摸着石头过河”时，似乎明白了一点点。最终还是不甚了了。为何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得以传承，原来，“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十年文革期间，“学工”“学农”于“师者”，是不是有点不务正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