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军首次授衔，90%以上的高级干部是按照本人1952年评定的军队级别并参照编制军衔规定执行的。但由于各级军官名额限制、平衡各方面军以及个人条件等因素，出现了一些例外。有些将领被认为授衔偏低、有些则偏高，相关议题争论不休，一直延续至今。
1.粟裕
有好事者将粟大将在解放战争中的表现，做出如下归纳，本人没有进行核算，不知是否准确无误、少误，还是全误？
1）解放战争头半年，我军进行较大战役22次。歼敌2万人以上者3次，粟大将指挥了2次；歼敌3万人以上者1次，为粟所指挥。
2）解放战争第一年，我军进行较大战役42次。歼敌2万人以上者11次，粟大将指挥了6次。歼敌3万人以上者8次，粟指挥了4次。
3）解放战争开始到渡江战役前，不算三大战役和太原战役，我军进行较大战役103次。歼敌2万人以上者35次，粟大将指挥了10次；歼敌3万人以上者20次，粟指挥了8次。
粟大将，在当今广大军迷的眼中，是无冕之王、没有元帅军衔的元帅。单从军功方面来说，粟裕不授元帅衔确实有失公允。
2.萧克
萧克授衔偏低，被认为理应授予大将。
1907年，萧克出生于湖南嘉禾县。萧克是红军高级将领，参加过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和八一南昌起义，曾任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八路军120师副师长、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四野第一参谋长。1952年评级时，他被评为正兵团级，应该授予大将军衔。他之所以最终被授予上将军衔，有一种说法，那就是适当照顾到各方面军干部的相对平衡。在大将中，井冈山时期成长起来的干部就有粟裕（三野代表）、罗瑞卿（华北野战军代表）、黄克诚（四野代表）、萧劲光（虽然也出自四野，但他当时海军总司令的身份是入选大将的主要原因）、谭政（政工代表），人才济济。萧克若再评为大将，那这一支在大将中就过于庞大了。基于此，萧克就只能屈居上将了。
但另一种说法是，萧克之所以被低授，是因为“两次站错了队”，一次是在井冈山“朱毛之争”关于军委书记选举时，他反对毛泽东支持朱德并投了陈毅的票，导致毛泽东落选而失去军队指挥权。肖克“第二次站错了队”，是长征时期被张国焘拉拢曾经支持张国焘。
3.王树声
被认为授衔偏高，凭早年资历获得大将军衔。
王树声1905年出生于湖北麻城县，曾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1952年他任湖北军区司令员，1955年任总军械部部长。1955年王树声被授予大将军衔，有人认为偏高，战功不及上将许世友。但由于考虑到平衡因素，以及他曾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的这一资历，他被授大将军衔也无可厚非。
4.许光达
被认为授衔偏高，是大将中红二方面军唯一代表。与肖克相比，许的资历显然不足。
许光达早年加入中共，并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之后参加红军，曾任红六军17师、红三军8师师长等职，后因重伤赴苏联养病学习。抗日战争期间，任八路军120师独立第2旅旅长。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任晋绥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西北野战军第3军军长、第一野战军第2兵团司令员。
许光达1908年生于湖南长沙县。1950年毛泽东亲自点将，任命他为装甲兵司令员兼政委。1952年许光达被定为正兵团级，按资历、战功应授上将。许光达得知自己将被授予大将军衔的消息，深感不安。他给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领导写了份《降衔申请书》。不过，中央没有同意许光达的意见，还是授予其大将军衔。从大将名单中可以看到，他是红二方面军的唯一代表，这也是许光达为什么能评为大将的原因。
5.段苏权
被认为授衔偏低，主要是因为“有历史问题”被“暂授少将”。
段苏权是湖南茶陵人，1934年10月，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二、六军团（红二方面军前身）准备从贵州向湘西转移时，任命年仅18岁的段苏权担任黔东特委书记兼黔东独立师政委。他和师长王光泽率800多人奉命留下游击，策应主力东进。11月，段苏权脚踝受重伤，被迫留下就地养伤。后来，他讨饭回到老家，“脱党”3年，直到1937年才归队。归队后，历任中共平北地委书记兼平北军分区政委、冀热察军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八纵司令员、区东北军区副参谋长、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志愿军空军第一副司令员兼空2军军长等职。1953年底段苏权成为审干重点，重点调查1935年黔东独立师被强敌打散到1937年段重新归队的那段历史，一调查就是3年。1955年，时任高等军事学院副教育长兼战略教研室主任的段苏权因“有历史遗留问题”，而被“暂授少将”。其实，1952年段苏权被评为准兵团级，应评为中将。
6.钟伟
被认为授衔偏低，但虽屈居少将按照中将使用
钟伟是湖南平江人，1915年生，15岁参军入党。1948年，林彪将钟伟由5师师长破格提拔为12纵队司令员。任四野12纵队司令时，他和黄永胜平级；后来担任四野49军军长，和梁兴初平级，怎么也该是中将。关于钟伟的军衔评定过低，毛泽东是清楚的，由于当时四野悍将多，钟伟只能屈居少将军衔。毛泽东对钟伟的使用一直是按照中将甚至是上将的标准定的，他担任北京军区参谋长就是毛泽东点的名，也算是低衔高配的好例子。
7. 解方
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之首，被认为授衔偏低，主要是因为入党较晚错失中将军衔。
解方生于1908年，吉林东丰县小四平镇人。1930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参加东北军，曾任参谋、副旅长、师参谋长。他历任中央军委情报部三局局长、三五八旅参谋长、东北民主联军副参谋长、十二兵团参谋长、志愿军参谋长、军委军训部副部长、军事学院副教育长、高等军事学院教育长、副院长等职，1954年10月，他被调到解放军军事学院任副教育长兼军事科学研究部部长。在1955年评衔时，解方为准兵团级，应评为中将。但授衔时，他只是个少将。有人认为解方的军衔偏低，原因有三点：一是入党时间较晚（1936年4月加入中共）；二是缺乏土地革命时期资历；三是东北军出身的中将已经有万毅作代表了。
8. 贺炳炎
贺龙部队中走出的独臂上将，被认为授衔偏高。
贺炳炎1913年出生于湖北松滋，是著名的独臂将军。贺炳炎1929年随父贺学文加入红军，历任红三军手枪大队区队长、大队长、襄北独立团团长、红八师二十二团团长、红二十团团长、红二十九团团长、新兵大队队长、黔东独立师师长、红六师十八团团长、红二军团五师师长、六师师长，参加长长征。长征期间身负重伤，右臂截肢。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0师358旅716团团长、120师第3支队支队长、358旅副旅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北野战军副司令员、晋绥军区第三纵队副司令员兼第五旅旅长、西北野战军第1纵队司令员、解放军第1军军长、青海军区司令员。1952年，贺炳炎任第1军军长兼青海军区司令员，定准兵团级。1954年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任成都军区司令员。按资历和战功，贺炳炎应授中将，但他却被评为上将，最主要的原因是贺龙的红三军嫡系中没有合适的上将人选。本来副兵团级的廖汉生更有希望，但他一来是政治干部，二来是贺龙的外甥女婿。反复权衡之下，还是贺炳炎胜出，成为唯一一名准兵团级上将。
9. 徐立清
三番五次申请降衔终如愿，被认为授衔偏低。
徐立清1910年生于河南商城县申家湾（今属安徽金寨县）。1929年参加红军，1930年加入中共。历任红军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团政治处主任、师政治部主任、军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总卫生部政委，八路军师政治部组织股股长、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纵队政委、旅政委，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主任、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纵队政委，军政委、兵团副政委等职。1955年评定军衔时，正兵团级现役军队高级干部一般都授予上将军衔。时任军委总干部部副部长的徐立清，在1952年被评定为正兵团级，完全符合授予上将军衔的条件。他向罗荣桓部长写了要求低授军衔的报告，没被同意。徐立清又先后给毛泽东、党中央、中央军委和罗荣桓连续写了几封信，表明决心。周恩来亲自找他谈话后，同意授予他中将军衔。
10. 袁也烈
被认为授衔情况偏低。
袁也烈（1899年10月19日－1976年8月8日），湖南洞口人。1925年加入中共。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干事，国民革命军叶挺部部连长、营长、团参谋长、参加了北伐、南昌起义。后任红军第八军纵队参谋长、第七军第二十师团长。
1939年后，任山东军政干部学校副校长、抗大一分校训练部部长、清河军区参谋长、渤海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纵队司令员、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袁也烈在湖南一师听过毛泽东的课，担任过林彪的老师和上司；他入党时，彭德怀、贺龙还没入党；同时在黄埔军校任职，徐向前没有他的名声响。1952年评级时，袁也烈被评为准兵团级，应授中将，却只被评为少将。这与他的一段经历有关：1931年5月袁也烈在上海养伤时，被英国巡捕搜捕，关进提篮桥监狱。后来，组织上对这段历史问题迟迟没有结论，使得本可以定中将的他只是少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