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随笔 《仰止孔子之说儒篇》 上

           

 

            仰止孔子,景行行止。格物致知,致中中和。泱泱华夏,唯子独尊。悠悠我思,天下至诚。    
          《影响世界历史一百位名人》是美国物理学家、普林斯顿天文学博士麦可·哈特于一九七八年所著。后人对著者为人类选出这一百位名人,大致给予接受。这一百位名人里,思想家,哲学家,宗教领袖和科学家居多,也有少数政治家。毛泽东排第八十九位。发明造纸术东汉的蔡伦意外地排在第七位。春秋孔子排在第五位。他的继承者孟子排在第九十二位。在中国孔子家喻户晓,荀子自立旗杆批孟子,主张“人性本善”,西汉董仲舒向汉武帝献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东汉班固主张“三纲五常”。以致南宋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以儒家正统自居,明洪武二年(一三六九年),科举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考试科目。在元明清三代的六七百年,这本“错得一塌糊涂”的本子以帝王威权一直凌辱文人思想。近代五四“打倒孔家店运动”和文革“批孔运动”,孔子自孟子后从来没被真正认识,孔子思想从来没被真正继承,两千多年来,就有这么多所谓的学者借孔子大名和儒学道理将其视为“术”为帝王统治服务。谭嗣同在《仁学》中说:“两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之学,荀学也,皆乡愿(注:伪善)也。”
            笔者认为,近代中国自民国推举“德先生赛先生”后,思想领域始终没有躲避开联共斯大林所篡改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这一早已被当代人类普世价值所唾弃的“又臭又长的裹脚布”。我们祖先曾经有过非凡的思想,该到了重新去认识的时候了,无论这一思想是否能完全适应于今天,但重新认识有其必要性。
           春秋诸子百家是中国历史上哲学思想集大成时代。儒家思想自古至今始终受到尊敬弘扬,这里暂且不讨论今天我们了解的儒家思想和当年孔子所提倡的到底有多少不同,首先对儒家思想的“儒”作概念理清。《四书五经》的规范出于南宋程朱学派的朱熹之手,其中《五经》“据说”源于孔子之前,在《庄子,天运》里,孔子对老聃说:“我研究《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时间很长了。”至汉代,其中《乐经》因亡佚了,在《汉书,艺文志》已无记载。唐朝时因唐太宗令颜师古考订《五经定本》,令孔颖达等撰《五经正义》,其孔撰官修的《礼记正义》简称《礼记》,和其他八本经典合成作为唐朝科举考试的教科书,后人称《九经》。至于《四书》,南宋朱熹将《礼记》中的两篇重要文章单独成书,编为《大学》和《中庸》,和《论语》《孟子》合成《四书》。将《易经》《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合成《五经》。这里要提一笔,《大学》《中庸》虽然出自《礼记》,不是孔子所研究《礼》的内容之一,也就是《大学》《中庸》和孔子是毫无关系,传说孔子只对上述这么多经典里的《诗经》和《春秋》有过编撰。至于孔子和“儒”的关系,只有出自《论语》里一句话,孔子对他的弟子说:“女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句中“女”当“汝”,意思是你要成为君子儒,不要成为小人儒。历代自以为研究儒学的大家,包括当代所谓弘扬国学的著名大学教授,对《论语》每字每句拆解至极,而对“小人儒”又含糊其辞,以为不重要或者根本就没把“儒”搞清楚。民国章太炎先生在著名的《国故论衡》里对“儒”的广义和狭义定义作了论述,这一论述同时也创立了“词义由古今异”的一个历史见解。先生认为,“儒”由从一个广义的,包括一切持有技能,卜术之士的“儒”,后来竟缩小到那“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的狭义的“儒”。孔子对弟子提出“君子儒”和“小人儒”可见在孔子的时代,“儒”的流品是很杂的,有君子的儒,也有小人的儒。东汉儒学大师郑玄在《周礼》校注里,提到“儒”是“有六艺以教民者”,可是按照胡适先生对《周礼》本身可疑来看,郑玄也没有在其他著书里证明过上古确有“持六艺的儒者”。
                《说文解字》里对“儒”的解释是,“儒,柔也,术士之称。”笔者这里多加一笔,《说文解字》是东汉许慎编著的一部重要的文字工具书。它对上古文,也就是汉之前篆体文字进行了整理和规范解释,为汉,唐,宋时代的汉文传承发展起到了无与伦比的作用。《说文解字》写明了在上古文里,“需”和“耎”相通。《周易》对“需”解释为“密云未雨,故为迟待疑滞之象。”章太炎先生从古典中对“儒”的各类注解,总结了“儒”的第一义是一种穿戴古衣冠,外貌表现文弱迂缓的人。在《檀弓》里描写孔子临死时自称为“殷人”。他生长在鲁国的殷人家庭,长大后还回到他的故国去住过一个时期。胡适先生提出“儒”再进了一层,是指在鲁国殷的遗民,穿戴殷的民族衣冠,习行殷的古礼。笔者觉得两位大学者对“儒”的定义值得确信。那么这帮衣冠殷服,外表文弱的儒者,在孔子时代的社会里怎么“混饭吃”呢?《荀子,儒效》篇里对此描写是,他们是很贫穷的,往往“陷于饥寒,危于冻馁”;这是因为他们不务农,不劳作,是一种不耕而食的寄生阶级。第二,这些儒者颇受人轻视与嘲笑,因为他们的衣食须靠别人供给;然而自己倒还有一种居傲遗风。第三,他们有职业,那是一种礼教“策划”的职业:他们熟悉礼乐,人家有丧祭大事,都得请教他们。因为人们必须请这些儒者治丧相礼,所以这些人虽然贫穷,却有些社会地位。骂这些儒者的可以说是“因人之野以为尊”;他们自己却可以说是靠知识做“衣食之端”。第四,这些儒者是实行“久丧”之制的,而他们最重要的谋生技能是替人家“治丧”。他们正是那殷民族的祖先教的教士,这是儒的本业,说白就是殡葬业者,孔子同样如此,这在《论语》中多次描述过。《论语》中同样也记述了孔子在殡葬业空闲之余,还教学生“礼”,在鲁国做了几年官,还随学生周游列国。弘扬儒家思想成了后人视为“圣人”。正如《孟子》最后一章有这样的记述。
       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
        这样的低徊追忆不是偶然的事,乃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传说几百年流行的结果。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五五一年),上距殷武度的灭亡,已有五百多年。大概这个“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预言由来已久,所以宋襄公正当殷亡后的第五世纪,他那复兴殷商的野心也正是那个预言之下的产物。到了孔子出世的时代,那预言的五百年之期已过了几十年,殷民族的渴望正在最高。这时期,忽然殷宋公孙的一个嫡系里出来了一个聪明睿智的少年,起于贫贱的环境里,而贫贱压不住他,他多才多艺,使他居然战胜了一个当然很不好受的少年处境,使人们居然忘了他的出身,使他的乡人异口同声地赞叹他:“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孔子弘扬已经“亡国遗民”的儒学,将儒学曾经的柔弱形象改变成刚毅进取。孔子推崇“仁”,“仁”用现代文解释就是“朝着自己决定的人生道路坚定地走下去。”他提倡担负起天下重任,他说“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他还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所以他劝导学生做“君子儒”不做“小人儒”。“君子儒”就是以天下大任为己任,无私地去承担。“小人儒”就是有私心,在大是大非面前“躲躲闪闪”。胡适先生将“小人儒”称作“俗儒”甚为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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