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慕克的萬花筒和鏡象藝術
傅正明
在伊斯坦堡古城，博斯普魯斯海峽大橋把歐亞兩洲連接起來。2006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土耳其作家奧罕·帕慕克（Orhan Pamuk），像橫跨歐亞的大橋一樣，以他的寫作把東方和西方連接起來，融為令人驚異的文學景觀。瑞典學院頒獎給帕慕克，是因為他「在探索他的家鄉城市的憂鬱靈魂時發現了種種衝突和文化交錯的新象徵」。
在兩大文明之間
作為東方文明的兒子，帕慕克從小受到阿拉伯藝術教育，立志成為畫家。他曾在伊斯坦堡技術大學學習建築，並在伊斯坦堡大學學習新聞。在文學方面，給他最深刻影響的無疑是《一千零一夜》的色彩斑斕的故事世界。
作為西方文明的乃至世界文明的探索者，他受到歐洲文藝復興和啟蒙時期的作家和思想家的廣泛影響，對西方現代派和後現代派文學藝術有深厚的學養。八十年代，帕慕克在美國留學訪問期間對西方社會的觀察給他帶來新的開闊的視野，因此，在他的小說中，不難發現《十日談》的故事技巧，堂·吉訶德的「愚蠢的崇高」，啟蒙思想家的求真精神，杜斯妥也夫斯基的靈魂的自我拷問，湯瑪斯·曼的現實主義原則，博爾赫斯(Borges ) 的魔幻風格，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的智慧和樂趣 ……。
在思想內容上，東西方文明的交錯和整合，是貫穿在帕慕克小說中的一個重要主題。
在他早年的《寂靜的房子》(Sessiz Ev)中，一個老祖父不斷自我詰問的問題是：為什麼伊斯蘭的東方落後於西方？他因此致力於編撰啟蒙的百科全書，成為一個堂·吉訶德式的理想主義者，結果被逐出伊斯坦堡。
在小說《雪》（Snow）中，主人公卡 --- 一位流亡德國十多年的伊斯坦堡詩人重返故園，作者把官場腐敗，城鄉差別，庫爾德分離運動，恐怖活動和突發的政變，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和基督教上帝的發現，左翼詩歌和戲劇運動等當代時事和意識形態衝突，濃縮在土耳其最貧困偏僻的山城卡斯--- 歷史上奧斯曼帝國與俄羅斯帝國的交界之處。
小說《我的名字叫紅》(My Name is Red)的情節是與十六世紀的畫家相關的兩樁謀殺案的破解，撲朔迷離中的深層謎底，是奧斯曼大師為首的細密畫家對威尼斯透視畫法的抵制，換言之，這兩種相頡頑的藝術風格，是東方和西方透視社會的不同眼光的隱喻。細密畫法的衰落和透視畫法的流行，透露了現代西方文明的曙光。
在藝術上，帕慕克長於在大故事中套小故事，或採用多重第一人稱講故事。《我的名字叫紅》全書五十九章，就有五十九個角色，包括擬人化的動物、植物和物件的講述。《黑書》（The Black Book) 和《新人生》（The New Life) 都是借鑒西方後現代手法刷新土耳其小說的範例。
帕慕克小說的音樂美，如娓娓動聽的多重奏，在模進、移位、對位和複調中圍繞主旋律呈現多樣的變奏。其小說的繪畫美，如杜尚（Marcel Duchamp）的藝術，不大講究對稱，卻能把對立的兩極揉為圓融的一體。其小說的建築美，有大廈的宏偉，在緊湊的結構中，沒有游離於整體之外的零散磚瓦，如哲學迷宮，讓人在困惑中尋找出口，也像一座保留了古色古香的現代化城市--- 他的伊斯坦堡，如作者在《伊斯坦堡 --- 一座城市的記憶》(Istanbul: Memories and the City)中所表現的那樣，猶如巴爾扎克的巴黎，狄更斯的倫敦，更像喬伊絲的都柏林。帕慕克崇尚的小說結構原則是：開頭如童話故事引人入勝，中部如惡夢聯翩令人緊張，最後如愛情故事給人溫馨。
帕慕克筆下的林林總總，形成一個令人應接不暇的藝術萬花筒。最為迷人的，也許是他的鏡象藝術（Mirror Image Art），即為小說的某些人物設置酷似鏡子裡的影像，以豐富、補充人物性格或揭示人物性格中「他我」(alter ego) 的另一面的技巧。例如，批評家發現，在《雪》中，幾乎每個人物都有一個鏡象人物，主人公卡的鏡象，是他的小說家朋友奧罕（即帕慕克的名字），在卡死後根據他的筆記來講述故事。
本文著重探討的，是帕慕克1985年出版的歷史小說《白色城堡》( The White Castle)中的主僕鏡象。這部小說是使得作者在榮獲諾獎之前贏得多種文學獎而享譽全球的重要作品。
讓主人照一面僕役的鏡子
鏡象人物的設置，在中外文學史上均有悠久的傳統。莎士比亞名劇《第十二夜》中的主人公，即孿生兄妹薇奧拉和西巴斯辛就可以視為鏡象人物，相貌酷似的兄妹經歷一次船難而悲歡離合的情節，很容易令人想到希臘神話故事：人最初有兩個腦袋四手四足，後來被神一分為二，因此不斷尋找失落的一半。在《紅樓夢》中，賈寶玉夢見甄寶玉，驚喜交加。解夢的襲人說：「那是你夢迷了。你揉眼細瞧，是鏡子裡照的你影兒。」可見，甄寶玉乃是曹雪芹為賈寶玉設置的鏡像人物。
帕慕克的鏡象人物的設置有其自身的特色。他的《白色城堡》的情節發生在十七世紀：一個沒有名字的義大利學者被土耳其海盜俘獲，帶到伊斯坦堡後淪為小官吏合加（意為主人）的僕役。這兩個人驚異地發現：他們的長相簡直如孿生兄弟一模一樣。後來，主人合加又發現僕役有豐富的科技知識，開始虛心向僕役學習。當黑死病蔓延時，合加借西方衛生學和貓捉老鼠的辦法抑制了病菌的傳播，得到奧斯曼帝國的蘇丹（君主）的器重。他進而用西方科技來製造巨型人力戰車，為侵略波蘭的戰役效勞。土耳其軍隊在圍攻卡爾巴阡山麓的「白色城堡」 時，奇形怪狀的戰車陷進泥沼，導致土耳其軍隊慘敗。害怕蘇丹問罪斬首，合加換上僕役的服裝逃往威尼斯，僕役則換上主人的服裝留守土耳其。
這部小說不但趣味盎然，而且寓意深長。《寂靜的房子》提出了為什麼東方落後於西方和思想啟蒙的問題，《白色城堡》則涉及東方面對這一困境的具體對策。中國讀者無疑會聯想到近代思想家魏源提出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 的思想。儘管魏源同時認識到「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但魏源以為「中國智慧無所不有」，則難免夜郎自大。與魏源不同，帕慕克筆下的合加在西方文明中發現了東方沒有的智慧，即希臘文化中「認識你自己」的智慧，以及基督教的罪感或羞恥感。
一方面，合加拷問僕役，要他招供罪孽，在象徵意義上追究了近代西方殖民主義的罪惡。另一方面，合加又要求僕役講述他的夢和記憶，而僕役則在主人的啟發下追溯童年生活，結果，自然勾起了合加自己的回憶，向他的僕役盡情傾訴。他們就這樣一起度過漫長的冬夜。
在這裡，兩個鏡象人物扮演了精神分析學所說的施虐者與受虐者的角色，同時也扮演了分析醫生和神經症患者的角色。主僕身份的遊戲般的互換，表現了兩個人物的神經症的既自戀又自厭的傾向，表現了「自我」成為「他者」的自居或認同過程。他們的角色掉換之後，為雙方帶來了新的生活，新的思維，新的語言需要，結果雙方都如魚得水，倖免于難的僕役甚至成為土耳其的聖賢。
理想人格的追求
從主人合加和僕役的性格特徵來看，前者性格外向，脾氣暴躁，富於冒險精神，卻敬畏科學和理性，後者性格內向，脾氣溫和，精於自我保護，充滿文學幻想。這和我們慣見的西方人和東方人的性格相比，也許正好相反。作家之所以這樣刻畫性格，也許有其深層的美學追求。因為主僕的性格差異，導致他們貌似神離，主人有男性特徵，僕役有女性氣質，而作家則指望雙方在性格發展過程中達到貌似神似的境界。從精神分析的術語來說，這就是卡爾·榮格根據佛洛伊德的概念加以發展的「精神上的雌雄同體」，一種超越文化界限的集體無意識。
正是在主僕雙方性格的發展過程中，當他們討論東方和西方問題時，人物語言獲得了雙重意義，即悖論或吊詭（paradox），重疊和模糊，對立和整合。也正是在這樣的情形下，蘇丹在觀察他們的言行時，弄不清主人合加身上究竟有多少僕役的品格，僕役身上究竟有多少主人的氣質。僕役因此這樣自言自語：
他靠察言觀色解決我們之間的糾紛。我發覺他的觀察有時很幼稚有時很聰明，因此令我感到困擾。我日漸相信：我的人格已經從我身上分裂出去融合到合加身上去了，而合加呢，也在向我靠近……。自主性將突然終止，變為我們中間的一個，不妨這樣假設：「不，這是他的想法，不是你的……此刻你正在掃視周圍，就像他一樣。成為你自己！」 當我驚異地忍俊不禁時，他繼續說道，「這樣不更好嗎，好得很啊，你們兩個從來沒有一起照鏡子嗎？」當我們一起照鏡子時，他就會問：這兩個人哪一個是你自己？
小說由此引進結尾的「愛情故事」。兩個鏡象人物相互之愛的需要，帶有同性戀的意味，但並非肉體之戀而是精神之戀：
我愛他，就像愛我在夢中見過的那個無助的可憐的鬼魂，我仿佛窒息在那個鬼魂的恥辱、憤怒、罪惡和憂鬱中，仿佛看到一頭垂死的痛苦掙扎的野獸時被一種恥辱感擊敗了，或者，我仿佛被我寵壞了的兒子的自私激怒了。
這樣的獨白，既可以讀作主人合加的，也可以讀作僕役的。這裡表現出來的同情和愛，無疑是帕慕克小說的亮點。蘇丹因此對合加說：「每一個地方的人都可以互相認同，這一點，難道不是最好地證明了他們都可以設身處地 （take each other's place）為他人著想嗎? 」這句話，也許可以作為這部小說的「文眼」。
從「民族寓言」的角度來看，由於作者把歷史、想像和現實揉在一起，合加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東方開明專制者的象徵。蘇丹由於年輕，尚未成為暴君。在作為基督徒的僕役身上，則體現了古希臘羅馬以來的西方民主傳統。這裡的東方與西方的差異，本質上是東方的前現代與西方的後現代社會之間的距離。作者暗示出，一個民族的痼疾既要自我治療，又需要外來醫生的輔助治療。不難發現的是，沿襲數千年今天仍然活躍的東方專制文化更具男性色彩，而在相當程度上馴化了野蠻人性的西方民主主義文化（ 尤其是歐洲價值）則帶有女性色彩。只有東方精神和西方精神的互補和融合才能創造健康的民族。
因此，閱讀帕慕克的作品，我們不但可以從他的藝術萬花筒中得到審美的愉悅，而且可以借他的鏡象給我們自己，給我們的民族照一面鏡子。
《明報月刊》2006年11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