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学语文教语文的一生（40）
为学生出书而被迫打官司
1986年5月2日上午，校办主任急急忙忙找我说：“武昌区法院来通知，让我们学校派人去法院，说明湖北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李培永编的《少年改革者的大胆设想》一书的有关情况。你是当事人，你去法院说说，回校后直接向李水生校长汇报吧。”
下午二点，准时到区法院经济庭，找到一位姓段的同志，他在开始谈话前，首先声明有书记员要做笔录。
段问：“你知道有关《少年改革者的大胆设想》一书的发行协议吗？”
我答：“知道。”（我即开始叙述编这本书的始末……）
段打断我的话，说：“请你只谈发行协议的事！”
我答：“发行协议只是编《少年改革者的大胆设想》这一书的结果，你不是要求我说说‘有关情况’吗？如果他们不要求我编这本书，哪来什么发行协议呢？”
段说：“好，那你就说说与发行协议相关的事吧。”
我详细叙述的要点如下：
一、编这本书之前，该社负责编辑中学教学参考资料的黄榕，与我在湖北省教研室偶遇，相识相熟后，商定以华中师大一附中语文教研组的名义，为该社编写出版《高中语文备课手册》全套六册，还有与《语文》课本配套的《练习册》六册，且练习册中编入了期中、期末考试题及“参考答案”。畅销省内外。
1984年7月2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新闻播出：“武汉市市长吴官正，给华中师大一附中初二学生王江回信，赞扬她写的《假如我是武汉市的市长》写得很好， 文中的建议和意见，我们将在工作中努力去办。”
不到一个月时间，全国各地青少年掀起“假如我是市长”的热潮，各地报刊争相报导，江苏省教育出版社率先来联系出版该生的作文集。当我把这个信息告诉黄榕时，她表示“肥水不留外人田”，请我抓紧时间赶快编写，他们负责出版。并通过我请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教法》研究所所长张定远先生给这本书写了“序言”。
二、成书在前，协议在后。协议是应黄榕的要求，写给该社总编发排用的，只对一方有约束。
三、成书过程中，出版社态度积极主动。为了尽快拿到张定远先生的“序言”稿，还派两位年轻编辑跟我一起去桂林参加全国语文教改盛会，面请张先生赐稿。（张先生是那次盛会的秘书长）。
四、该社发了征订通知后，未如期出版，误了发行最佳时期，我们原来联系的长江书店以该社失信为由拒绝发行。
五、书价改动后没有通知我方，更没有重新发订书单更正。
六、出现发行困难后，不是协商解决问题，而是执意扣发《高中语文备课手册》、《语文练习册》的稿酬要挟编者。
最后，感谢段同志非常耐心听完了我的陈述。
段答：“该社扣稿酬是违法的，既然他们不愿协商，那你们就准备应诉吧！”
我在法院笔录文书上签字后回到学校。
这次为学生出书时，我哪敢擅自做主啊！
李水生校长原来是袁福校长任上的副校长，1984年9月27日下午，华中师大负责分管附中工作的邓宗琦副校长，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宣布成立新的领导班子，李水生接任校长。
此前，我们实验班的学生王江写的《假如我是武汉市的市长》，受到市长吴官正的赞扬。
接着，《长江日报》、《文汇报》、《羊城晚报》相继摘要报导了这个消息。
9月5日，上海《语文学习》来函：“推荐稿发来的当天，我们即定下发排。”
9月8日，北京《中学生》杂志社记者刘谦，专程赴汉，采访王江和她的老师、父母、同学。回京后写成报告文学《小市长王江》，公开发表在《中学生》杂志上。
9月9日，江苏省教育出版社致函学校领导，商量调看王江的作文，表示了出王江作文集的意向。
10月初，一直在我们班课外辅导学生写作的武汉著名青年作家董宏猷，应上海《少年文艺》之邀，很快完成报告文学《王江旋风》，公开发表。
10月20日，我在湖北省教育出版社与黄榕编辑，洽谈出版《课外练笔》一书，她拟定为86年出版计划；还想我们语文组再编一本指导学生提高现代文阅读能力的书稿。她表示前段我们合作愉快，希望继续合作，争取86年出这两本书。后来谈到出版王江个人的作文集，她说：“只要你们能包销三万本，就可以马上出版。你们何必舍近求远去找江苏教育出版社呢？”
我回学校向李水生校长汇报后，他非常兴奋地说：“这是好事啊，就是赔本我们也要搞出来！你马上打电话告诉黄榕。”
10月22日，教育出版社黄榕来学校，洽谈出版王江作文集事宜，初步拟定书稿编辑提纲。
10月31日，我去出版社与黄蓉谈妥了出版事宜，她要求三天后交初稿。
11月3日，她派编辑小徐来学校取走初稿。并决定让编辑小徐和小冯跟我一起，去桂林参加全国语文教改盛会。
这就是成书的全过程。
1986年5月23日中午，教导处陈传理主任受李校长之托，将武昌区法院的起诉书转交给我。我立即去找李校长请示怎么办？
李校长看完起诉状后，微笑着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要打，我们就打得她头疼！你先做一些准备工作，找在法院工作的家长学点常识，问他们怎么打赢这场官司。我们一定要打赢，而且一定可以打赢！你还要通过报纸造舆论。我相信你有办法的。”
当晚即去湖北省高级法院找谢晖的父亲谈官司一事。谢晖初中三年是我们语文实验班的，高中被我抓到实验班后非常高兴。他父亲不仅多次来学校参加家长会，平时也经常有联系。他听说这件事后，认为我们肯定可以打赢。并告诉我怎么写答辩状，怎么抓对方的要害。最后还表示，到时帮我们找一位资深高级律师出庭。
5月24日上午，我带王江和雷霓（武汉市当年“楚才杯”特等奖获得者）两个学生，应邀去武汉市文化俱乐部，参加湖北省少儿出版社“作者·读者·编者”联谊会。在会上遇到很多老朋友，与少儿出版社的饶编辑谈了今后的一些设想，他表示会后去学校再深谈。与青年作家董宏猷相见后，就一直研究如何打赢官司。
中午饭后，应董宏猷邀请，下午带两学生去他夫人所在的武汉市先锋中学，参加该校举行的“假如我是……”的动员大会。王江现场演讲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我发言介绍了王江的成长过程，并告诉大家，她现在华师一附中读高中语文实验班，学习的《写作》实验教材中 ，就有她初中写的《假如我是武汉市市长》一文。师生鼓掌更热烈了。
散会后，我让王江和雷霓两人先回家。我与董宏猷继续商量下一步的计划。请他出面找《武汉青年报》帮忙。当晚找到负责人杨华刚家中。董宏猷简明扼要说完情况后，杨华刚当即决定，6月3日头版头条见报。请董宏猷执笔写稿，我负责提供素材：王江作文在全国的影响；读者的层次；读者的地域遍布全国；王江的近况等。
我将这两天的情况及时向李校长汇报后，他说，到时还是要请律师去打官司。
5月27日，谢晖的父亲带我去武昌区法院经济庭，见到万庭长。老谢介绍了我是华中师大一附中的老师，万庭长听我说完案情之后，表示明白了。然后，请我介绍了今年华师一附中招生的情况。言外之意，心领神会。回校向李校长汇报之后，我要求校长派一位领导参与此案的处理，他说此案由你全权处理。在我再三要求之下，他让我们语文组的孙明理老师与我一起去法院处理此案。
6月3日，《武汉青年报》头版头条发了董宏猷的文章《不能忘却的纪念》，回顾了王江写的《假如我是武汉市的市长》发表两年来的情况。
6月4日上午8点，武昌区法院经济庭，我和孙明理两人与万庭长，还有具体经办此案的小吴等见面，交上身份证明及答辩状，直到9点40分，教育出版社的聂昌慧和律师张耀东（中南政法学院教师，约30岁左右）才姗姗来迟。
小吴说明此次通知双方会面的目的，然后让我们分别说一下有关情况。还没有宣布谁先发言，对方律师企图先发制人，开口就极不礼貌地进行人身攻击。我当即予以坚决回击，严肃指出他缺乏应有的职业道德，既不尊重法庭，按时到庭，又不讲理。我们不愿意与这样的律师说明情况，请法庭按法律程序处理此案。
小吴当庭宣布休庭。请双方等候通知，并强调下次开庭双方必须准时到庭。同时告知那位律师，你们出版社扣发与此案无关的教师们的稿酬，是严重侵权行为，你懂法律的，请自重。
临别时，小吴要我们回校准备证据，设想几套处理方案。
与教育出版社在法庭的第一次交锋之后，由于我在暑假期间要外出开会，万庭长表示，那第二次开庭就在开学以后再说吧。
回校向李校长汇报上述情况，他非常满意。学校放假前，教育出版社财务通知我们语文组，取回了被扣的稿酬。不能不感谢对方律师帮了我们的忙！
【附录】 序 言
张定远 章 熊
《少年改革者的大胆设想》这本书给人们带来了一股新鲜的气息。为一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出书，这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假如我是武汉市市长》这样的作文题目，在过去也是很难想象的。
为什么不能给一个娃娃出书呢？除了内容比较幼稚以外，大约还因为没有把握——谁也无法保证这孩子的未来。
至于《假如我是武汉市市长》这个题目，恐怕有些人也会斥为“狂妄”。然而，作为一种时代的记录（尽管只是一个小小的侧面），它自有其存在的价值。这是因为，王江同学这一行动本身记录着我们时代的脉搏，记录了“改革”潮流的冲击在小小心灵中所引起的巨大回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佩服编者和出版者的胆识。由此我们也有这样一个祝愿，希望青少年同学们从这本书中受到启迪，要象王江那样，立志当一个三好学生，做改革的小闯将，把自己培养成为祖国四化建设的后备军。
作为语文教学工作者，这本书对我们还有珍贵的资料价值。这是目前不易多得的原始资料，是值得心理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语文老师分析研究的。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青少年思想、思维、语言的发展，以及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从中得到启发。
本书除入王江同学的《假如我是武汉市市长》一文外，还收了她的日记选、书信选和其他一些习作。这些习作内容充实，朴素清新，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时代气息，决无学生八股腔调。它们象春天五彩缤纷的花朵一样，令人喜爱。这样的习作，对同龄青少年来说也同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同学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有用的东西。
对于我们从事编写试验教材的人来说，这本小书还带给我们一种温馨的感觉。王江同学和她的伙伴们使用的语文教材，是我们编写组编写的，书中还收入一封写给我们的信。这封信给我们以鼓励，更给我们以压力，促使我们正视自己的不足，认真修订好这套课本。
1985年1月15日
