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在中国文化和语境里与基督教所说的义人的义既有差别又有相似之处。基督教中的义人是指那些按上帝旨意和律法做事的人。而上帝的律法最重要的是爱他人，不是爱自己。而中国的义既有基督教里的义人的义的含义，也有义气的义。比如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义就是为兄弟可以两肋插刀的义气，而赵氏孤儿里程婴的义则不是兄弟义气，而是家国情怀。但无论是刘关张还是程婴，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都是为了别人可以牺牲自己的性命的。所以，古今中外，义这个字代表的都是施予、爱他人以及爱整体胜过爱自己。与之相对照的个人主义，则和义不沾边。
孔子说：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于利。这里面的义指的是天理和道义。可如何行为做事才能自然而然地遵循天理和道义呢？按孔子的说法就是要去人欲，只有去人欲，才能存天理。灭掉人欲，天理也就自然显现。天理就是道义，也叫良知。后来程朱解释这个人欲是过度的欲望，因为一点人欲没有就不是人而是神仙了。作为普通人不可能一点人欲没有，那种不食人间烟火，不接地气的人也不在我们的议论范围之内。
那么石凳说国家衰亡是因为私大于公的道理何在呢？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任何朝代和国家都有兴亡盛衰，这是不变的规律。尧舜禹三代公天下的圣人，也无法保后世长盛不衰。在禹之后，因历代继承人私心渐盛，国家也就逐渐分崩离析了。周朝绵延八百年，最后也是被诸侯王私心私利所亡。蒙古兴起时，虽野蛮残忍，却也能横扫天下，靠的是上下同心，兄弟相助，那是诸侯王私心最小的时期。成吉思汗死后，各汗王私心日盛，终于在忽必烈时期分裂，兴盛一时的蒙元帝国也不久后轰然倒塌。明王朝在政治上是亡于党争。党派利益超越了国家利益就是私，所以明王朝也是亡于私。而共产党之所以战胜了国民党，不仅因为共产党当年是以公天下的伟大目标号召人民，重要的是共产党聚集了一批公心大于私心的精英。在共产党内部则是提倡公心，批判私心。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其实就是一种公心的表现，而反对自由主义其实就是反对私心过重，强调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现在有人批判共产党人的党性高于人性是不人道，不讲人情人性，其实是不懂这是公与私的问题。
共产党后来之所以腐败，和当初的国民党其实一样，就是私心越来越重，越来越讲人情世故，以至于把公事当私事办，私事当公事办变成了官场的座右铭。
有个沙溢主演的电视剧《渗透》，很经典地描绘了私心是如何毁掉一个部门的。沙溢演的是一个被共产党策反的间谍后来潜入国民党要害部门进行颠覆活动的故事。有趣的是，这个间谍不搞情报，不搞策反，而只是靠利益腐蚀那些高管，蛊惑他们的私心，利用他们的私心，让他们相互猜忌，相互提防。逐渐地搞垮了这个重要的部门。虽然这个故事描写的是国民党，但同样适用于今天的共产党。
一个国家的统治精英如果私心过重，制定政策时只为本阶级谋利，而不管大多数的普通百姓，那这个国家必然衰亡。决定一个国家兴亡不在于老百姓是否有私心，老百姓有私心很正常，他们参与不了国家政策的指定，所以对国家兴亡没有影响。而统治精英就不一样了，他们的公与私，决定着国家的走向。中国共产党制定政策时，如果只是想维护共产党自身的利益，那国家一定是越治越乱，越走越衰。反之，如果为国家的和人民的整体和长远利益考虑，国家就会越来越好。强调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个人权利确实可以繁荣经济，但社会则会越来越堕落。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二元变化就是证明。孟子说：举国交征利，国危殆。警惕的就是经济繁荣，道德沦丧的社会。
这点对民主制国家也是一样。如果治理国家的精英团体和党派，将党派利益和团体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那国家内部必然矛盾加剧，社会必然撕裂。而具有选举权的大众，只考虑自己的私利，以自己的私利为出发点参与政治选举，那国家就会民粹化，国家整体利益将不复存在。今日的美国就有这个趋势。
在世界范围内也一样。美国之所以登上世界领导的位置，不是靠能打和GDP，而是靠付出。如果没有马歇尔计划，欧洲会心甘情愿服从美国领导吗？如果像川普那样推行美国优先主义，又想当世界领导，那就不是世界领导，而是世界霸王。
随便聊几句，有空再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