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崇福,1952年获布朗大学物理博士学位,1955年回国,从事超声研究。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应崇福在回国途中给导师Rohn Truell写了一长封信。信中表达了他对导师的感谢,对实验室的怀念,对离开美国同事的依依不舍,甚至为之落泪。同时,也向导师解释,他作为中国人,应该为中国做贡献,希望能得到导师的理解与支持。
半个多世纪后这封信浮出水面。2019年《中国科学报》刊登了这封信的译文,并刊登数人的评论文章:“矛盾的归国之路”“大音希声 赤子丹心”“科学家的另一种真实”“纯粹的归国动机”“徘徊后的选择更令我感动”“家国情怀这个词从此鲜活”等。几篇文章的基调基本一致--应崇福在回国问题上“犹豫不决”,心里“异常矛盾”,最后决定,“为了国家富强”,“肩负起对祖国的责任”,“毅然选择了回国”。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应崇福1955年回国,比许多老海归晚,如果这就是犹豫不决,那是不是就可以说钱学森、郭永怀、张文裕、谢家麟等许多科学家55、56年回国前也犹豫不决?确实很多老海归回国前犹豫不决,在权衡各种利弊因素之后才做出回国决定。但应崇福不是这样。
1943年应崇福在华中大学教书,认识了妻子张爱贞并结婚。1945年,应崇福获得了布朗大学的助学金,但因凑不够旅费,便耽搁了下来。直到1948年,华中大学赞助了他1000美元,才告别了妻子和孩子,进入布朗大学。
留学期间,应崇福一直是靠布朗大学提供的奖学金维持学业与生计。1952年获得博士学位,他却发现微薄的积蓄根本不足以支付回国的船票。他跟家里联系,看能不能在国内凑钱,换取外汇。他的妻子张爱贞原来执教的学校不再开设英文课,因而失业在家,家境很困难。虽然上下打点、多方筹措,凑出来的一点点钱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说,应崇福原本是打算1952年回国的,只是经济上有困难。
于是,应崇福申请了美国国务院向中国留学生提供的回国赞助费用。后来美国开始禁止中国留学生回国,他便在布朗大学的实验室工作。1954年,美国解除了对留学生回国的禁令,许多留学生迫不及待地加入回国行列,而应崇福却等到1955年底才回国。
这些就是所谓的“矛盾”“徘徊”“犹豫不决”吗?应崇福舍不得实验室的发展机会,能多学一点就多学一点。或许让他不知所措,是因为和实验室签订的工作合同到1957年才到期,提前离开会违约。他走以前流泪了,是告别的眼泪,感激的眼泪,与犹豫不决毫无关系。
在回国途中路经日本,同船的留学生们都下船买佳能相机,各种型号$110到$180,比在美国买便宜得多,有人甚至买了两个。应崇福只花了5块钱,买了一个简易三脚架。可见他离开美国,囊中多么羞涩。也许他惦记妻子生活艰难,把钱留着供家用。
设身处地设想,一个37岁的中年人,飘洋过海,远离亲人7年,拿到了博士学位,完成了学业,两手空空,既没有家庭,也没有财产,妻子一个人带着孩子在中国过着贫苦的生活。这个中年人会动邪念,摈弃中国的妻子儿女留在美国吗?我相信应崇福不会。《中国科学报》文章中所谓应崇福回国前“矛盾”“徘徊”“犹豫不决”等,如果没有其他刻意的意图,轻者是作者对那封信的独断误读,重者是对应崇福人格的侮辱。
现在赞美老海归的文章都陷入“爱国”怪圈,千篇一律的“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积极响应祖国的号召”“冲破重重阻挠”“满怀爱国情怀”“毅然放弃优越的生活”…在现实生活中,大部分老海归跟应崇福一样,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他们希望国家富强,但决定回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国内的妻子、儿女、父母、家人,是中国人的归属感。
应崇福,2011年逝世于北京,享年93岁。
(据《大音希声 应崇福传》,应崇福文革期间几乎寻短,妻子张爱贞1970年文革中病逝,年仅5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